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左传》看战争礼制地位的嬗变

秦丹阳

内容摘要：“礼”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核心精神，战争在《春秋左传》中占据重要篇幅，春秋式的战争也十分强调礼制。笔者通过研究叙战语篇和具体分析泓之战，从经传差异、战争双方国家和主要参战人物等角度，探寻春秋礼制在战争文学中的体现和嬗变，总结出“礼”在战争中消退的政治、社会环境等原因。

关键词：《春秋左传》 战争礼制 泓之战 嬗变

学者对《左传》战争礼的研究已硕果累累，如周洪（2007）《春秋时期的战争礼》、任慧峰（2010）《先秦军礼研究》、万宏亮（2015）《春秋时期齐晋秦楚军礼研究》等，大多从制度考证出发。本文将以《春秋左传注》为底本，研究叙战语篇中的细节和具体的战争事件，（刘巍（2013）将“叙战语篇”定义为能完整叙述一个战争事件，大于等于一个句子的语言单位。）从而探寻战争中礼制的嬗变。

一.春秋式战争中的礼制

《左传》记载战争，大多是刻画战争事件经过和前因后果，不同于对其他礼制的直接描写，如《左传·桓公五年》说到“尝祭和烝祭”礼的具体时间、《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说明“殡庙之礼”、《左传·昭公元年》提到了迎亲和祭告祖庙的礼仪，战争礼少有直接叙述。但是战争中的礼制皆有固定规范，林静静（2016）将其分为出师、交战和战后礼仪。出师礼，有治兵礼、卜战、告庙礼等。治兵是指出征前需要布置兵马，分配任务，实战演练，授权将领。春秋继承周的祭祀、占卜文化，通过祭祀告慰祖先、保佑战事。通过占卜预测战争的成败，且在《左传》中大多得到应验，如僖公十五年重大战役韩之战的卦象预测。战时礼，有致师礼和犒师礼等。致师礼，是指英勇之人冲锋陷阵鼓舞士气。犒师礼则在双方军队交战前，实力较弱的一方派遣使者去对方军队犒劳慰问，还可假借犒师刺探军情。战后礼仪有回程后祭祀、告知祖先凯旋而归的告祖礼，还有犒赏三军将士，宴请士兵的犒师礼。战败国还有献俘礼，如在宣公十二年“郑伯肉袒牵羊以逆”，以示战败者投降。战后礼还有一个重要环节，战败后若损失惨重，会有哭师礼，即追悼仪式。焦鹏航（2015）提到《左传》记载的春秋式战争，还能体现不违农时、不以阻隘、不伤国君与君子等礼制观念。

《春秋左传》“所写事件皆有含义、不书事件皆有避讳”早已成为共识。《春秋左传》中大量篇幅都在论述礼制和政治生活的关系，有僭越、有表面的遵守。许多违反“礼”的行为，看似与战争毫无关系，事实上成为战争的直接起因，兹列举如下：

例（1）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秋，入杞，责无礼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例（2）公欲平宋、郑。……遂帅师而伐宋，战焉，宋无信也。《左传·桓公十二年》

例（3）郑伯自栎入，缓告于楚。秋，楚伐郑，及栎，为不礼故也。《左传·庄公十六年》

例1中杞桓公来鲁国朝见用的是夷人的礼节，僖公认为杞桓公不恭敬，遂领兵攻入杞国，责备杞桓公的无礼。例2从“公欲平宋”到鲁桓公和郑厉公攻伐宋国，皆因“宋无信也”（应注意“平”不是平定平息之义，而是表示和好之义）。例3郑厉公回国都，没有及时通知楚国，于是楚国进军郑国，报复郑厉公的不恭敬行为。

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克己复礼不仅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和做人法则，由例文可知，在春秋时期不懂礼仪或做法不合礼节，就可能引起外交冲突甚至战争。上述几个小规模战争的产生和一方违反礼制有很大关系。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违反礼制或许是争夺权利、扩张领地的遮羞布，但这也成为诸侯国欺压他国最合理的借口。

这些战争礼制是对西周时期礼制观念的继承，固然有人说战争中的礼仪制度已成为表面工程和形式主义，但它们或多或少影响了战争形势的发展，制约着腥风血雨的无情，延续了“国人当兵， 野人不当兵”贵族式的侠义诚信精神。然而，随着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涌起，这些礼制也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二.从泓之战看战争中的礼制地位嬗变

