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共八大后对古巴形势的思考和展望

章婕妤

古巴新一代领导人迪亚斯-卡内尔和老一代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

今年4月16～19日，古巴共产党举行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古共八大召开前后，古巴所处形势利弊交织、空前复杂。近日街头抗议活动在全国多地同时爆发，古巴面临冷战结束以来乃至古共执政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发展“主权完整、独立、民主、繁荣、可持续”的社会主义事业任重道远。

当前政治形势的主要特点

古共八大是古巴在新形势下完成的重要政治事件。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古巴“革命一代”顺利交棒“革命之子”，“新卡斯特罗时代”已至。古巴现任最高领导人、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迪亚斯-卡内尔出生于1960年。作为工程师出身的技术型官僚，迪亚斯早年曾在古巴青年组织工作，之后开始在政坛崭露头角。2018年，迪亚斯接替劳尔担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2019年经推举当选古巴国家主席。在古共八大会议上，迪亚斯正式接替劳尔担任古共第一书记，标志着古巴革命的“历史一代”已逐步退居幕后，而革命后出生的新生代力量开始挑起大梁，“60后”和“70后”将逐渐成为古巴政坛主流。

以老带新、新老共治将成为“新卡斯特罗时代”的最大特点。近年来，美西方舆论界主导的所谓古巴进入“后卡斯特罗时代”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这一说法与古巴的实际情况并不吻合，原因在于劳尔虽然卸任党的最高领袖一职，但其作为古巴军队最高将领的角色并未发生变化。迪亚斯本人也在多个场合表示“将在重大事务上继续征询劳尔意见”。虽然老的革命一代还在历史舞台继续发挥作用，但从年龄和构成看，新晋中央委员会委员趋于年轻化和多元化：革命后出生的委员比例高达71%，平均年龄61岁;年轻干部、基层官员、妇女、混血儿、现役或退役军人等群体的比重明显增加。因此，可以说，以老带新、新老共治是当前古巴政治格局的主要特点。

经济“模式更新”不断取得新突破，由“小步慢跑”迈入“大步快走”阶段。从2020年至2021年，古巴政府相继颁布了若干重大经济改革举措：2020年初，古巴银行开始接受美元现金存款;7月，古巴正式宣布美元“解封”，取消10%美元交易税，增设了72家外汇特许商店以及首个非国有批发市场;今年1月，古巴正式废除货币和汇率双轨制，经济改革进程进入换挡加速阶段。为尽量减少改革的负面影响，各项改革配套措施也逐步到位，如提高民众工资和退休金、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市场价格体系、取消过多国家补贴，等等。今年3月，古巴大规模缩减此前禁止私人从事的行业清单，准许经营行业种类数量从127个扩大到2000余个，国内非国有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小高潮。今年6月，古共八大成果文件——《古巴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模式的发展构想》和《2021-2026年党的经济社会政策和革命指导方针》——正式发布，文件再次明确了古巴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其中特别规定了六类生产资料所有权形式，首次纳入私人财产所有权，并承认中小微私营企业的合法地位。

抗疫成就突出，助其开辟内政外交新局面。从国内疫情防控成效来看，古巴新冠肺炎感染率和病死率均低于拉美和世界平均水平。经统计，2020年古巴每月感染人数仅为1200人，全年死亡人數共计146人。从今年年初至今，古巴每百万居民病死率为0.64%，低于拉美和世界平均水平的2.64%和2.16%。除此以外，古巴在疫苗研发和接种方面也居于拉美和世界前列。古巴自主研制的“阿夫达拉”和“主权二号”疫苗有效率均在91%以上。截至今年7月底，古巴全程接种覆盖率为22.9%，第一剂次覆盖率为31.3%，预计8月底近3/5的古巴人将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古巴有望在年内成为拉美首个全民接种疫苗的国家，并率先实现群体免疫的目标。古巴在疫苗研发上取得的成绩在拉美及世界上有目共睹，目前委内瑞拉和伊朗已与古方签订采购合同，阿根廷、尼加拉瓜、越南和南非等国也正就疫苗采购与古巴政府进行积极谈判。古巴借力“医疗外交”大大改善了其国际形象。在今年6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184个国家投票赞成“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的决议。

