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导盲犬小Q》三方协同模式的启示

王茄洪

内容摘要：日本对视障人士的援助开展早，历史长。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日本逐渐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为主力，视障人士为主体的“三方协同”模式。通过以上三方的协作，加之国民教育的推行，日本的视障人士生活不断得以改善，幸福度日趋提高。我国对于视障人士的援助基本与日本同期开展，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发展，党和政府面向视障人士制定的政策也日趋完善。但是与日本相比，我國在宣传教育方面做得还不够完善，大部分民众对视障人士、导盲犬和“无障碍”设施的了解还较少，整体来看，关注视障人士的社会意识还有待增强。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加强国民教育，形成良好的多方协作模式，构建更美好的“无障碍社会”。

关键词：《导盲犬小Q》 视障人士 国民教育 多方协作

影片《导盲犬小Q》改编自日本作家石黑谦吾和秋元良平的长篇小说《再见了，可鲁》，于2004年3月13日在日本上映。影片讲述了可鲁（小Q）作为命运之子被选作导盲犬，经过训练后合格，为中年失明的渡边先生服务，但两年后因主人渡边先生患上肾衰竭而被送回训练中心。在这期间小Q一直在做导盲犬示范表演，渡边先生去世后，被寄养家庭的仁井夫妇接回家中，后患白血病去世。影片以导盲犬的一生为主题，涉及到了与视障人士有关的多方。影片中所展现的主要是视障人士的一种，即盲人的生活状况。但视障人士并不只包括盲人，视障人士包括了全盲、弱视和视野狭窄等各种有视力障碍的人群。本论文以《导盲犬小Q》为切入点，以影片中展现的盲人生活现状为例，尝试探讨以日本政府为主导，社会为主力，视障人士为主体的“三方协同”模式，同时探讨日本视障人士幸福度提升路径对我国的启示。

一.政府方面

以影片中的渡边先生为代表的视障人士能够正常参与社会生活，离不开日本政府的政策支持。

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因战争缘故身体残障的国民很多，为了迫切救济这些人，日本政府于1949年颁布了《身体障害者福祉法》（《残疾人福利法》）。1970年在其基础上又颁布了《心身障害者対策基本法》（《身心残疾人援助基本法》）。1993年以《心身障害者対策基本法》（《身心残疾人援助基本法》）为基础，颁布了《障害者基本法》（《残疾人基本法》）（于2011年修订，提出了“共生社会”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援助残疾人的基本法律。2006年颁布了《障害者自立支援法》（《残疾人自立援助法》），将以前的“援助思维”变更为“为残疾人提供必要的支持使其能够自立”。2012年进一步修改制定了《障害者総合支援法》（《残疾人综合援助法》），扩大了援助的范围。2013年颁布了《障害者差別解消法》（《残疾人差别对待消除法》），以此来促进残疾人的就业。2016年生效的《改正障害者雇用促進法》（《促进残疾人雇佣法修订版》）进一步对企业提出承担必要的社会义务。

与此同时，1994年日本颁布的《ハートビル法》（《建筑无障碍法》）和2000年颁布的《交通バリアフリー法》（《交通无障碍法》）保证了视障人士能够借助无障碍设施正常地出行。而2002年颁布的《身体障害者補助犬法》（《残疾人辅助犬法》），则为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提供了政策保障。

综上所述，日本政府颁布的上述法律法规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许多援助视障人士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有力地保障了视障人士能够正常参与社会生活。在以上政策的支持下，盲道被广泛建设，点文字在各个地方使用，城市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日趋完善。走在东京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独立出行的残障人士，有乘坐轮椅者，也有带着导盲杖的盲人。这并不是说东京的残障人士比较多，而是由于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相对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为残障人士创建了能够与健康人群同享的活动半径[1]。在车流量较多的路口，大多设有语音提示器，方便残障人士过马路；公共场所的电梯按键、公用电话拨号面板、扶手的起始和终端、自动售货机面板等处都贴有盲文指示标记；一些使用新材料、新工艺制作的导盲板、盲文指示标记，既精致好看，又经久耐用[2]。在促进对导盲犬的理解，以及普及导盲犬的使用方面，日本各都道府县、法令指定市和中核市开展了“启发活动”，包括在网站上发布、分发宣传资料；在电视和广播上进行宣传；在公共杂志上发表文章；在活动等中进行演示；向生活卫生同业公会宣传；在学校提供公益讲座等。

二.社会方面

社会方面的协同模式主要包括民间组织、社会大众和国民教育等三个方面。

（一）民间组织

为了促进视障人士的社会参与，日本有志之士成立了一系列民间组织，其中影响比较广泛的是视障者协会和导盲犬协会。

1.视障者协会

日本视障者协会是一个由视障人士组成的全国性组织，旨在让视障人士实现“独立和社会参与”。该协会成立于1948年，由60个县和法令指定市的视障团体组成，在规划和制定政策时通过请愿反映视障人士的需求。影片中渡边先生就是视障者协会的分会长，作为视障人士的一员，不断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2.导盲犬协会

