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视阈下电影《最爱》叙事的新思索

孙雨晨

内容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以疫病为题材的艺术再度纳入到学界的研究视野。电影，作为一种和文学密切相关的表现形式，引发了人们对疾病电影的极大关注。《最爱》是2011年上映的一部文艺电影。影片既反映了艾滋病人生活的残酷现实，又包含了对人类生命欲望、情欲、物欲的三维刻画。欲望的积极与卑污在这部电影中被放大出来，表现得淋漓尽致，营构了本片的三大主题。在世界性疫情面前，重温《最爱》的叙事风格和主题挖掘，对于进一步构建成熟的疾病题材电影制作，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最爱》 艾滋病 叙事 求生欲

自人类诞生以来，自觉不自觉地要与各种疾病、瘟疫、自然灾害有所交汇、碰撞和冲突，可以这么说，人类与瘟疫的遭遇战几乎没有间断过。当下仍在全球各地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危害之大，影响之深，再次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正因为如此，关于突发事件和疾病的文学叙事一直没有溢出电影艺术的范畴。以艾滋病为主线的《最爱》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它不仅讴歌了疾病中的人性之光，同时也鞭挞了人性之丑陋，尽管这部电影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是重新梳理它的叙事风格，依然显示出超时代的生命力，堪称为当代电影人提供了一个艺术范式。

《最爱》是根据当代作家阎连科的小说《丁庄梦》改编的文艺电影，于2011年上映。导演顾长卫是陕西人，他曾作为摄影师参与创作了《霸王别姬》《红高粱》等传统叙事类影片。除了该片，顾长卫独立导演的作品还有《孔雀》《立春》等。《最爱》的主要演员有郭富城、章子怡、濮存昕、陶泽如等艺人。本文将从求生欲、情欲、物欲三层面进行阐述。

一.围绕艾滋病的求生欲望

在105分钟的片长中，影片讲述了上个世纪90年代艾滋病村——虚构的“娘娘庙村”的故事，诉说了村民因贫穷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悲惨生活和情感纠葛。在那个谈“艾”色变的年代，摄取这样一个故事题材，不仅新奇，而且具有震撼力，发人深思。老柱柱（陶泽如饰）在教师和学生因艾滋病泛滥离开学校后，自愿担任起小学的“校长”，带着羞愧自责的心情集中照顾村里的病人。老柱柱的大儿子赵齐全（濮存昕饰） 扮演了“血头”的角色，是被村民唾骂和仇视的贪婪人物。在卖血生意遭遇萧条之后，又有倒卖死人棺木的举动。赵齐全的儿子赵小鑫（胡泽涛饰）是被村民毒死的，成为影片的全知叙述者。值得一提的是，少年扮演者胡泽涛是一位由于母婴传播感染的艾滋病患者。影片是以商琴琴与赵得意的情感故事为主线展开的。老柱柱的二儿子赵得意（郭富城饰）是“热病”的直接受害者。老柱柱的侄媳妇商琴琴（章子怡饰）为了买城里人用的洗发水卖血，也不幸染病。此外，四伦村长（孙海英饰）、粮房姐（蒋雯丽饰）、大嘴（王宝强饰）等人物形象也塑造地极为鲜活。

电影开始的表演就极不平静，用戏曲文学的样式奠定了影片的传统风格基调。二骚爷爷唱河南坠子前用方言说：“有新药了”“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寿无疆”。这些语言本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喜庆的喜剧色彩，不料却在戏曲的回旋跌宕中，村民对到底“有没有新药”产生了争论。老柱柱坚信有新药，而赵齐全则认为父亲在骗人。父亲本想让儿子向村民磕头道歉，然而父子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成为了故事的第一层波澜。

艾滋病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流行病，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有效的治愈方法。艾滋病是受到“污名化”影响最为严重的疾病之一，HIV感染共有四种途径，其中性、母婴、血液的传播方式都在影片中有所涉及、有所展现。台词中说“有了这热病，人命就像树叶一样，说落就落了”“热病是绝症，是瘟疫，都还没法治”。这些语言都在预示着艾滋病的严重性，彰显了影片的宣教功能。

毫无疑问，《最爱》的主题之一是强调了人类的生存权利，处处演绎强大的求生欲望。在面对“绝症”和“瘟疫”时，村民用挣扎的活力和原动力表达出生命的欲望和价值。村民搬进小学过集体生活时，知道疾病的严重真相后依旧不忘唱戏，阐释出生命的乐观张力。四伦村长说“死不了的，老天爷是我们干爹”。赵得意说“多活一天是一天，多活一天赚一天”。“多活一天是一天”这句台词多次出现在影片，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具有一定的价值导向意义。赵得意在追求到商琴琴后，极度兴奋地在车轨上奔跑。同火车赛跑隐喻着与生命赛跑，展示其对生命的态度。我们看到，影片绝少拍摄病人对死亡的恐慌，更多的则是突出“得意一天是一天”的达观生命态度。

