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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娘

时间:2024-05-04

□文/张宗基

我即弥高,写了几十年的文字,却从没提及自己的母亲。弥高从来没叫过一声妈,都叫娘。我即弥高,语出孔老夫子之“仰之弥高”,是伯父给我取的号,大约有勉励之意。

弥高也从来没叫过一声爸,也没叫过一声爹,而叫三叔。

弥高的父亲行三,就叫三叔。

大约因为我们是湖广填四川来的,族谱《张乘家氏》上,弥高的先祖始于明洪武,是个下级军官,调防到广东顺德戍边,解甲归田后于此屯垦。繁衍至建国初,一直讲广东话。

街邻叫弥高父亲“张三爷”,叫弥高母亲“张三娘”。

母亲是1943年从城边乡间嫁到隆昌城里来的,第二年就生了弥高。外公姓陈,母亲叫陈严玉,没有文化,是文盲。在弥高的记忆中,母亲一生都是在挑水煮饭洗衣缝补中度过的。

母亲骂过弥高,说弥高是“大报应”,扯过弥高的耳朵,总是不听话。她是很劳累的,每天要到南门桥挑水,煮三顿饭,倒炭灰,择二煤炭。她是手工业帽鞋社的职工,每天要去北街的帽子社做工,因为是计件,相对也自由些。在到帽子社之前,父亲是行商,自己开车(大万国),他学车是新中国成立前在成都华西坝学的。跑云南贵州、资阳简阳,做小百货、茶叶干杂。父亲活络,能说会道,笑口常开。他赶场卖鸡肠带,别人的卖不脱,他的摊子围满了人,很好卖,收得早。

那些年,家务事都落在母亲身上,冬天打霜落雪,娘都要打着光脚下南门桥挑水、洗菜洗衣服。从家门口到南门桥有十几间店铺,不远也不近,手冻得通红。上了十岁,弥高也开始挑水,当然只能挑半桶,初中挑大半桶。到夏天,天热,下午太阳落坡,各家店铺都在门前洒水、铺板上洒水。那些水一洒下去很快就起烟雾,十几分钟就干完了。还是到处都烫人,喝了清稀饭,就在街沿上铺竹席歇凉,我们弟兄躺在席子上,娘就在一边小凳上坐,给我们打扇子赶蚊子。直到退凉才进屋睡觉。那时隆昌所有的街房都是两层楼,没有电扇空调,楼顶上盖的全是小青瓦,墙壁都是串夹壁。睡到天亮依然很热,闷在蚊帐里,席子上全是汗斑。

钱总是不够用,衣总是不够穿,冬天常打光脚,夏天穿木制的板板鞋,晚上通街都是板板鞋的踢踏声。父亲的生意越做越艰难,市场管得很紧,工商联经常叫去开会,卖什么都是“资本主义”,只好歇业,弹棉花。梳花机是从简阳买回来的,请了两个亲戚帮忙,赶场天特别忙,农民采摘后带上街来的棉花堆满一屋。娘没有时间做饭,叫我兄弟二人到对门丁宗海面店吃碗水粉五分钱,然后就光着脚板上学堂,当然吃不饱,娘也不管,顾不上。

弹棉花很吃力,灰尘又大,父亲渐渐吃不消,只好改行做帽子卖。那时男人女人大大小小都兴戴帽子。做帽子的又归拢成帽子社,走集体合作化道路,便于管理。只管加工,由供销社统购统销。

娘是1965年病倒的,一来就是“半边疯”,左手左脚都瘫了,父亲找了个板板车把娘拉到隆昌人民医院,医生说不用医了,拉回去。那时的县人民医院尚是一个四合院,都是平房,科别也少。

父亲只好找樊胡子。樊胡子是父亲的朋友,在河街行医。因为是国民党军医,受到管制,又孤身一人,终日凄惶,白卡卡的一张脸,瘦骨嶙峋,只有诊脉时眼睛放出奇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常无隔宿之粮。但他处方精准,字墨也极有骨力。母亲的病便在他的中药中日渐好转。他又不开价,总是让父亲给多少收多少。父亲拿不出诊费,他也绝无脸色。这个樊胡子蓄着山羊胡子,是个饱学之人,许多年过去了,他的形象一直深埋在弥高儿时的记忆中,成了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是他去世后草草成殓,埋在哪里都无从知道,否则是会给他父亲般礼遇的。每当看到“道德文章”几个字时,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父亲也叫他为弥高看过病,不到一分钟,号了下尺关寸,便说“阴虚”,开了六味地黄方。数年后弥高到了石油单位,因病困扰,到成都顺便去华西医院中医科找年迈八旬的老中医号脉,开的也是六味地黄方,问他要吃多久,老夫子说“一辈子”。弥高当时就傻了,这就是命。从那时起,一直几十年没断过药。

