家宴

□文／汪黎

小时候，准确说是小学三年级后，我喜欢上了过年。再准确地说，是喜欢除夕当晚。

那一天的晚上，爷爷奶奶，我们一家，大伯一家，姑姑一家，十一口人，齐齐整整坐在奶奶家狭小的客厅里喝酒吃饭，热闹而亲切。

我们家离奶奶家就三层楼梯的距离，加上作为小儿媳的我妈陶姐平时搭惯了手，当天午饭后，陶姐会早早在厨房举行仪式，将家里的财神“接”回来，然后去奶奶家进行除夕家宴的准备工作。

大伯母擅长做面食。有一年，她提议包饺子，这是她从娘家带来的本事。我对吃饺子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但我喜欢大家围拢在一起，热火朝天的感觉，所以我异常兴奋，欢呼着赞同。怎么和面包馅我没有一点印象，只记得当姑姑进来的时候，她脱口而出说要用剩下的饺子皮料做小笼包，她显然有些小激动，撸起了袖子，手法熟练，还预先打着伏笔，“我不会包的，包得这么差，哎呀喂，不知道能不能吃。”

小笼包很受欢迎，姑姑这才放下心来道出一段往事。她的眼睛先是看向奶奶，“妈，你忘记了啊，我十六岁的时候在门口的望江楼当过两个月的学徒，包饺子馄饨小笼包，手都要包得发抖了，可怜的。”

“难怪嘞。”大伯用老酒就着小笼包说。

“你这个大哥，连我当学徒的事都不知道。”就算是在嗔怪人，姑姑的脸庞也还是明媚动人的。

“那个时候，他也出门当学徒了呀，再说我记得你当时也没去几天，说那里太油了。”我爸倒是记得灵清，但他不吃饺子和小笼包，他说这些都不是下酒菜。

那时候的这三兄妹还年轻，没有太多兴趣回忆往事，所以话题说着说着就回到了吃喝上。奶奶是除夕大餐的总指挥，这个从小就是六个弟妹的大姐，嫁进爷爷家后马不停蹄照顾三代人的清瘦女人，干什么都有一种隐隐的运筹帷幄的做派。陶姐负责边角料菜品和费时费事的炖菜，其他的特色菜，各有各的掌勺人。比如我爸进屋来，奶奶会喊一声，“烧油爆虾的回来了！”

奶奶的声音苍老而高昂，从她干瘪的佝偻的身体里发出来，有种时光流逝的余味。我要多年以后才会明白，这声音于我而言，是何等的珍贵。

我爸爆炒的油爆虾又香又脆，堪称一绝。有一年，向来喜欢好上加好、绝上加绝、所谓做过头的他，狠狠翻了一次车。由于火候过大，以及老酒喷得太多，炒锅一下子着起了，一时半会灭不了火，结果油爆虾成了黑焦虾，有一股浓重的苦涩味。奶奶说：“虾好就好在，它是有壳的，所以焦的只是壳而已，剥了壳照样好吃。”

后来奶奶主攻这盘虾，想给小儿子撑场面，其他人则轮番用这道菜取笑我爸，说不是五星级大厨烧不出这成色。

现在回想起来，除夕家宴上并没有什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美味佳肴。也许是菜品太多，盛得太满，抑或是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吃饭的详略，总是一开场就一个鸡腿、两三只鲍鱼、一碗甜羹地灌，以至于没吃几下就饱了，余下的食物就显得可有可无。但我依然会不甘心地赖在饭桌上，看大人们喝酒，听他们聊天。

这是一年当中，最没有后顾之忧的一顿饭，小偷和警察叔叔都回家吃饭了，街上空空荡荡，没有人想着第二天的早起。一切都要等着这一顿饭吃好，等着春节联欢晚会播完，等着一年更比一年严格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下的烟花稀稀拉拉地绽放过后再说。

有一年，大伯开了一坛放在家里超过十年的十斤装老酒。他、我爸、姑父三人预测着能不能将酒喝光。爸爸看向爷爷，“老殿王也喝一点吧，除夕难得的。”

爷爷的酒碗早就伸了过来，年轻的时候，他也是个喝酒的老手，要不是贪酒，他可能也不会脑出血引发半瘫，从而提前退休，终日坐在朝北房间的窗户旁，看人群来来往往。而我还只有两三岁的时候，他就已经用筷子沾着老酒给我尝鲜。所以那次的奋战，不可能没有他。

