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大国竞争，美军推进“太平洋威慑计划”

季澄

自2020年7月以单列条款形式在“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出现以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逐渐成为美国政府和军方落实2019年《印太战略报告》所规划战略愿景和目标的法律依据，美国加速推进全球军事战略重心向“印太”地区的转移。

在2021年5月五角大楼发布的2022财年国防预算文件中，“太平洋威慑计划”的年度预算超过50亿美元，并有望在未来五个财年内达到270亿美元的总額上限。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拜登政府认可并接纳了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在全球及地区层面所面临主要“安全威胁”的判断，企图凭借先进的作战概念、精良的武器装备、充足的预算支持和独有的联盟体系，强化针对“印太”主要竞争对手的军事威慑，确保自身在“大国竞争”中的主导性优势地位。

美军对于竞争的基本认知

与对特朗普政府留下的部分内政与外交“遗产”适时进行纠偏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拜登政府借势加大对“印太”安全事务的定向投入，体现其对全球重点地缘区域主要竞争对手的安全关切，以及美塑造亚洲未来防务战略所需安全环境的逻辑依据。

“太平洋威慑计划”是美为应对中国“威胁与挑战”、维护自身地区军事优势而设计出来的“最有用工具”。白宫今年3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首次将中国界定为“唯一能综合运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续性挑战的竞争对手”，暗示“中国威胁”已经从地区层面延伸至全球层面。时隔两个月，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宣称，美现阶段对华政策将在一整套全新的战略考量下运行，“竞争”是其核心范式。坎贝尔的表态被视作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转向的“历史性宣示”。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国会参议院作证时表示，“太平洋威慑计划”将是美国府会携手应对中国威胁的“有用工具”。

在美看来，面对美中在西太军事实力的此消彼长，美将陷入与中方长期且代价高昂的战略缠斗，“太平洋威慑计划”将通过增强美赢得对华一旦可能发生的战争的能力，来提升遏华效果。

优化升级传统威慑概念是美实施“太平洋威慑计划”的关键变量。国防部长奥斯汀近期在多个场合反复阐述“一体化威慑”概念，将其视作美未来防务政策和军事战略的基石。与片面强调核威慑的传统威慑概念不同，“一体化威慑”更加重视新兴技术在未来“大国竞争”中蕴藏的军事潜能，试图以“创新+投资”“技术+概念”的方式，将军事技术、作战概念和行动能力三者融合起来，最终在陆地、海洋、天空、太空、网络空间和电磁频谱等领域形成针对主要竞争对手的全域作战优势。“一体化威慑”概念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美军将从根本上打破单纯依靠兵力数量和规模取胜的固有局限，打造一支可靠、灵活且高效的现代化威慑力量，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效果。

盟友和伙伴关系是美遏华战略急于借助的重要力量。拜登总统履职以来，美外交与安全团队高层摒弃特朗普时期对美全球同盟体系造成严重伤害的“美国优先”理念，高调重申地区盟友和伙伴是美拥有的独特“战略资产”，加大对其拉拢和诱导力度，企图在特定议题领域实现与美高度利益捆绑。在战略层面上，拜登政府以所谓“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牵引，持续炒作渲染“中国威胁论”，企图利用不同国家、地区组织对中国的差异化诉求与关切，构建更大规模、涵盖更多议题的遏华统一阵线。与传统联盟体系相比，这种新型盟伴体系更趋灵活、复合且更具针对性。在战术层面上，美方认为仅凭自身武器装备和力量投送平台已难满足更高水平军事威慑的需要，希望通过与盟友伙伴进行优势互补，增强军事打击的规模和速率，变单边威慑为集体威慑，达到“多对一”的战略威慑效果。

聚焦重点领域同步发力的战略调整

基于“大国竞争”强度与烈度的持续升级，及其对美维持地区军事优势的深刻影响，“太平洋威慑计划”以提升在区域拒止环境中的高生存性攻击和相持能力为目标，以“平战结合”“慑战一体”为原则，依托现有自然与人文地理条件，试图打造一支部署分散但高度联网的现代化军事威慑力量，重点建设领域如下：