宋楚泓之战发生在《春秋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宋襄公坚守战争中的仁义道德，遵循“不为阻隘，不鼓不成列”的军礼，未在楚军渡河途中进攻，等楚军上岸列阵后才发动攻击，殆误战机最终宋军惨败。这是宋楚两国争霸的关键时期，亦是春秋式战争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可从《春秋左传》的经传叙述差异、战争双方国家和主要人物形象视角剖析。

笔者以杨伯峻版的《春秋左传注》为底本，因其体例较为清晰：前书《经》，简明扼要，为《传》定下整体基调。后为《传》抽丝剥茧《春秋》之微言大义，而后阐发经义。《春秋》、《左传》都用“春秋笔法”暗含褒贬，但二者叙事方法，记载内容有差别。《传》对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大国征战不惜笔墨，却不书写小国会盟、小国征战及在征伐、会盟中鲁国有违礼的事件，与之相对，《经》中有此类记载。对泓之战叙战语篇的分析，可对比《春秋》《左传》内容，分别进行研究。

《春秋·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交代了事情发生的时间、人物和最关键的结果“宋师败绩”。《春秋左传》中体现战争结果少有说失败一方，縱观全文仅有十六次用“某师败绩”，更多如隐公六年“宋人取长葛”或隐公十年“郑伯伐取之”以胜利一方的情况表达战争结果。过常宝（2003）认为《春秋》的书写注重事件是否合乎礼仪，得出作者对所述事件守礼与否的事实判断。“败绩”二字所体现的正是执笔者观点：宋国这场战争的的确确是完败。

《左传》则详细记载“宋师败绩”的原因，即宋襄公未听司马的多次劝谏，遵循战争古法而错失进攻良机。子鱼质疑了宋襄公的行为，《左传》则使用子鱼反驳宋公的话作为这件事的结尾“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杨士勋疏曰：“巫者，谓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左传》书中许多预言性的结论都应验了，它详细描述事件经过，也是希望以此说明道理。尤此可以推测文末子鱼的看法就是当时人们的主流意见：古法在现实中已经不合时宜了。

交战双方是宋国和楚国，宋国在周初被分封为“公”等爵位，是传统大国，遵循周礼。实力虽不及齐、晋等大国，但宋国的地位在中原地区也在郑、陈、卫、蔡等国之上，地位很高。与之相对，楚国素有“蛮夷之邦”之称，泓之战中楚国作为战胜国，前文提到的出师、交战和战后礼仪，《左传》中毫无记载楚国有做到其中一二。

参战的主要人物之一宋襄公从始至终是位守礼之人。“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 以为大子”，僖公十七年，齐桓公和管仲将时为太子的公子昭托付给宋襄公，以齐桓公与管仲之明，所托之国、所托之人必定是有德之人。僖公二十一年，襄公又因为相信和楚国的约定，联盟不带兵甲而遭挟持囚禁。在泓之战中，宋襄公所秉持的是春秋式战争的正义精神和贵族精神，后世中很多人也认同襄公的守礼，太史公谓“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春秋前期虽战争频繁，但与人道主义关怀并存，晋国赵宣子伐宋时说：“袭侵密声，为蹔事也。”可见赵宣子也反对无礼的战争。然而过度守礼却会导致贻误战机。子鱼只看中战争的结果，认为可以不择手段。可见子鱼并不恪守周礼的战争精神。

究竟是恪守古礼还是战争结果更为重要？这一问题在泓之战时期还颇有争议，但随着后期兼并战争的兴起，似乎没有谈论的必要。定公四年夫概违背王命，不守礼制，才为吴国获得先机，即墨之战田单复国、马陵之战设伏歼敌，军事诡计都起到关键作用。韩非子批评宋襄公“慕自亲仁义之祸”，可见韩非子最看重战争结果。五礼之一的军礼在溶解消亡，尊礼、重信、轻诈、尊王、从礼、敬德、重仁和“先礼后兵”都曾是军礼的重要精神，又一个个被推翻，吉礼、兇礼、宾礼、嘉礼也都被诸侯僭越。从“周德未衰，不可轻动”到“春秋无义战”，这是春秋式战争到战国式战争的转变。

春秋军礼中的和平理念，根源在于周天子采取“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将血缘宗法和政治秩序紧密联系。但是正统王朝逐渐衰弱的春秋末期，周天子统治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在一次次战争中逐渐消亡。军礼的颠覆也不是一个突变，文公十二年晋军仍会因未到约定相战时间而放过秦军，泓之战就处在争霸到兼并战争的转型期中，在此之后不择手段获得战争胜利逐渐成为共识，如僖公三十三年晋对秦的殽之战是利用地形优势实施残忍的歼灭伏击战，宣公十五年楚宋盟约也变得“尔虞我诈”了。

