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中进城与劳动的再书写

时间：2024-05-04

田雪婷

内容摘要：在八十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弘扬集体主义经验和劳动者的道德优势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严重的认识危机。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再次出现了强调个体的潮流，知识青年——尤其是“农村读书人”的出路也面临着被迫滞留家乡和外出进城的尴尬境地。如何处理和回应农村读书人的出路，需要作家对时代和青年个体进行双方面的考察。本文拟以《平凡的世界》为研究对象，探讨路遥的困惑、矛盾以及他的想象性解决方式。

关键词：路遥《平凡的世界》进城劳动

一直以来，《平凡的世界》都为“农村读书人”塑造了一种成长范式，即个人通过获取知识、经历苦难、尊重劳动不断修正自我，最终完成自我的成长。由此，《平凡的世界》“为底层读者提供一种超越阶级限定的想象性满足”[1]79，从而成为了畅销的“励志型”读物。但当个人主义逐渐受到质疑时，一度为评论界视而不见的《平凡的世界》却再次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这一现象恰好暗示了《平凡的世界》内在的丰富性，对它的再解读不仅可以揭示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社会变迁，也能够为我们新一代的青年提供一种成长启示，提醒我们另一种实现个体价值的出路。

一.进城与农村读书人

早在《人生》这部小说中，路遥便以“返乡—出走—返乡”的结构叙述了高加林的人生道路，《人生》的故事是从高加林被高明楼剥夺了民办教师的位置开始的，而这也促成了高加林的进城。关于高加林进城，研究者或认为这是80年代青年在经历“自我觉醒”后的选择[3]118，或认为“教育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颠覆乡村或破坏乡村的过程。”[4]180，在教育中占主要地位的现代知识则使得农村读书人逐渐脱离乡村。的确，高加林时常受到现代知识的召唤，习惯于用远方的眼来组装自己生活的世界，但这些并不构成他进城的直接动力。

在这里，需要引入小说省略的高加林经历的前史，高中毕业后，高加林回到高家村教书，在这三年中，高加林虽向往城市、知识，但他并未想过要摆脱农村小学教师的身份，他的个体状态十分积极，担任“五年级的数学与语文老师并且还给全校上音乐和图画课”[2]105，知识和才干在这里得到了发挥，这种以知识为门槛的职业也为他换来了村民的尊重，小学教师的身份为高加林带来了意义感。另一方面，民办教师又充当了农村读书人与公家人之间的纽带，高加林希望“几年以后，通过靠考试，他或许会转为正式的国家教师，到那时，他再努力，做他认为更好的工作。”[2]102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民办教师会在农村如此受欢迎以及失去这一位置的高加林为何会感到这是毁灭性的打击。也可以看出，农村对于公家人的身份有着天然的向往与羡慕。

如果说成为公家人是高加林进城的动力，那么路遥对孙少平的进城则进行了有意味的改写。与高加林一样，在失去了民办教师的位置后，孙少平不得不做了农民，但较之于前者，孙少平显得更为从容，他认为“作为农民的儿子，继承父业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但他同时也总是感受到“远方的召唤”，“不间断的做远行的梦”[5]260。孙少平进城的动力并不是为了追求一个体制内的位置。他很清楚自己进城的出路只有去做一名揽工汉，但孙少平仍坚持认为“自己可以干點什么事”，这里的“自己可以干点事”并不只是指自己养活自己，而是在具体的生产生活之外的精神上的追求。孙少平的精神追求主要源自于他所受的教育以及自己长期的阅读，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民办教师时期，他都从未间断过自己的阅读，但如果说孙少平进城是为了获取更多的阅读和学习机会，似乎也有失偏颇，因为揽工汉的工作决定了他注定没有过多的时间分配给自己进行个人化的阅读。在小说中，孙少平的进城带有“漫游”与“闯荡世界”的性质。显然，路遥暂时悬置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反而为孙少平进城赋予一层浪漫主义的光环。那么，路遥为何会对孙少平进城的原因进行这样的改写？

其实，这样的改写与路遥对理想与现实的看法有关80年代，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与追求小康之家理念的影响下，青年人普遍追求实惠以及金钱，但路遥对当时社会普遍讲求实惠的风气保持着警惕的态度，在《答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中表示：“在现在的青年身上是存在一种追求实惠的倾向，理想的光芒有点暗淡……现在青年人的罗曼蒂克精神太少了，青年人身上应该有一种罗曼蒂克的东西，尤其在一个太世俗、太市民化的社会中，罗曼蒂克能带来一种生活的激情。[6]462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孙少平进城原因的注脚，路遥特别强调罗曼蒂克对青年人的意义。其实早在十七年文学中，就有了青年人进城的叙述。《创业史》中的徐改霞也是进城青年中的一员，但彼时，进城有制度作为依托，徐改霞进城是为了参与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而这是一位向往社会主义的青年团员对理想的正当追求，在此，个人的意义感在集体、家国的感召下获得了其存在的形态。但80年代常被看作是“重返五四”的时代，个人与集体的关联度降低，与国家之间出现了缝隙，无法有效的整合，青年实现报国理想的土壤消失了。路遥显然受到了十七年文学的感召，因而，他在普遍追求个人的时代重提理想，选择以带有浪漫主义的“漫游”作为孙少平进城的动力。即，孙少平急于解决的是生活意义的问题。