母亲离世是1969年,那年她49岁,已整整病了五年,都是吃的樊胡子的药,把她医到不但能下床,且可以慢慢走路。那只瘫了的手也可以同另一只好手勉强端锅头、煮饭。那几年,弥高已成了石油工人。很少回家,一心扑在那火热的石油会战中。偶尔回家也做不了啥,只能抱着母亲的手揉一揉、按一按而已。这时母亲的脸上就布满了笑容,她可能已预感到来日无多,常笑着说:“我死了我还有儿嘛。”母亲病后,弥高所做的一切,大概就只有这些。虽然参加了工作,却学徒三年,每月工资19元加两元补贴。那点钱除了伙食和牙膏牙刷,就一无所有,每月还给家里两元钱。衣服也制不起,都是工作服。那种蓝杠杠的工作服是石油工人的标志,走在街上是很神气的,大约仅次于军服了。不少人还舍不得穿,很顾惜,要专门留一套走人户或年节上穿。二弟也进了石油部门。那时正是“上山下乡”的火热年代,立刻引起了全街人的注意和羡慕。实际弥高家没有任何“保护伞”,有个贫民成分。父亲也因此说:我什么都没留给你们,但是我是清白的,我没有给你们留红疤黑迹。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在那个贯彻阶级路线的年代,却极有分量。

母亲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同中国千千万万劳动妇女一样,默默无闻,为了自己的儿女,付出一生,在所不惜。母亲想要个女儿,想到什么程度?生第二胎,就盼生个姑娘,结果又是儿。她生不了“花花胎”(男女相夹),就把二弟视为女,给他穿花衣服,蓄毛根,扎辫子,那细辫子有一掌多长。街邻便给他取名“幺妹姑儿”,又有人叫他“偏豆儿”,那细辫子只有一根,在头的左边。她大约以为这样会下一胎生个女。

果然,老三是个女,圆了她的女儿梦。她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女儿!奈何天公不作美,三妹在九岁时死了,母亲不知流了多少泪。父亲理解母亲,也恨死了那个叫范继华的西医。好在老四也是个女,但一两岁上也夭折了。从此,母亲就认了命,作为一个女人,一生最起码的愿望,她没有看到自己这一双女儿长大成人,结婚生子。

每当弥高看到同时代的伙伴也同他一样,年届古稀,而他们的母亲大都依然健在,年龄都高达九旬以上,想起苦命的母亲,就充满无限的忌妒!

弥高从来没想到过要写母亲,尽管弥高写了几十年的文字,多达百多万言。实在因为母亲太平凡。在她的心底,除了儿女,其他都是空白。母亲曾说过一句令弥高终身难忘的话,说弥高是“姑娘变的”。那时弥高大约只有几岁,从小就怕羞,出不得众,而且孤独,不善交往。从来不为了找工作到街组去“活动”、挣表现。不像有些灵醒的年轻娃儿经常往街长那里跑,参加打锣打鼓拿横招旗子到处搞宣传。那个年代“待业青年”多如牛毛,当个代课教师每月八元都倍感无上荣光。就连弥高也去石油井场挑过片石、去粮站挑过米,累一天挣几毛钱。那时的钱与黄金一样贵重。一天剥十斤花生米,挣一角钱,手指都剥肿。

不久就搞“上山下乡”了,街组动员很厉害,说不下乡就不安排工作。弥高动摇了,对父亲说要下乡。事实上街组的人从未来找过父亲,尽管面上宣传动员声势很大。父亲吼了弥高几句,坚决不同意,弥高就不敢吭声了,两弟兄就果然一个也没去报名。过了半年多,街组就找上门来叫我们去体检,后来就叫准备铺笼罩盖,后来就叫某天坐石油的嘎斯车拉到圣灯山去了。上了车弥高都还云里雾里不知何故,报了到去参加劳动上山挑石头,才知道日思夜想的“参加工作”真的实现了,而且是石油部门!天哪!弥高那时身子很单薄,不足一百斤,却担一百斤以上的石头下山,干劲冲天。找个工作太难太难了!一连兴奋了好几个月。

但福不双至。不久,母亲就病倒了,来势汹汹,去县人民医院看了一下叫拉回去,医不了。好在樊胡子的一服服中药,让她慢慢地可以下床,慢慢地可以走路,端锅头做饭。母亲如此命薄,对生与死却十分坦然,总是笑吟吟地对关心她的街邻说:“我死了我还有三个儿哒!”

