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度·深度·温度：学术史书写的三重维度

严曼华

内容摘要：以往故事学术史的书写以线性梳理为主，在梳理与议论之余难免落入单调、刻板的泥淖。《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论》通过运用专题反思的方式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民间故事研究进行了深入剖析，资料翔实，反思深刻，鲜活生动，既是一部静态的充满思辨意识的故事学术史，同时也是一部活态的有温度的故事学人学术史，体现了学术史书写的广度、深度与温度三重维度。

关键词：故事学 学术史 民间文学

故事学术史的书写不乏先例。20世纪90年代，在学术史讨论的热潮之下，民间文学的学术史意识开始觉醒。此后，刘魁立、刘守华、施爱东、刘锡诚、万建中等一批具有深厚民间文学学识素养的学者都开始对本学科学术史进行勾勒描画，以从不同角度展现现当代民间文学学科的前行轨辙。然而，对于学术史，我们的一贯思维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总结学术成果，剖析源流，来梳理本门学科的发展脉络与历史走向，这是学术史的基本工作，但终归有些美中不足。学术史虽为史，但终归不是一次走马观花式的历史巡礼，而是溯其根源，察其得失，为其未来之路指明方向。这就需要学术史书写者在总结每一阶段历史性成果时能将自我置于历史时空之下，与其对话。由于过度重视学术成果在学术史书写中的重要性，学术史书写者容易陷入自我言说的陷阱之中——围绕现有学术成果尽情自我剖析反思，尽管剖析深入，反思深刻，却总觉单调呆板。而一部有温度的学术史除去书写者的自我独白，应当要有故事学人的应答或合奏。在这一方面，漆凌云教授的《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論》无疑是一次新的突破。

《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论》是以专题反思的方式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民间故事研究进行深入剖析。在以线性梳理为主的学术史书写传统中，这一书写方式能补足传统学术史书写中存在的蜻蜓点水式论述的不足，使得这一专题内的学术走向更加完整、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这是对局部的切割。但与此同时，正因为是专题式论述，它之所及也只限于这些专题，而不能兼顾整体，对于这些专题之外学术动态的把握，仍会陷入蜻蜓点水式的品评论述之中，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实。故而专题的材料选取广度与内容描写深度在此处就显得格外重要。如何通过这些个案研究来最大限度地从侧面展现整个故事学发展历程？如何从这些典型且普遍的研究范式中找出民间故事的未来发展方向？这是对每一位学术史书写者的学识涵养与思辨能力的考验。

《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论》运用了翔实的资料来呈现中国民间故事学近七十年的大致走向。作者发现了一直被我们所忽视的丹尼斯、詹姆森等海外汉学家对于中国民间故事学所起到的开创意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故事学的内容。同时，作者还有意识地将本土与西方相对照联系，在追溯其外国理论源头的同时考察其在中国国内的发展变异，从而揭示其中国化的过程。如在故事类型学专题中，作者介绍其理论源于西方，N.B.丹尼斯是第一个运用民俗学理论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学者，同时也是第一个对中国民间故事进行分类尝试的学者。自钟敬文等学者将西方故事类型学方法引进中国后，在整个20世纪，中国故事学几乎都围绕类型学展开①，在这之后，以刘守华、刘魁立为代表的故事学者将其进一步与本土实际情况结合，形成类型文化学、民间故事生命树等理论，逐步构建起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学术语体系。将本土之根与他山之石联系起来考察，在追根溯源的同时更能揭示其发展演变过程，突出本土特色。此外，本书的描写广度也体现为方法上的新颖与独到。在定量考察中国民间故事的研究状况时，作者以文献计量法的方式分析了近四十年来高被引论文发布的年度、期刊、作者群体以及研究热点，从宏观视角勾勒出了中国四十年来民间故事学术史的大致轮廓。

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论》中，不乏丰富而全面的研究资料，作者运用了翔实的资料来勾勒民间故事学的学科进程，却不仅仅只局限于勾勒，而是在勾勒的同时对这些理论或成果进行反思，以更为完整地展现这一专题的深度。如在“母题与中国故事学的术语体系”专题内，作者通过梳理普罗普、邓迪斯以及中国一些故事学人等对母题这一故事学术语的界定与阐释，亦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民间故事学中，事件才是母题，角色和背景是构成母题的元素。母题是故事中与主角命运相关的事件或行为，具有抽象性和具象性、稳定性与变异性、易识别性与独立性特征，是构成民间故事的基本单位②。”这是基于原有学术理论的再阐释，在剥除掉原有定义的不合理因素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更为清晰恰当的母题界定。