有评论者认为孙少平和高加林的“魅力来源于他们对个人发展有着长远的规划与打算”，《平凡的世界》的意义正在与描绘了“奋斗的个体”形象[7]。但同时他们又兼有“个人主义”无法统摄的其它特质。这种特质与他们的阅读与接受的知识相关，孙少平与高加林都热爱阅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都不能简单的认为现代知识对农村青年产生的都是负面作用，认为是现代知识使得他们对身边的世界产生了“疏离感”[8]209。正是由于获取了更多的现代知识，孙少平和高加林才会产生关注国家大事的意识，进而也才拥有了想象外部世界的能力，像孙少平这样的农村读书人在艰苦的环境中，还可以一直保持关心国家、关注国际消息十分难得。在这里知识扮演了整合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纽带，在普遍盛行讲实惠、人人关注小我的年代，他们一直有关注“大世界”的眼光。这使他们没有沦入个人主义的樊笼，反而将自己与国家关联在一起，这使得他们与其它青年区别开来，也正是他们身上具有的这种素质，使得农村新人有了成长的可能性。

二.劳动、家庭与成长

无论孙少平身上具有何种农村新人的特质，当他选择进城之后，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自己生存下来。在路遥看来，只有诚实的劳动才能维持个体的生存，可以说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在80年代后期唱了一首关于劳动的赞歌。

在乡村世界，劳动是评判一个人能力大小以及品德高低的标准。在高加林回村后一个月都没有参加劳动时，叙述者直接现身表示：“大家对于高明楼做的不讲理的事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对村里任何一个不劳动的二流子都反感。庄稼人嘛，不出山劳动，那是叫任何人都瞧不起的。”[2]11高加林的劳动源于对不公命运的报复以及乡村伦理的约束。但高加林劳动后也“感到了一种无法言喻的愉快。他让所有庄稼人都看见，他们衡量一个优秀庄稼人的品质——吃苦精神，他高加林也具备。”[2]54-55。或许高加林从未想过要想庄稼人一样长久的与土地为伴侣，但作为乡村世界的一员，他尽管受到过现代教育的熏陶，也仍会下意识地以劳动者的品质来规训、要求自己。路遥在其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这样为高加林辩解：“任何一个出身于土地的人，都不可能与土地断然决裂。我想，高加林就是真的去了联合国，在精神上也不会和高家村一刀两断。”[11]65路遥特别强调“农村读书人”对于土地与劳动的感情，路遥同时表达出了他的矛盾与担忧：“……由此，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即如何对待土地——或者说如何对待生息在土地上的劳动大众的问题。是的，我们最终要彻底改变我国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中就包含着我们将不得不抛弃许多我们曾珍视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痛苦所在。”[11]65路遥一方面认同80年代现代化的追求，同时又意识到这样的潮流中，土地与劳动所关联的美好品质或许会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路遥将高加林们对土地、劳动的矛盾心态描述为“痛苦”，痛苦就意味着对劳动所携带的品质有所眷恋与不舍，而这种“痛苦”或许会成为个人成长以及时代转型的某种契机。路遥想要保留或者召唤出劳动具有的崇高性，试图通过对劳动的书写来寻找劳动所具有的建设意义。

在《平凡的世界》中，劳动具有的意义首先表现为它可以展现个体的尊严。李向前尽管他双腿残废也坚持要做一名修鞋匠，以此获得自己生活的价值与尊严。孙少平在黄原做揽工汉时，劳动的过程被详细的描写了出来：“……沉重的石头几乎要把他挤到土地里。汗水就像小溪一样在脸上纵横漫流，而他却腾不出手去揩一把；眼睛被汗水腌得火辣辣的疼，一路上只能半睁半闭。两条打颤的腿如同筛糠，随时都有倒下的危险……”[5]269孙少平这种“艰苦”的劳动使得女主人对他动了恻隐之心而随之为他换了一份轻活。从阶级关系来看，孙少平的这种劳动是他在主动“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使得自己从一个“劳动者”沦为了“劳动力”[1]87。但路遥回避了这个问题，他突出的是劳动对于主体的意义，他认为一旦主体在劳动中不断充实自我，获得尊严后，便可以成为被看见、被青睐的对象。