三个儿成了她的全部财富和精神支柱!这或许也是那个年代甚至许多年代中国普通家庭妇女的财富和心理支柱,有了儿女,便可坦然面对,视死如归。

母亲留给我们弟兄唯一一张照片,是新中国成立前夕照的。地点在隆昌县(现隆昌市)铁路桥附近的余家花房子附近,弥高家门前有几棵硕大的芭蕉,还有一棵柚子树。那时尚未通车的成渝铁路就从弥高家门前经过,不出门就能看到铁路的堡坎和钢轨。

那是一张部分家族的集体照,可能是年节上,来的人有二十多个。阿婆居中坐,身边便是我们一家五口。父亲着长衫绒帽面带微笑,抱着二弟宗根。母亲着旗袍,也面带微笑,怀中抱着一个婴儿,那就是弥高的三妹。弥高站在母亲身边,戴了一顶白色的帽子穿背带裤,嘴里正吃着什么糖果,小手正往嘴里塞东西。母亲的仪容不论从哪个时代看,都是颇具姿色的,脸上溢满幸福自得的笑容,她终于抱上了属于自己的女儿!

弥高把这张发黄的六寸照放大到一尺以上,贴在硕大的影集上的首页,又把当中一家子的放大到八寸,这样母亲父亲的面容就更加清楚了。弥高的兄弟亲属来家,弥高常常出示这本影集。他们无不惊叹:这本影集中有不少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老照片,包括弥高儿时的、中学的以及青少年时代小伙伴的照片,有弥高父亲青年时代的照片。父亲的那种气度仪容,毫不亚于那些高高在上的影星。影星们给了我许多签名明信片和信件,包括田华、孙道临、秦怡、唐国强、祝希娟、宋春丽、于兰、谢芳、于洋、卢奇、娟子妈(《苦菜花》女1号)。弥高再也看不到娘了,娘的形象就这样永远地也唯一地定格在这帧照片上,定格在她短暂的一生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用一句时尚的话来说,就是满满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弥高的女儿,当然也是她的孙女儿,念完了石油大学;弥高女儿的儿子,被人称为品学兼优。兄弟的两个女儿也进了石油部门,他们的女儿有的进了名牌大学,有的进了国家重点高中,且名列前茅。

母亲啊母亲,行文到此,弥高一开始走笔的眼泪,到此已是泉涌了,多想再付出万金只为能当面再叫你一声娘啊!

人人都说天堂美,可是天堂在哪里?怎么这么多卫星就看不见?又说“月里有月宫,有嫦娥”,人类到了月球见到的却是一片荒凉!所以天堂也好地狱也罢,龙啊凤啊,都不过是人类的虚拟而已,想象着有来生,有轮回,借以安慰自己,寄托哀思。

古人说“百善孝为先”,古人又说“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些话大家早都听腻了,但是又有几多人做到了呢?弥高就没做到啊!现在想来,父母健在时,也知他们苦,但总认为他们是应当的。现在轮到我们做父母,做父母的父母,才深深地后悔当初愧对父母,我们在最能尽孝、最能体贴父母、给父母以报恩的年代和岁月,我们太粗心、太大意。那时要帮父母多挑挑水、多捶捶背,多让父母少生气,该多好啊!千言万语化作一句“常回家看看,帮妈妈抹抹桌子洗洗碗!”这歌词如此的平易,又如此的辛酸,让千万失去父母的游子泪下!

“百善孝为先”,对于我们这个自诩为“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离“百善孝为先”到底还有多远?

我的三叔我的娘:不孝儿给你们双亲下跪了!

如果儿能以命换你们的再生,儿会毫不迟疑地赴死,哪怕你们只能再活一年半载也好啊!

儿在人世这边呼天抢地,你们听得见吗?

你们多半是听不见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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