中国的民间故事研究走过了百余年的历史，而自建国以来的七十年，诸多学术理论与学术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似乎正昭示着这一门学科的兴盛与成熟。但中国的民间故事学研究果真是已到成熟之境吗？作者从个案入手进行反思，将历来的成果与现今面临的困境同时置于读者眼前。比较故事学在以刘守华为首的故事学人的开拓下虽然达成了“多元共生”与“多元播化”的共识，却也给比较故事学设置了新的困境与挑战：民间故事的多元共生与多元播化论寓示着其起源及传播过程的高度复杂，如此一来，探寻故事生活史的研究范式必然面临危机，如想在此领域有所突破，必须超越原有的故事生活史范式③;文化人类学经周作人、赵景深等人引入中国后，虽然逐渐走出“遗留物”模式的泥淖，却往往忽视民间故事文本自身反映的文化心理差异，未能将故事深层结构中不同族群文化心理的差异与故事的形态结构建立起有效连接④;以机智人物故事为典型代表的生活故事虽然在各个向度取得故事学人的关注，研究成果丰硕，却缺少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机智人物故事本身的主题和形式的单一性也限制了其学术发展空间，现有的故事学范式难以进入机智人物故事领域⑤;民间故事志虽早已达成“忠实记录与慎重整理”的共识，但随着学科的发展，从忠实记录到立体全面展现故事讲述状况逐渐成为民间故事志努力的新方向，对于讲述人的描写也不仅仅只再局限于生活史，而是更多关注其心灵史的描画，挖掘出“带有个人文化观念投射，经过其心灵滤透，具有文化持有者特殊印记的精神产品⑥”。在不断的整合与反思过程中，民间故事学“研究范式表现为顽固性，在故事形态学、文化人类学以及类型学、主题学等范式构成的学术围墙内打转、本体意识薄弱、是技术之学和分析之学而不是感受之学和生活之学⑦”等弊病逐渐显露，民间文学未来之路任重而道远。对此，作者在《民间故事研究何为》一章中谈到：“中国民间故事研究要摆脱模式化的困境应眼光向外，对外不断吸纳相关学科方法，保持开放性;眼光向内，对内夯实学科基础，整合多种研究理路，拓展新空间;眼光向下，关注民间故事的多重生存样态⑧”，这是目前力所能及且行之有效的方式。

《民间故事研究史论》是一部静态的充满思辨意识的故事学术史，同时也是一部活态的有温度的故事学人学术史，二者并行不悖。在学术评论之外，作者结合与民间故事研究专家的学术访谈，为读者呈现了一部有温度的学术史。刘魁立的故事类型地图编制故事与“照亮黑暗”说、刘守华的民间故事研究之路、江帆与故事家谭振山建立田野情感的过程、袁学俊与耿村“故事村”发现的回忆……作者通过采访这些民间故事研究专家，以故事学人自身讲述的治学经历给读者呈现出隐藏在学术成果背后的不为人知的故事，在呈现故事学人的知识生产过程，学术理论来源的同时这为一贯以庄严肃穆为主的学术史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命力，使其变得鲜活而生动。而通过这些故事研究专家所讲述的故事，也让读者感受到这些故事学人的可敬與可爱。一如江帆教授在回答“改变人生”这一话题时倾吐的言论：“我评上教授啊，得到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我和别人有什么区别呢？我无非就是认识了这些故事学家，我对他们的研究成就了我的学术人生。但是我想，我对他们的生活有多大改变？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我们这些研究者，年轻的学者，他们什么时候能跟下面的人有这种感情的时候，可能他会发现相对真实的东西⑨。”学者的学术品格在其言谈之中自然流露出来。而这些，在严肃的学术理论著作中往往是不被允许出现的。知其人，方能理解其著，在了解这些学者的治学思想与处世观念之后，再回头看其著作，自会有一番不同的感受。而这，正是一个学者的温度，也是一门学科的温度。

无论是从全息的定量视角角度看中国近四十年民间故事的发展，还是从局部的定性角度看近七十年热点问题的研究进度，它都显示出：中国民间故事的土壤并不贫瘠，相反，它肥沃、深厚、广博，有待于后来者的开垦。民间故事学发展至今，正是有赖于一代又一代故事学人的勤耕不辍，而通过这样一部史书的勾勒描画，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它亦充满着无限可能。

注 释

①万建中：《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页。

②漆凌云：《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论：1949-201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02-203页。

③漆凌云：《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论：1949-201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27页。

④漆凌云：《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论：1949-201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44页。

⑤万建中：《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页。

⑥江帆：《谭振山故事精选》，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⑦万建中：《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4-317页。

⑧漆凌云：《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论：1949-201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08-213页。

⑨漆凌云：《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论：1949-201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83页。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