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容忍度”

□ 闵良臣

一

在今天，每谈到胡适，除了对胡适的知识学问和自由主义思想，比较看重的还有，就是他的容忍。有时候感觉，胡适的容忍与他的知识学问和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同等重要。

既如此，我们就来看看胡适的“容忍度”到底有多高；中国有没有比胡适更能容忍的知识分子；胡适对自己的容忍度如何看。

这样说，并非是要搞一个什么定论，而是提供一个参考。

胡适是一个很认真的人，甚至“很较真”。不然，也就不会强调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不然也就不会认为考证一个塔的真伪同考证孙中山遗嘱的真伪有同等价值。

对于一个“较真”的人，容忍度应该也是“有限”的。这从胡适认为自己不会“客气”中多少能得到一点旁证。

胡适在1928年12月1日的日记中记载这样一件事：在一个月之内，胡适“常常拿古音韵学作消遣”，而胡适这样做，是受了夏剑丞（夏敬观，字剑丞，近现代诗人、词人）的影响，“他老人家把他的著作拿来，一定要我作序批评。我老实说我完全不懂，他一定不相信，总说我客气。我说，‘我的毛病很多，但从不曾犯过客气的毛病。’但他总不肯信，把书留在我这里，每星期日必来谈，十分诚敬。我没有法子，只好为他重做小学生，从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的书下手，再参考Karlgren［珂罗倔伦］的书，做点古音学的研究。”（44卷本《胡适全集》第31卷第289页）这段话里虽有客套，但也表明胡适是一个诚实的人。在我看来，一个诚实者，首先看重的是事实，是证据，而不是容忍与否。

像这种说自己“重做小学生”的诚实例子，胡适自己记载的不止一例。

照我们很多人看来，如果有谁敢说胡适不懂“文化史”，那简直就是一种“大逆不道”，可胡适自己却承认。来看1928年9月20日胡适日记：

中国公学开学。

我今年辞去一切教课的事，但因为学生的要求，不得不在中公担任一点课；又因为“文化史”一门无人肯任，我只好任此门。此门其实是我不知道的，故我只好从头做小学生，用功学了去上课。这真是“道听途说”！（同上，第252页）

此外，你从胡适另一篇日记中很容易读出胡适对自己的“不满”。

1929年4月27日：

傅孟真说：孙中山有许多很腐败的思想，比我们陈旧的多了，但他在安身立命处却完全没有中国传统的坏习气，完全是一个新人物。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中山肯“干”，而我们都只会批评人“干”，此中山不可及处。

孟真此论甚中肯。（同上，376页）

此段话透露出胡适也认可自己之所以没有“大作为”，主要是说的多，干的少。后来不愿组党，说到底，还是不想“干”的思想在作怪。这一点，当时就有人对胡适很有意见。胡适1923年6月3日的日记（这则日记显然是后来补记的）中就保存了一份批评胡适的剪报，一个叫依然（当是笔名）的人在1929年6月6日《白话三日刊》上发表文章：《争自由与胡适的胡说》。文章最后几句是这么说的：“胡适之！你如果真心要争取自由，就必须振作从前你所提倡的‘努力’和‘干，干，干！’的精神，准备肉搏冲锋，否则，还是去考你的证罢！”（同上，第400页）

当然，胡适记下傅斯年那段话，表明胡适有反省之意，同时，别看胡适反传统是那么勇猛，一与孙中山比起来，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骨子里还是一个“士大夫”，而孙中山才是一个“新人”。傅斯年那段话，在今天，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仍然有很大意义。

二

说了胡适不会客气，再来谈胡适的容忍。

一个人的容忍度，主要是要看与这个人接触的对方的感受，这与一个人内心及潜意识中实际的容忍度不能划等号。从胡适自己的文字及别人的评价来看，胡适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要算能容忍的。但这种容忍，不可滥用，更不可随意拔高，甚至弄到张冠李戴。

比如有人就把明明是胡适在中年后才从他的老师那儿听到一句“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话硬安到胡适头上，一张口就说“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胡适在约五十岁时通过与他的美国老师谈话，认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后来身体力行，甚至大力提倡。

这样说，是有证据的，尽管这个证据自己在文章中一再引用。

胡适晚年（1958年12月）与他的秘书胡颂平谈起十七八年前（按计算，也就是1940年后这个样子）在美国去看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伯尔先生的一个故事。胡适对胡颂平说：“这时伯尔先生快八十岁，早已退休了，他和他的夫人住在一个山上。那天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伯尔夫人亲自动手做菜请我，伯尔先生和我谈了很多话。有一句话，我至今还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其实容忍就是自由：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胡颂平说他当时听了很感动，就请求胡适先生把这句话写给他，胡适答应了，并当即在胡颂平的工作桌上“拿了一张已经截去一小半的信纸来写”（《追忆胡适》305～306页，欧阳哲生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之后，胡适先生在多篇文章中对这句话都有所发挥。