一是塑造“攻防兼备”“灵活机动”的军力部署态势。在进攻端，鉴于地区主要竞争对手在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方面占据优势，美印太司令部拟耗资33亿美元，沿“第一岛链”编织射程超500公里的中远程精确地面火力毁伤网络，确保己方舰机的“行动自由”。在防御端，在处于“第二岛链”核心位置的关岛建立“陆基宙斯盾”系统，并与位于帕劳的高频预警雷达系统和天基雷达系统一道运作，构建“360度持续综合防空能力”。据悉，美军将至少为此投入41亿美元资金。

2021年1月22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右）抵达五角大楼上任。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分散对手军事关注重点，增大其火力毁伤难度，实现战时“由守转攻”的无缝链接，美军在地区现有军力部署框架之下，加速实现兵力分散部署和设施前置部署。为此，美将有选择性地强化与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印度等国的军事联系，为建立新的部队集结待命区、燃料与弹药补给站和兵力投送转运点铺平道路。

二是着力发展“核常并重”的军事打击能力。在拜登政府向国会提交的2022财年国防预算申请中，美拟投资277亿美元，优先发展以“B-21”战略轰炸机、“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潜艇和新型陆基战略威慑力量为代表的“新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一旦最终完成研发和实战化部署，将明显提升美在“印太”地区的核威慑能力。

常规力量建设方面，美军的“太平洋威慑计划”将海军和空军作为提升“联合部队杀伤力”的突破口与侧重点，总预算投入高达48亿美元。海军方面，美计划在今年年底将四艘“独立”级濒海战斗舰部署至西太海域，并与部署在新加坡的“自由”级濒海战斗舰协同行动，从东、西两向对主要对手形成分进合击之势。为满足“分布式海上作战”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等概念，以及提升舰艇水面火力打击能力的要求，美将为该型舰配备更多反舰武器。空军方面，美加速主力战机迭代更新进程，在陆续退役F-15、F-16等老旧机型的同时，强化F-35战机在拒止环境中的生存与行动能力。同时，空军将加快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设计、研发和试验进程，尽早实现体系作战能力。

三是重视新兴技术在提升美军作战效能方面的关键作用。考虑到大国在技术层面竞争加剧的事实，国防部长奥斯汀今年5月签署“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战略文件，要求将战场作为统一整體加以通盘考量，突出人工智能、电磁频谱和无人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强化军事威慑和提升美军作战效能方面的作用。对此，美军一方面加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与全新作战概念的融合，助推美军行动效率和快速反应能力。目前，美各军兵种已相继组建具有自主能力的人工智能网络，且具备在一个广泛的多域环境中运行的初始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寻求与亚太地区盟友在高新技术和网络领域的合作，将其纳入美战略威慑体系。

有其软肋和破绽

从目前情况看，美国内在加大“太平洋威慑计划”投入并使其获得充足且可预期的预算支持方面已取得广泛共识，但在具体配额上仍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在构建“太平洋威慑计划”的所谓“四大支柱”中，仅提升“联合部队杀伤力”一项的预算支出就多达49亿美元，约占预算总额的95%。而“兵力设计与态势”“演习、实验与创新”和“巩固联盟伙伴关系”三项的预算支出总计才1.73亿美元，其产生的外溢效应势必加剧美国内各方对有限资源的争夺，还会使美盟友伙伴深度参与“太平洋威慑计划”的意愿大打折扣。

此外，“太平洋威慑计划”片面强调“大国竞争”的属性，与美国国家安全理念呈现的新变化不相吻合。在2022财年国防预算申请中，美首次将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作为独立项目拉单列表，凸显美政府对非传统安全的重视，以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愈发模糊与淡化的客观现实，间接说明维持针对主要竞争对手的军事优势不再是确保美国家安全的唯一评价指标。

在可预见的将来，伴随“太平洋威慑计划”的战略指向性与针对性愈发明显，由此引发的战术对抗性与激烈程度将同步抬升，不仅会给“印太”大国间危机管理与风险管控带来更大不确定性，更将对整个地区的安全稳定造成破坏性冲击与影响。

更需要指出的是，拜登政府执意推行“太平洋威慑计划”的做法，映射出军事博弈与对抗仍是美“印太战略”最鲜明的底色，美仍未摆脱“穷兵黩武”式的冷战化和军事化思维，与历史潮流相悖，注定无法“制胜”中国，对大国关系、地区及全球战略稳定造成的负面冲击将长期存在，使美国背上更沉重且错误的战略包袱，加速美国全球霸权的衰败进程。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