另外，劳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能使人与人之间迅速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路遥极力描写了劳动在孙少平与田晓霞之间的爱情中的作用，田晓霞对孙少平青睐有加始于孙少平在阅读中获得了独特的“个人气质”，但两人真正互生情意却是在孙少平成为揽工汉之后，孙少平毫不介意向田晓霞展示自己的劳动，认為“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可以酿造出生活之蜜。”孙少平对于劳动的态度极大的冲击了彼时还是大学生的田晓霞，她感慨道：“如果她在大学的同学如果知道她和一个揽工汉讨论生活意义的问题，不仅不会理解她，甚至会嘲笑她……或许他们各自都有需要对方改造的地方；改造别人也就是对自己本身的改造。”[5]304田晓霞认识到孙少平身上具有她自身所欠缺的品质，她将自己与孙少平的交往看作是对彼此的改造与提高。在50-70年代文学中，知识分子需要深入劳动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根性。路遥这里的书写带有鲜明的50-70年代文学话语形态的影响，在80年代，劳动大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结合已经失去了其现实土壤。田晓霞的死亡，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这种解决方式的无效性，但劳动在这中间发挥的作用却无法被忽视。

在劳动的过程中，孙少平不仅充实了自我，使自己获得了令田晓霞仰望的“力量感”，并且，随着不断地劳动，“他逐渐对底层劳动者产生了情感认同，认识到了生命自身的坚韧。”在大牙湾煤矿，孙少平经历了自己被救、安锁子被救师傅去世后，他更加深刻的体会到在矿井下互相团结依靠的重要性，在他自己成为班长后，他也因为救矿工而负伤。的确，如倪伟所说：“劳动在此不仅能够创造坚强自立的个人主体，还能够创造一个彼此信赖、团结友爱的劳动共同体。”但我们细读小说会发现，并不是每一个矿工都具有这样的共同体意识，很显然，安锁子身上的共同体意识便很淡薄，他身上更多携带的是矿工的粗鄙和不堪。为何同样的劳动造就出的是不同的个体？为何王世才和孙少平的劳动共同体意识更为强烈？

显然，集体劳动不必然培养出紧密结合的劳动共同体。要创造出一个真正彼此友爱、团结互助的团体，除了共同的劳动之外，便需要劳动个体自身携带另外的品质——损己利人。在80年代这样一个再度宣扬“个人觉醒”的年代，个体利他性得以生长的土壤在哪里？在路遥看来，家庭才是培养个体损己利人，无私奉献的最初所在地。

个体在家庭生活中养成的基本行为模式，在生活中向外推广时，就会被利用到更广的社会场合中去。孙少安一家因办砖窑而发达时，恰好是双水村其它村民经济困难的时刻，孙少安自然而然得扩张了他在家庭中形成的责任感，在乡亲们上门找他解决困难时，“朴素的乡亲意识，使少安内心升腾起某种庄严的责任感来。”他觉得作为同村邻舍，“不能只管自己锅里有肉，而平心静气地看周围的人吞糠咽菜”在路遥的叙述中，小家庭的劳动共同体可以在这种责任感的催发下，使得孙少安将个人发达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更为广大的劳动共同体。但这种集体劳动却只有共同体之形而无共同体之实，随着孙少安的砖场陷入破产的危机，乡亲们纷纷抛开孙少安，他的善意并没有得到乡亲们的理解与感激。可以说，这是路遥在80年代对于未来的想象，然而，现实更加逼近田海民式的个人发达，但不能据此就否定路遥对劳动共同体的想象，可以说，路遥在探索一种个人重新融入集体的方式，但他也深知50、60年代那种集体的土壤早已消失，因而他转而从最小的家庭团体出发来构想一种新的集体，试图通过伦理的重构唤醒人民对于集体的感知。

可以说，路遥站在80年代展望未来时，也同时站在80年代回望过去。因而，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50、60年代某些价值观的余脉，也可以看到身处80年代的个人的矛盾与徘徊。站在这个时代转折的交叉口，路遥一方面认同个人奋斗，希望个体（尤其是农村青年）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他又极力呼唤奋斗的个人不能忘记乡村伦理的规范，为从集体中走出的个人重新寻找再次嵌入集体的方式。而路遥在80年代发现的问题同样也是当代青年遇到的困境，这也是路遥的思考在现在也能引发我们青年共鸣的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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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华枳.高加林的觉醒与路遥的矛盾[M]//程光炜、杨庆祥编：重读路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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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路遥.平凡的世界（合卷本）[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6]路遥.答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M]//路遥文集·第二卷.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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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路遥.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M]//路遥文集·第二卷.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10]杨庆祥.关于劳动的预言——重读路遥小说《人生》[M]//程光炜、杨庆祥编：重读路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1]路遙.早晨从中午开始[M]//路遥文集·第二卷.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