日本的导盲犬协会成立于1967年，通过培育导盲犬和提供视力障碍康复项目，促进视障人士的社会参与，为进一步提升视障人士的幸福度作出贡献。在其组织下，志愿者与其协作为视障人士提供援助，包括募捐资金，饲养候选导盲犬，饲养退休导盲犬，在培训中心照顾训练导盲犬，进行导盲犬相关的宣传等。剧中，日本关西导盲犬协会负责接收小Q，将小Q送至志愿者家中饲养，在小Q一岁时将其送至导盲犬训练所接受训练。导盲犬训练人员通过场地训练和实地训练筛选培养能够成为导盲犬的狗。

目前，日本有10处导盲犬训练中心，每年饲养130～140只导盲犬，约有1000只导盲犬被使用。在使用导盲犬后，视障人士携带导盲犬到日常生活圈以外的情况明显增多。据统计，一周一次以上外出的占比18.2%，一个月内1～2次的占比42.3%[3]。由此可见，导盲犬对促进视障人士外出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面对随机出现的障碍物时。影片中渡边先生虽然很熟悉常走的路，但是面对道路上突然驶过来的车辆或随机出现的障碍物就无可奈何了。一天晚上，还未使用导盲犬小Q的渡边先生就撞到了临时停在家附近的大货车。

（二）社会大众

社会大众的协同作用主要体现在志愿者和普通民众两个方面。

1.志愿者

影片一开始，东京的水户莲家生了五只小狗。水户女士每天都给导盲犬训练所长多和田先生打电话，希望自己家的小狗能够被选作导盲犬。因为新出生小狗的妈妈只是一只普通的家养犬，所以并不完全符合导盲犬的优良血统的要求。但是水户女士还是坚持给多和田先生打电话，对多和田先生表明“我是非常，非常想让这几只小狗成为导盲犬。”最终，多和田先生答应接收一只小狗作为导盲犬的训练犬。水户女士根据小狗们的表现，在五条狗中选中了小Q。水户女士是日本人中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志愿者代表，在日本也有很多人和她一样，希望能为视障人士提供各种援助，为“共生社会”的创建作出贡献。

导盲犬的培养需要在小狗出生45天后，将其寄送在志愿者家中，待到1岁时，再到导盲犬训练基地接受训练。这些志愿者形成了一个组织，被称作“Puppy Walker”。在这接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要给小狗起名字，把小狗当作自己孩子一样养育，同时不能训斥小狗，以此来让小狗感受人类的温柔，使其亲近人类、信任人类。在这种培养下，小狗就像小孩一样，能逐渐理解人类的表达，理解人类的情感。影片中用大量特写镜头展现了小狗的调皮下所造成的“破坏”，侧面表现了培养预备导盲犬需要巨大的耐心。在导盲犬完成使命，退役后，会再次回到当初的志愿者的家中，由其照顾度过余生。

2.普通民众

剧中导盲犬训练所长在超市对小Q进行训练时，超市里购物的人看到后没有引发争议，而是正常地继续购物，说明普通民众能够接受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虽然日本政府制定了相关政策，视障人士可以携带导盲犬前往各种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但是，视障人士因为各种原因携带导盲犬进出公共场所遭拒的情况也不少。随着日本政府和相关协会的不断宣传，日本国民对导盲犬的了解逐渐增多，抵制的情绪也在逐渐转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导盲犬。

影片中渡边先生在完成和小Q的训练后，获得了小Q的使用权。但是，第一次携带小Q出行，就出了问题。他走在马路中间，不听小Q的提示，导致后边堵车。但是，后边行驶车辆的司机没有一个按喇叭催促的，他们都缓缓地跟在渡边先生后边。由此可见，除了《交通バリアフリー法》（《交通无障碍法》）的影响，日本国民对于视障人士也有很强的包容心和理解心。

（三）国民教育

影片中渡边先生因为身体原因住院后，小Q被收回了导盲犬训练基地。在渡邊先生养病的这段时间，小Q被带到各个小学去进行示范演出，让大家了解导盲犬的作用，了解视障人士是如何使用导盲犬的。在了解的基础上，克服对导盲犬的恐惧，以此来接受导盲犬。孩子们还会亲身体验戴眼罩使用盲杖走盲道等。通过这样的实际体验孩子们会亲身体会到残障人士的不便，体会到坡道、盲道等无障碍设施的重要性。政府还制作了各种面向小学生的漫画宣传绘本，让孩子们喜闻乐见地了解视障人士和导盲犬的相关知识。随着国民教育的推进与普及，日本国民逐步将对残疾人的态度由异类、同情、怜悯、施舍，转化为平等、尊重、共荣的态度[4]。日本民众日常生活用词的变迁就反映了日本国民对残疾人态度的转化。例如，日本民众更多地用“体が不自由な人”（“身体不自由的人”）来替代“障害者”（“身体障碍者”）的称呼，用“目が不自由な人”（“眼睛不自由的人”）取代原有的“盲人”的称呼。日本的很多从业者也要接受与视障人士和导盲犬相关的知识教育。国民教育的开展与推进，保障了日本视障人士在参与社会生活时能够被平等、礼貌地对待。