面临一些挑战

古巴在面对新形势、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上“四期叠加”的多重挑战。

首先，古巴进入“政治变革期”，新一代领导人将难以避免执政挑战。一方面，古巴老一辈革命家们将继续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余温”。古共八大未能实现七大有关“下届中央委员年龄不超过60岁、主要领导人不超过70岁”的承诺。上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仍有9人得以留任，其中国防部和内政部仍由老一辈主持工作，劳尔也将继续执掌古巴军政大权。另一方面，古巴新生代执政者未曾经历过革命的洗礼，其执政合法性还有待巩固和提高。目前古巴正处于新老交替的权力缓慢过渡期，迪亚斯等年轻领导人既非卡斯特罗式的“克里斯玛型”魅力领袖，也无党政军事务建设经验，控局能力和社会威信较老一辈领导人仍存在差距。

其次，古巴进入“经济低迷期”，改革遭遇“存量不足”和“增量不增”双重掣肘。从存量上看，由于古巴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这主要表现在：工业基础落后，农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占比过高，国有部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低下，而非国有经济又常常“营养不良”，自身缺乏“造血”功能。从增量上看，古巴经济所遭遇的掣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济“模式更新”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古巴取消“双轨制”后，经济出现超预期的通货膨胀，古巴比索大幅贬值，货币市场失衡现象进一步加剧。这也导致了近日古巴经济改革开始出现收紧迹象，如银行等机构已宣布不再接受美元存款。二是疫情对古巴经济的负面影响还在持续发酵，古巴进入苏联解体以来最困难时期。2020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降幅高达11%，创下27年以来新低。而今年上半年经济也仅维持在-2%的水平，远低于此前6%的增长预期。三是受美国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政策的影响，古巴缺粮、缺药和缺油现象再度凸显。特朗普在执政时期对古巴奉行“经济窒息政策”，对古巴采取的243项制裁措施致使古巴全年（2019年4月～2020年3月）损失超过55亿美元，粮食、燃料和原材料进口下降40%。

再次，古巴进入“人心浮动期”，社会思潮暗流涌动。从内部因素看，古巴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经济“模式更新”之间存在一定“温差”。由于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巴民众对改革的认知和期待，导致了非法移民数量的增加和专业技术型人才的流失。与此同时，古巴年轻人受互联网等新兴事物影响较深，崇尚西方生活方式，对革命一代情感比较淡薄，思想信念不够坚定，这也是近日古巴爆发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原因。从外部因素看，域外势力伺机而动，古巴面临意识形态颠覆风险。古巴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最近20年来，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家民主基金会对古巴拨款约达2.5亿美元，仅去年一年有关支出便高达200万美元，以资助古巴的“民主”活动。美国还专门成立“古巴互联网工作组”，意在将社交网络打造成对古开展颠覆活动的大本营。今年7月11日，古巴爆发近30年来最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美西方政客借机煽风点火、颠倒黑白，蓄意夸大抗议人数，肆意发布虚假新闻，企图对古巴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野心昭然若揭。

最后，古巴进入“外交困顿期”，所处的地区和国际地缘环境面临恶化风险。在拉美地区，古巴与多国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由于古巴拒绝引渡在古境内的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高级代表，由古巴斡旋的哥伦比亚和平谈判破裂，自此古哥关系如履薄冰。巴西现任总统博索纳罗自始至终对古巴敌意强烈，在联合国大会上继续对“终止美国对古巴封锁”的决议投下弃权票，还高调声援近日古巴街头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对古政府表态十分强硬。此次古巴抗议事件爆发后，哥伦比亚、巴西、乌拉圭、智利等国官员火上浇油，就人权问题无端指责古巴政府，导致双边外交关系的紧张程度再度升级。

2021年6月23日，聯合国大会第29次通过决议，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实施禁运及经济制裁。图为古巴民众挥舞国旗，支持联合国的这一决议。

古巴与美国的关系也进入停滞不前的状态。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对古巴政权展开密集攻势，先是以“声波袭击”为由撤回大批驻古外交官员，随后宣布重启“赫尔姆斯-伯顿法”，使得古巴金融环境大大恶化。今年年初美国再次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美古关系降至冰点。拜登上任后，受制于国内极化政治和极端保守势力的影响，对古迟迟不作为，多次对外宣称“对古政策不是当务之急”。古共八大上劳尔曾表示愿在“不放弃、不让步、不妥协”的原则上构建新型美古关系，而美国至今未对此有所回应。由此可见，美国方面对于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极低，美古关系在短期内转圜余地十分有限。

综合来看，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交织影响下，古巴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迈入了充满机遇的新阶段，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7月爆发的抗议事件有一定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是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考验古巴新一届领导班子的“试金石”。随着事态逐渐平息，我们有理由相信，古巴政府和人民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处理好古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战。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所实习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