奶奶也倒了一碗，她本身也喜欢喝一点，尤其是秋天有湖蟹的时候，就着十个蟹脚，她可以美滋滋地喝半碗绍兴黄酒，尤爱会稽山五年陈。奶奶一生勤俭，吃鱼只买鱼尾，饭桌上终年冬瓜不断，红烧冬瓜，虾皮炒冬瓜，奢侈一点，就是咸肉蒸冬瓜。而秋天买几次湖蟹吃，是她几乎最败家的行为。

大伯母不等人劝，爽利地伸过了酒碗，“喝就喝。”

印象里，大伯母是最不女人的女人，不是她不妩媚，而是她不扭捏，她大大方方。她身上好像没有阴影，没有犄角旮旯，她整个人都是平坦的大道，有什么，是什么，明明白白，一览无余。要不是她的严重胃病，我敢断言，她绝对是个好酒伴。多年之后，当我可以和大人们一起碰杯喝酒，我也学着她的模样，爽快有底气，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这是我对她的一种致敬。

记忆里，好像陶姐和姑姑也喝了一点，但她俩总归对这种充满酒精的东西没有好感，借着喜气尝一尝，点到为止。大伯嫌弃她们，“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还舍不得给你们喝呢。”

直到春节联欢晚会都到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大伯才在几人推来搡去的热闹中完成了酒坛里最后一碗酒的分配。爷爷早就躺在房间里打呼噜，奶奶张罗着要给他们热菜汤，好让他们酒后吃一碗热饭垫肚子。姑姑指着对面的姑父说：“你们看，他已经醉了，绝对醉了。”

姑父学着电视里朱军抑扬顿挫的普通话说：“我没醉。”

姑姑说：“你没醉你说什么普通话。”

姑父又学着朱军的口吻说：“不醉怎么就不能说普通话了，普通话是我们中国人民人人需要学会的话，我们就是要说普通话。”

所有人都被姑父的话逗笑了，他就是好醉了说普通话。

奶奶的死来得很唐突，她是跟团去北京看天安门和爬长城后，身体急速崩坏的，她说太累了，身体里仿佛有一块巨大的石头，要将她压垮。我那时候没有反应过来，她的离世，竟然是一把刀，毫无征兆地切断了亲情的念珠，让这个家庭的子女开始四散。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我开始明白一个生命的消逝是需要用许多温情陪葬的，尤其是在中国，大家庭往往是靠一位老年女性串在一起。我那精干巴瘦的奶奶，用她的死亡实现了她子女们人生中的第二次独立，第一次是哺乳期的结束。

自从奶奶去世，半身不遂的爷爷被送进了养老院，我就再也没有过个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除夕家宴。

我们三家试着在酒店吃年夜饭，也试着拆散过，大伯跟着大伯母去丈母娘家，姑姑则跟着姑父去婆家。反正好像一到除夕夜，我们就特别手足无措，不知道要去哪里，要如何收场。

再后来，大伯和姑姑家都有了亲家，这是一种在开始几年会无限量升温的关系，好像两人谈恋爱，走到哪里都要带着对方，如漆似胶。但和谈恋爱的区别是，这并不是一种由发自内心的喜欢而生成的关系，带了不少刻意的成分，可就是这种刻意，让他们的关系看起来更加完美。所以从他们有了亲家开始，他们似乎有了一个新的家族，家族里有他们、他们的下一代，以及下一代的下一代，就像我奶奶在的时候，家族里有她、她的儿女、她的孙辈那样。

那时候起，除夕就变成了我和爸妈三人的家宴，和千千万万个普通的晚餐唯一的区别，就是陶姐会买上几样贵货，证明对除夕夜的尊重。我有过几次不甘心，想让爸妈在大伯、姑姑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除夕家宴时答应下来，但爸妈出于种种考虑，都婉拒了。

最近几年，有过一次例外。面对姑姑锲而不舍的邀请，爸妈终于答应。那一天，我给小外甥女买了礼物，内心充满了期待和热切。

直到进了姑姑家的门，我才看清客厅里还坐着几个陌生人，姑姑介绍是她儿媳的娘家人。儿媳的娘家人都是有身份的人，据说她舅舅之前是某高官的挚友，现在创业成功，身价颇丰。我礼貌，甚至有点讨好地喊了一声“舅舅”，他极具分寸地点了一个微不可察的头。喊完那一声我就有点后悔，觉得自己冒失了，不稳重。而我的补救措施则是让自己待在厨房侧门外的小空地上，看我表弟用外接煤气灶炸响铃。