其实，我们读胡适日记，可以看到他对许多人“不满”，不论对杨杏佛，还是对马君武、陶知行（后改为陶行知）甚至对蔡元培。特别对那个李石曾，胡适简直“不容忍”到地步。而令人奇怪的是，早在近两年前胡适还亲耳听到有人说这个李石曾对他胡适特别维护，这一点，我在下文中还会提到。

我们先来看看胡适在1930年2月9日的日记中是怎么说的。

这个李石曾与胡适同在北大，同属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成员。2月9日在礼查饭店“开第四次常会”，讨论“联合各文化基金团体保存北平古物”。李石曾在会上提议，“要合筹四百万元，一半保存北平古物，一半用在南京‘创造文化机关’！”这种提议到底有什么坏处，不是研究者，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好像就是此提议惹得胡适极不高兴。胡适在日记中紧接着说的是“此人毫无常识，毫无思想，而居然有人尊信，岂非一大怪事！”

这还不算。胡适在日记中另起一自然段紧接着说：“我第一次见石曾，便不喜他；第二次见他，便同他作对（为里昂大学、北大海外部事）。十年以来，无有一次看得起此人的。蔡先生费大力引他入北大，终使北大坏在他手里，真是引狼入室。”（均见《胡适全集》第31卷第610页）上面说了，我们今天不知这个李石曾到底有多不好，或者说到底有多坏，只是想，果真如胡适日记中所说，蔡元培又为何要“费大力引他入北大”呢？

当然，即使如此，我们也绝不能以这些“不容忍”就认为胡适有多么不好。我反倒认为这是人之常情。如果胡适没有这些“不容忍”的流露，那就不是一个真实的胡适，而后人也就真的要称他为“圣人”了。可我们知道，人世间其实是没有“圣人”的。

三

再来看胡适在日记中多次写到对杨杏佛的不满——尽管有时在回复杨的信中有所遮掩，比如，在杨杏佛写信给胡适解释他的一次讲演，由于记者记录的问题，有不少曲解，甚至记错，胡适的回复显然就不合“人之常情”。

按1930年4月24日《民国日报》刊出的报道推算，1930年4月23日上海市国民党党部招待全国教育会议全体会员，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吴稚晖和杨杏佛即席演讲。杨杏佛在演讲中有些话是批评胡适的，比如，“……所以陈独秀说：‘他是走江湖的博士，他提倡新文化，不谈政治。’”再比如，“……但是忽然又谈起政治来了。在段祺瑞的善后会议里面，大谈而特谈政治。他一跑到俄国，又谈起共产主义是如何的好。马寅初先生看见他谈起共产来了，急得了不得，请徐志摩先生做文章来反对，哪知道胡先生头天谈共产，第二天就不谈共产了。不多时，胡先生又觉得三民主义很好，于是预备做一部三民主义的哲学，急急乎要出版。那时正是十五年的秋天，我劝胡先生不要出版，免得人家骂他投机。到了本党将统一的当儿，胡先生又骂国民党不礼贤下士。他在《新月》上做了一篇文章，本来是恭维国民党，一会儿不高兴起来，就添上一段骂起国民党来了，上半篇里说‘知难行易’是如何的好，下半篇却提出甚么‘知难行亦不易’的话来了。中国学者做文章，今日好上天，明日就骂到地。犯了秀才做八股文章的毛病，这实在是不对的。”（同上，第638页）

不管怎么说，谁见到这么批评自己，都不可能不生气，即使容忍如胡适，以我小人之心度之，他内心也一定很不高兴。因此，当杨杏佛让蔡元培先生带去一封“解释”的信后，胡适在回信中的有些话，虽然被后来的有些胡适研究者极为推崇，然而在本人看来，胡适那些话都是不可信的：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同上，640～641页）

大概是本人境界比较低下的缘故，依己之见，这个世上没有真心喜欢挨骂的人，更不说愿意别人来吃自己的肉了——不管是谁这样说，我都会觉得此人矫情、作秀，甚至就是“口是心非”。别的不说，只看胡适在得知杨杏佛被暗杀的消息后那天所记下的日记，即可证明胡适这些话都是“虚情假意”，不可信。