三.战争中的礼制地位嬗变原因

春秋诸侯争霸到战国战乱不休，国家兼并之时，权力更迭斗争既没有合法合理的方式，也没有协商妥协的解决途径，各国的结局更加壮烈，新的掌权者缺乏使世人信服的理由，唯有通过更多战争带来威信。于是，与诸侯国表面事事遵从礼制旗号截然相反，在春秋后期战争不再遵守礼制，每一场战争都加速了礼制的崩塌，具体原因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1.周王室的衰微导致政治环境发生变化

在政治军事方面，周天子实力下降，诸侯国崛起。戴木茅（2017）很有全局观性的将君权强弱与君位稳定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分为：君主结构性失权、君主功能性失权、君权暂时增强等情况，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周天子结构性失权”。桓公五年记载了《春秋左传》中唯一一次天子亲征伐的战争，“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周天子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给周王室的统治带来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是王畿日缩（从“日辟国百里”到东迁洛邑后仅有的六百里），另一方面是诸侯国蚕食王畿，随意抵押封地而不告知周天子。在隐公八年，郑庄公请求免除对泰山的祭祀，希望用泰山旁的祊地与鲁国交换，“庚寅，我入祊”，二十天左右的时间竟然就完成了交易。

周王室衰退无法控制各诸侯国，致使诸侯忽视朝觐义务。通观春秋，号称“周礼全在鲁”的鲁国几乎没有正经的朝觐。反倒是诸侯小国对大国的朝觐变得十分频繁，在隐公十一年，滕和薛两个小国甚至因为朝见鲁国的先后顺序发生争执。

童书业认为春秋史的主线是晋楚争霸，周王朝在历史中的隐匿逐渐成为一个背景板。诸侯国不断僭越礼制，《左传》通过郑庄公之口道出“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

2.诸侯间血缘关系减弱使社会环境变更

在西周初期礼制较为严格，因姻亲关系和礼法尚存，战争中遵循古礼。但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经济发展，礼制发展成熟后又逐渐僵化。聚落模式发生变化，诸侯间血缘姻亲关系变得淡薄，血缘社会瓦解为地缘社会。僵化的礼制，与诸侯国的实际发展利益相冲突。到春秋晚期后，出于实际利益的兼并战争和土地兼并兴起。新兴地主和氏族阶层与旧贵族利益对立矛盾频发，旧贵族因没落，减少了对礼仪的重视；新兴贵族和诸侯国为控制更多的土地和百姓，不断僭越礼制。由于诸侯间血缘关系减弱，造成诸侯国之间弱肉强食、无所顾忌不断破坏礼制，这不仅反映在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如接待宾客之礼、丧葬礼仪等多个层面，在战争礼、祭祀礼仪中也都有体现。

3.诸侯争霸兼并，引发战争的原因改变

春秋中期时“不礼”还是诸侯国之间发动战争的导火索，但随着发展通过战争和结盟去争取国家的利益、增强威信则成为真实目的。僭越礼制的行为存在于诸侯争霸的各个环节，此时的礼制已经不能成为周天子统治的工具，反而是各诸侯国利用这一制度巩固自身利益。如桓公九年记载，施父据行礼时的情况来探听各国虚实“冬，曹大子来朝，宾之以上卿，礼也。享曹大子，初献，乐奏而叹。施父曰：曹大子其有忧乎？非叹所也。”在“享礼”仪式中曹太子表现得不同寻常，被施父观察到。果然曹国将有大事发生隐公十年春，曹桓公去世。

诸侯间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战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早期因“礼”而战的理由也难以为继，自然更不考虑“繁文缛节”的战争礼。同时，因各诸侯国兵戎相见，战争频发，社会动荡，时人也不再关注战争礼是否完备，而仅在乎战争结果是否维护利益。

这一切，与西周礼制思想背道而驰。是故，鲁昭公三年晏婴和叔向分析当下局势和两国情况，共同得出“此季世也”的结论，可看出战争礼及其礼制土崩瓦解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仅18万余字的《左传》中记载的各类军事行动就有745次，大型战百余次。受礼乐制度和贵族阶级观念的影响，春秋式战争强调礼制，但由于政治环境变化、社会环境变更、战争真实目的改变等原因，战争礼逐渐不为人们所重视，战争中古礼地位的变化也是周朝礼崩乐坏的真实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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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静静.《左传》战争礼述略[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2（04）：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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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