在艾滋病村民遭受蔑视、冷遇的时候，依然显示出病人强大的生命力。领取结婚证后的商琴琴与赵得意向各家各户发喜糖的神情和形態，凸现了男女主人公对生命的珍惜和对排斥者的有力反击。

当然，影片中也表现了其他次要人物坚定追求生存权利的一面，富有喜剧特点，栩栩如生。如重病的“粮房姐”追赶猪群时的勇敢，是通过喜剧场景表现的。“大嘴”临死前仍用喇叭说了一句“我的喇叭没电了，我也快没电了”，是通过幽默的语言展现的。作家阎连科曾七次到河南的艾滋病村进行过调研，为刻画艾滋病人收集了大量的写作素材。可见影片中的各色人物不是凭空想象塑造的，而是生活现象的真实呈现。

总之，围绕艾滋病这个极其可怕的主线，影片用朴实的语言和真实的情节，深刻而形象地反映了一个特殊群体面对死亡前的心态和对生存的渴望，令人震撼，发人警醒。

二.疾病面前的情欲界线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家庭的构成不能不涉及爱情包括亲情。当无情的艾滋病降临到一个家庭、一个村时，可以想象，爱情与亲情将会多么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将会上演怎样的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活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影片想要表达的是：人间有灾难，人间有大爱、有真情。在死亡面前，在大难来临之际，爱情依然美丽、动人，这也许是本片编导对疾病面前的情欲作出的最好诠释。

情欲建立在疾病的基础之上，疾病是引发爱情的触媒。如果没有患病的共同经历，赵得意和商琴琴也不存在爱情产生的条件。这一对历经劫难的恋人，在垂死前建立了重组家庭。艾滋病的肆虐使过去的家庭四分五裂，两个人都遭遇了亲人的歧视和抛弃，成为无人挂念和珍视的边缘人。影片着重圈画了艾滋病人受到的社会排斥和挣扎心理。赵得意的妻子郝艳不敢接触丈夫，经常躲回娘家，对婚姻中的“爱人”是冷漠的，成为情感的主动逃离者。而商琴琴患病后经常遭受毒打，是被丈夫赶出家门的，成为婚姻的被动逃离者。

疾病使赵得意和商琴琴产生了生活和人性的交集，加速了心灵的碰撞和合一。苦难使他们萌发了“我们都一样”的爱情，这乃是情欲产生的基础。他们由“同病相识”到“同病相怜”再到“同病相恋”，恋情的展开是和病痛这种触媒同频共振的。二人“爱得像课本上的喜马拉雅山”，绵长、深沉。赵得意在这段感情中更占主动，“你要愿意嫁，我就敢娶”，得到爱情后在火车前狂奔呼喊，树立了野性追爱的男子汉形象，展现了追求爱情的勇气和生命原动力。而商琴琴則由起初的胆怯迟疑再到后来的勇敢抗争，被赵得意深沉刻骨的爱意逐渐感动。赵得意对商琴琴说：“我们就住在一块儿，给小海他们一家人看，给郝艳和全村人看，看别人能把我们俩咋样”。这段原本不伦的婚外恋通过疾病受害者的角度转化为真挚合法的爱情，是孤独者在病痛面前的竭力呐喊，也带有挑战世俗眼光的意味。这些片段都使观众品味到爱情的真谛和权利。

影片的每一个镜头语言都诉说着惺惺相惜的情感片段和爱情的温度，汇成家庭关系的升华。对情欲的描述体现在日常生活场景的刻画。两人在一起后吃饭时脚底相对嬉戏，勾画了得到爱情后的喜悦。得意心疼琴琴用冷水擦身子，表现了得意关心琴琴的亲情之爱。这些场景设置虽然微小而平淡，却非常契合了现实的视角。

影片没有局限在铺排平淡的生活，而是用主人公先后发病来体现矛盾和冲突。琴琴发病时表达了死后不想穿寿衣的想法。为了打消她的顾虑，得意许愿说她死后可以穿很漂亮的衣服。然而却引来琴琴的误解和嗔怒。赵得意第一次发病时，是二人领证结婚的时侯。而第二次发病时，商琴琴忍着伤病，用冷水去为丈夫降温，最后却早于丈夫死去。

影片把人生的悲欢离合通过艾滋病这个存在得以阐释，情欲的闸口喷发出甜蜜的浓情，亦冷静地透视出婚姻关系中自我与他人关系的对立和统一。总的看，疾病延长了男女主人公生命的里程，从某种程度看爱情的力量战胜了疾病，主人公用自己的生命去挽救爱人的生命，使情欲上升到为爱牺牲的仁爱层面，这也使短暂的时间定格为永恒的视觉记录。

三.物欲的病态洪流

物欲的病态洪流是心灵疾病的投射，影片通过村庄的偷窃事件、城乡差异等问题呈现出来。道具和美术在反映主题中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