当然，胡适本来就不喜欢杨杏佛，又加之有旁人的挑拨，比如曾在上海中国公学与胡适共事的马君武（此人也曾担任过中公校长），在此之前，就曾将杨杏佛在大夏周报的演讲连同他在看过报上刊载的演讲后写的两句话，以通信方式一并寄给了胡适。

马君武的两句话是这么说的：

适之兄：

杏佛在大夏演讲《从时局想到个人》，骂得你好利害，特寄与你看，以为研究麻子哲学之一助。

君武

杨杏佛那天的演讲有关批评胡适的有些话本来就不好听，再加这一挑拨，你说胡适怎会不生气？不生气，会保存吗？那么，杨杏佛是个大坏蛋？好像也说不通。

杨杏佛不大听话是肯定的，但你说杨杏佛有多坏，也不见得。杨杏佛去世后，胡适1935年7月26日在与罗隆基通信中大赞蔡元培先生的有些话就从旁佐证了这一点：

“依我的观察，蒋（介石——引者注）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我与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可以补蒋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试看他近年用杨杏佛，杏佛是一个最难用的人，然而蔡先生始终得其用。中央研究院之粗具规模，皆杏佛之功也。”（《胡适全集》第32卷第509页）

此外，胡适在1930年2月1日的日记中也曾记过这么一句话：当时中央研究院准备从上海迁往南京。为此事，杨杏佛“往返南京、上海八次！”这是说杨杏佛很辛苦。

四

那么胡适对自己的容忍度怎么看呢？

说起来很有意思，翻看胡适1928年6月15日这天日记，超长。胡适到南京与一些人讨论中央大学校长的人选，其中就谈到了一些人的容忍度。

在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眼中，上面提到而极不讨胡适喜欢的李石曾“向来是很能容人的”，不过比较起来，吴又认为李石曾比不过蔡元培：“度量是比较的。譬如有一百个人才，蔡先生能容七十个，石曾先生大概只能容四十个。胡适之先生大概也不能容七十个。”（《胡适全集》第31卷第149页）

接着易培基站起来说，他不知道李石曾对胡适是否有什么恶感，他只知道有两次听到当有人攻击胡适之时，“石曾先生都力为辩护”（同上，第150页）。然而，即使如此，又过了一年多，这个李石曾怎么也想不出，胡适记下了那样一则讨厌自己的日记。

易培基发言后，另一位名叫张仲苏的也认为“李先生的道德学问最适宜”做中央大学校长。到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除了胡适不喜欢李石曾外，好像大家对李并无恶感。

紧接着胡适发言，并且也谈到了容人：“吴先生说，蔡先生能容七十人（指一百个人——闵按），石曾先生能容四十人。我自己也至多能容四十五人罢了。”（同上）

这是胡适对自己容人度的评价。知人莫如己。由此可见，胡适的容忍同样是“有限”的。而中国知识分子中容忍度最高的公认是蔡元培先生，李石曾仅在胡适之后。

人是个很奇怪的动物，包括这容人，有时也会让你觉得人的精神世界实在是“太丰富”了。就说胡适，对他不喜欢的人，甚至“一见生恨”，比如对李石曾；而对他喜欢的人，不论这人曾对他有过一些什么不恭，他都是能宽容的。这里别的不多啰嗦，只看胡适日记中在梁启超去世时记下的几句文字。

1929年1月20日梁启超在北京广慧寺大敛，胡适与任鸿隽（字叔永）、陈寅恪、周寄梅送梁入敛。胡适在日记中记道：

任公（梁启超，号任公——引者注）为人最和蔼可亲，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

他对我虽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同上，326页）

而我们从这一天的日记中也还可明白，胡适对他不喜欢的人、事并非全无介意，而是同样“有缘有故”。就比如他在日记中提到的，梁启超先生既约了胡适为他的书作序，后来却移作书后，胡适为何不仅“很原谅”他，而且还夸这是梁的“天真烂漫”呢？原来是胡适后来也明白过来，这是因为自己“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我们知道，就天下绝大多数传统文人而言，请人作序，往往都是希望说几句“好听的”，你却来批评这本书的“方法”是错误的，这对于一个大名鼎鼎的前辈而言，脸面上多少有点挂不住。想明白了这一点，所以胡适在夸梁“天真烂漫”之后紧接着记下这件事，意识到这是因为梁“当时不免有点介意”，而胡适也因为想明白了，“后来我很原谅他”。

而这则日记中还有一句话，也同样证明胡适在有些时候有些方面是不客气和不宽容的，他在梁启超向他“虚怀求序”，也就“不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可殊不知，人世间，很多时候，所谓“不容忍”正是由“诚恳”而出，不少人对于别人的诚恳是看作不容忍的。这一点，本人就有深入骨髓的感受，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