响铃一根接着一根地滚在油堆里，焦黄酥脆。我对响铃并不感冒，一年到头吃不了几次，但那天我表现出对它极大的热情，研究两种不同馅料的区别，以及不同火候不同油炸时间下对口感的细微区别。爸妈过来和我们开玩笑，说我躲在这里偷吃。表弟将新炸的响铃递给他们，然后爸爸又招呼姑姑过来吃，我们都笑得很开怀，阴差阳错，在开饭前，我重温了一次短暂的节日气氛和亲人之间的默契。我感谢响铃，它在那一时刻，安抚了我的局促，护住了我的自尊心。

除夕夜的隆重和吃酒人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让酒桌上的客套有些详略不当，有时候还会让人无所适从，我后来发现，到底是我世面见得少，这种时候，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舅舅”那样的克制和反应滞后，毕竟一点点热络和示好，都是有风险的，除非有人愿意率先展现自己的市井、俗套或者逊色，而无所畏惧。而我，显然并没有这样的境界。

逃避在那一刻显得尴尬但有用，我在很久后才对那时候不那么体面的自己释然。我后来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要么参加满是虚情假意的商务局，要么参加体现人情世故的关系局，要么参加完全是亲友相会的情感局，但就是不参加混搭局。这样，我才可能在每一局里，调整好各自应有的情绪和状态，享受各自带来的收获，总之，不为难自己。

之后，我们决定保持除夕夜的三人行，爸爸开一瓶红酒，我们三人碰杯，也不错。

忽然有一天，我在一个平常的周末回了趟老家。那天是奶奶的忌日，姑姑、姑父、大伯、大伯母来我家里纪念奶奶。一桌六个大人，加上我这个小辈坐在一起吃饭。

那天，大伯讲起他小时候因为挑食，得了奶痨症，就是营养不良，导致长不高，以至于他虽然一辈子英俊挺拔，却甚是自卑的事。但我其实看不出他自卑在哪里，因为他马上话锋一转，讲他年轻时候在工厂如何受女工欢迎，讲我大伯母如何追求的他。大伯母的白眼随即向大伯射过去，她说：“我现在后悔了，来不来得及？”然后，曾和大伯一个工厂的姑父开始讲他见证下的大伯和大伯母的爱情，说他们如何骗假期去公园约会，说我大伯母请假的时候如何脸红。

之后姑父又讲他是如何千辛万苦地追求我那回头一笑百媚生的姑姑的。他说：“那时候，追你姑姑的人排到了右营堂弄堂口，而且个个条件比我好，我着急啊！”

“后来呢？”

“后来是你爷爷帮的忙。”

“怎么帮的呀？”

“当时追你姑姑最凶的是一个局长的儿子，每天到家里来堵你姑姑。后来，你爷爷急了，直接找到了人家家门口，对着人家局长爸爸说，你儿子再来找我女儿，我打断他的腿。”

据姑父描述，他因为勤劳肯干深得准丈人的欢心，但准丈人在明确将女儿交给他之前做了两件事，首先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看你是喜欢上我家女儿了，但喜欢这种事，得自己来，我劝你抓住机会，路我已经给你铺好了，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当姑父和姑姑明确在一起后，爷爷做了第二件事。在一个毫无征兆的日子，他突击来到了姑父的老家，探访他的父母，当夜，他躺在姑父家的客房里，看到头顶那个满是补丁却异常洁净的蚊帐时，他下了决心——这样质朴的人家，可以当亲家。

我听完故事心中莞尔，作为一个父亲，我的爷爷用了一种极为慎重的方式为他心爱的女儿挑选了伴侣，他用品德丈量生活，我心里是钦佩的。

姑父最后对我说：“你和你姑姑年轻时确实很像，够好看的，但你知道就差哪一点吗？——你姑姑特别会笑，她当时要是对我一笑，我的心就和得了心脏病一样，慌慌的。”

那天，我们七个人吃了一顿继二十几年前全家喝完一坛十斤老酒后，又一场旷日持久的午饭。大人们完全陷在对过往的无限怀念中，他们追忆往昔，畅所欲言，非常满足。我也非常满足，我一下子就知道，小时候家宴的味道回来了，亲情的念珠在无声无息的时光中，又串了起来。