三.视障人士方面

视障人士主要通过社会参与和“无障碍”设施建设参与两方面积极参与“三方协同”模式。

（一）社会参与

如前所述，在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保障下，视障人士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生活。首先是日常出行方面，从影片中可以看到，借助盲道和白手杖，视障人士可以独自出行、上班和购物。其次是就业方面，影片中展示了视障人士一方面努力学习新的知识，参与社会工作；另一方面利用自身已有的长处，额外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非专职工作。据统计，目前日本视障人士的就业率达到了40％以上[5]，虽然占残疾人总数的比重不大，但是相较于以前，职业范围不再局限于按摩和针灸，事务类和服务类工作也开始占有一定的比例。最后是社会活动方面，日本政府组织了面向视障人士的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文化艺术活动和教育活动等，极大地丰富了视障人士的生活。

（二）“无障碍”设施建设参与

影片通过渡边先生忙着赶到政务大厅去提交设置发声信号灯的第十三次申请和设置盲文街区的第七次申请的情节展示了日本视障人士参与建设的状况。日本的视障人士主动通过视障者协会、市政府等渠道，或者在厚生劳动省进行调查时，不断反映遇到的问题，提出新的建设性的意见，促使政府不断完善政策和无障碍基础设施的建设。

四.我国的状况

我国对于视障人士的援助基本与日本同期开展。1953年3月，我国第一个残疾人福利组织——中国盲人福利会在北京成立。盲人福利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协助政府关心、扶助广大盲人群众，为盲人福利服务。1954年1月，毛泽东与中国盲人福利会负责人谈话，希望他解放这些最苦的人。同年3月，由中国盲人福利会主办的，中国第一份盲人读物，《盲人月刊》创刊。毛泽东拿到《盲人月刊》时，很感兴趣，感叹凸点字的变化无穷。随之，面向各种残疾人的福利组织逐个成立，为解放残疾人奋斗。随着我国助残事业的不断发展，党和政府面向视障人士制定的政策也日趋完善。以《宪法》为根本，以《残疾人保障法》为基础，以相关行政法规为辅助的政策支持从根本上保障了视障人士的权益。同时，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作为国家法律确认、国务院批准的由残疾人及其亲友和残疾人工作者组成的人民团体，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促进助残事业的持续推进，代表残疾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我国在政策支持和组织建设方面做得比较完善，但是与之相对，与日本相比，在宣传教育方面还需改进。我国于1991年在北京首次建成盲道。2001年《城市道路和建筑无障碍设计规范》正式实施。中国开始了无障碍建设。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盲道建设最多、最长的国家。但是，由于缺乏广泛的宣传教育，大部分民众对视障人士、导盲犬和无障碍设施的了解还较少，导致有相当一部分的盲道等无障碍设施被占用，或是破坏，不能发挥其作用；视障人士携带导盲犬乘坐交通工具，进出公共场所遭到拒绝的情况也较多；民众对视障人士的称呼和态度也需要被引导改变；我国互联网软件生态较为混乱，视障人士的信息无障碍体验还需进一步提升。整体来看关注视障人士的社会意识还有待提高。与此同时，视障人士自身社会参与的意愿和参与建设的意识也较为不足。视障人士由于身体的障碍导致他们出行不便，特别是长距离出行，加之内心的消极情绪的影响，导致他们对公共参与逐渐冷漠[6]。

五.日本对我国的启示

综上所述，日本在对视障人士的援助中逐渐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为主力，视障人士为主体的“三方协同”模式。在三方的协作下，日本視障人士的生活不断改善，参与社会的层面也越来越广泛。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便是日本对国民的教育。教育的开展，使得民众逐渐培养了与视障人士平等、共生的意识，社会形成了援助视障人士的意识。潜移默化中日本形成了良好的协作模式。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三方协同”模式，着重加强对民众的宣传教育，形成良好的多方协作模式，构建更美好的“无障碍社会”。

参考文献

[1]宫晓东，高桥仪平.日本无障碍环境建设理念及推进机制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2）：5.

[2]汤恒亮，陈传荣，邓飞.日本盲道设置对我国盲道建设的启示[J].艺术教育， 2011（11）：2.

[3]身体障害者補助犬の普及·啓発のあり方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J]. 2020.

[4]ECO-MO FOUNDATION.交通无障碍的共生社会（小学生版）（第4版）[M].东京：工艺财团法人Eco-Mo Foundation，2014：7-8.

[5]Ｈ３０年度ハローワークを通じた職業紹介状況[J].2019.

[6]李莲莲.视障者的社交媒体使用与公共参与[D].吉林大学，2017.

基金项目：江苏大学2022年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阶段性论文，项目名称：“中国梦”视野下日本“视障人群”幸福度的提升策略对我国的启示研究（项目号：2022102991081X）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