影片中的偷窃事件集中了每个艾滋病村民的利益问题。三次 “偷盗”事件是影片的第二层波澜，掀起了是非弥漫的涟漪。商琴琴的红棉袄是被生病的老疙瘩伯伯偷走的，原因是他临死前为满足妻子穿一次红袄的愿望。四伦村长的钱和记载村民事件的“红本本”不翼而飞，病人的精神支柱彻底被击垮。看似自愿奉献为大家做饭的“粮房姐”借做饭之机偷米，被发现后还振振有词。这些村民本是身患绝症的病人，理应被观众同情，然而电影却做了对比转折的处理，从而挖掘出病患村民的劣根性，平静的村景山庄反衬出浮躁的人性。赵得意让商琴琴把衣服反偷回来。商琴琴拒绝道：“人有脸，树要皮”。

整部影片充斥着对财富追逐的强烈欲望。影片主要是通过赵齐全这个角色勾画的。在他身上，自私与贪婪的利己性被揭露地淋漓尽致。如果说村民把血卖给赵齐全感染疾病是发生的偶然事件，那么砍伐树木、倒卖真皮棺木再卖给村民可以看出财富获取方式的不堪了。更有甚者，在儿子被毒死后，他依旧大张旗鼓地为赵小鑫操持冥婚，原因是女方是官员的亲戚。在亲人离去后，这个狠角色依旧没有忘记谋财谋利，扬言要开发高档陵园，“哪能人人生在苏杭呢”是他不甘于生于乡村的逐利宣言。过年时赵齐全给家里买的电视机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看似微不足道的道具可能包含了很多人的血液和生命。赵齐全在家庭关系中表现地十分冷血。这不禁带给观众很多思考。财富是否可以换来一切，梦想是否要在合法合理的角度进行实现。物欲的闸口一旦开启，又有多少人可以保持本性。

“艾滋病并不仅仅是一个公共防疫问题，而是与贫困、社会公正以及群体感觉、社会认知、人际关系等问题联系一起的”。[1]疾病犹如一面镜子，反射出诸多背后的社会现象和伦理问题。

影片用道具叙述物欲中的城乡碰撞之惑。质朴的农村乡土和女主人公对城市的憧憬通过静置的物品得以表现。影片多次拍摄学校门口的场景：破旧的篮球架和上课铃。此外，烟雾笼罩的房屋田舍、凋敝的枯树、火炕大灶、稻草垛都言说着贫苦和疾病带给人的灰暗情绪。对于很多年轻的城市观众而言，这些农村场景是陌生化的，甚至很难想象商琴琴卖血是为了买城里人用的洗发水。而赵得意给商琴琴的最高承诺是能让她像城里娃娃那样，穿很高的高跟鞋。

物欲通过美术色彩进行表达。色彩配合情节起到了渲染影片主题的作用。红色和黄色是该片主要的色彩运用，这使人不禁联想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电影的色彩格调设置。片中黄色多与凋敝萧条的娘娘庙村相关联，如山坡、村民、枯草、玉米的颜色。而红色物品多与对物欲的追求相关：红绸袄、红发卡、红鼓、红毛线等。商琴琴的红套装、口红、红棉袄，既烘托出她的美丽形象，同时又突出了她对物欲的追逐。

本文希望从以上三个角度，认识发掘当代文艺作品中的疾病书写及其隐喻含义。从阎连科作品及改编影片中的人性层面进行探讨，有关此类的研究还不够多。阎连科改编影片中的疾病书写，摇荡了人们对于梦想、情感、伤痕的波澜，有着深广的意涵，同时也激活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现实是文艺创作的助推器， 随着艾滋病文学日益成为一种研究现象，“中国当代文学中也出现了大量有关艾滋病的小说、诗歌、戏剧影视、报告文学等叙事作品，如阎连科的长篇小说《丁庄梦》、翟永明的长诗《老家》、朱力亚的纪实作品《艾滋女生日记》、郭同旭的报告文学《中国艾滋病调查报告》、艾晓明的纪录片《中原纪事》等。面对方兴未艾的艾滋叙事，我们不能无视这一文学风景的存在，有必要对其展开深入的研究。”[2]艾滋叙事的背后反映了深层伦理、社会、文化等多元问题，是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

综上所述，纵观《最爱》，影片突出了求生欲、情欲和物欲三大主题，彰显了复杂的主题维度和深邃的哲学思考。简单说来，这些欲望基本上涵盖了当下人类的基本需求。人类在面对灾难的时候，对人性的追索，对生命的叩问，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最爱》的编导们试图以艾滋病对人类的最大威胁为蓝本，让艾滋病人参加拍摄，把悲欢离合的众生相通过艺术的形式呈现给观众，体现了编导、艺术家们强烈的美丑观和人伦思考。这启示我们，在肆虐的新冠肺炎面前，人类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弘扬真善美，揭露假丑恶，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此而言，《最爱》堪称疾病电影文学的一个精品范例。

参考文献

[1]邓启耀编著.视觉人类学导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285.

[2]张堂会.逾越医学疾病范畴的文学想象—中国当代文学艾滋叙事的多元文化建构[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