奶奶如果知道了，她会高兴的。

之后我热衷参加他们的六人聚会，大伯和我说：“这可是给你开后门了，你看你姐、你弟，我们统统被拒之门外。”

我加入了这三个老男人的酒局。他们碰杯的频率大大超出我的预想，以至于我在跟着碰了七八回后，开始落后，我说：“你们自己碰吧，我快不行了。”大伯像酒友一样给我倒酒，他说：“你酒量还行，再练练，再练练。”这话让我爸寝食难安，他嘱咐我妈，一定得套出我的话，问我在外面到底喝醉过没有。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不是因为有酒量才和他们喝酒，我是因为和他们喝酒才有了酒量。

这种感觉很奇妙，我像是通过酒杯一头扎进了他们海量的人生中，老酒入喉，我也顺势进入了他们的生命长河，汲取一串串陈旧而醇香的回忆。回忆里他们都有一张年轻的脸，有泪有笑意气风发，如今这些笑与泪都藏进了他们的皱纹里，只有在最亲的人面前，才会掀起风霜重新拿出来咂咂滋味。

我在和他们的一次次超水平发挥的喝酒中，听到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陈年故事。

大伯最大的委屈就是小时候在学校被歧视。他说他们的爷爷，就是我的太爷爷，那个叫汪炳荣的男人是个厉害人物。那时候不仅是当地的保长，还开了一个酒馆，就在弄堂口，规模不小。新中国成立后，太爷爷保长的身份已经让全家有点抬不起头，之后发生的“豆腐篮里藏枪”事件，直接把全家打入深渊。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太奶奶正在酒馆里张罗，突然进来几名警察，一个干瘦的女人随即朝太奶奶的掌柜处靠过来，在太奶奶手边的豆腐篮边停留踌躇。之后，她被一名警察认出，随即被逮捕。因为没有在她身上搜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警察开始在她待过的地方搜查，掀开豆腐篮上的布巾后，所有人都惊出一阵冷汗，一把枪。干瘦女人是个特务，说是在这接头。这样一来，背景不干净的太爷爷就在劫难逃了。很快，全家被打倒。

“我一进学校，就要被打，谁都可以打我，他们在读毛主席语录，我也想去读，被一巴掌打趴在地上，说，就你也配读？”大伯对这个场景耿耿于怀，说的时候面无血色。

“对的，那时候你奶奶夜班，我去给她送饭，走过一个弄堂，所有的孩子都来推搡我，一下比一下重，要不是我跑得快，真当要出事体的，我那时候吓死了，以后送饭宁可绕远路。”姑姑补充得非常及时和认真。

“要不是这样，我不会初中没毕业就不想去读书，十四五岁就出去学手艺。”大伯的乐观就在这个时候展现出来，他随即喝了一大口老酒，笑嘻嘻地说，“那时候有意思啊，我每天坐火车上下班，比你们坐地铁牛吧。”

我给大伯倒酒，鼓励他继续讲。

“那时候，要去旁边一个县做工，算出差，每天补六毛钱的住宿钱，但我那时候胆子小啊，不敢在外面旅馆过夜，我就打听火车的车钱，一问，巧了，来回两趟火车也是六毛钱，那时候你奶奶就每天晚上在家里等我回来，给我烧热水洗脚。”

姑姑就在这个时候笑了起来，她说：“你大伯的胆子啊，比兔子还小，那时候我们三兄妹住在阁楼上，每天夜里，要关了楼下的灯，走一截楼梯，到阁楼睡觉，他就给我们安排，叫我走前面，他走中间，你爸爸走最后，最后的人关灯，最前面的我开灯，他躲在我们中间最安全。”

大家哈哈哈哈地大笑起来，五六十年前的事了，历历在目。

回忆这种事，无论欢愉或者沮丧，荣耀或者难堪，只要沉淀得够久，再回头看过去，都是好的。人生嘛，吃苦不记苦，在温暖的日子里回望过去，一切都会被原谅。

对时间敬上一杯酒，完成一场风和日丽的缅怀。

看着这六个逐渐老去的至亲，我真希望他们个个长命百岁，寿比南山，他们在，我就能吃到家宴的味道，我就知道我的来处有什么，我就无所畏惧，我就不会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