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从追慕李商隐到回归蒲松龄

一

莫言的成名作是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该作一发表，便好评如潮。评论界惊讶于莫言这篇小说“富有梦幻色彩的超常人的主观感觉”，1将其归入方兴未艾的“探索小说”之列。而莫言本人则如是说：他其实是想写出生活的五光十色，“生活本身就具有神秘美、哲理美和含蓄美”。“生活中原本就有的模糊、含蓄，决定了文艺作品的朦胧美。我觉得朦胧美在我们中国是有传统的，象李商隐的诗，这种朦胧美是不是中国的蓬松潇洒的哲学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呢？文艺作品能写得象水中月镜中花一样，是一个很高的美学境界。……我看鲁迅先生的《铸剑》时，就觉得那里边有老庄的那种潇洒旷达，空珑飘逸的灵气。”2这样，他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的创作与中国古典哲学、诗学、神秘美联系在了一起。

莫言的童年记忆其实充满了痛苦。他曾经饱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政治歧视、孤独、麻木、早早失学的困扰，因此对故乡“充满了刻骨的仇恨”，渴望“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3因为从小“感受不到人世间的温暖……心灵的扭曲所导致的是逃避现实向自我龟缩的苦痛。‘黑孩儿于是终于逃离了人世的困扰而一心一意生活在自己心灵的王国里。”4于是，逃离现实就自然导向了与山水、动物的亲近：“高梁叶子在风中飘扬，成群的蚂蚱在草地上飞翔，牛脖上的味道经常进入我的梦，夜雾弥漫中，突然响起了狐狸的鸣叫，梧桐树下，竟然蛰伏着一只像磨盘那么大的癞蛤蟆，比斗笠还大的黑蝙蝠在村头的破庙里鬼鬼祟祟地滑翔着……”5还有可以与动物、植物交流的奇特感觉：“我感觉到身边的树、草还有牛羊，跟人是可以交流的，它们不但有生命，而且还有情感，我相信牛和羊都能听懂我的语言。”6苦难就这样化作了光怪陆离、如梦如幻的感觉。只是，这光怪陆离、如梦如幻的朦胧感觉一开始就不像废名、萧红、沈从文、刘绍棠、汪曾祺的童年回忆那么纯净、俊逸，而是常常与挨打挨骂的痛感、与脏兮兮的劳动环境杂糅在一起。于是，那“神秘美、哲理美和含蓄美”就打上了莫言的个性烙印——这是与苦涩、血泪、麻木、灰尘搅在了一起的五味俱全的“美”。

《透明的红萝卜》，这题目就奇特，富有幻觉感。小说写黑孩在无休无止劳作、被打骂、被呵斥的压抑中的幻觉：“孩子想着想着，那些紫色的叶片，绿色的叶片，在一瞬间变成井中水，紧跟着黄麻也变成了水，几只在黄麻梢头飞躜的麻雀变成了绿色的翠鸟，在水面捕食鱼虾……”他“温柔地拉着风箱，风箱吹出的风犹如婴儿的鼾声。河上传来的水声越加明亮起来，似乎它既有形状又有颜色，不但可闻，而且可见。河滩上影影绰绰，如有小兽在追逐，尖细的趾爪踩在细沙上，声音细微如同毳毛纤毫毕现，有一根根又细又长的银丝儿，刺透河的明亮音乐穿过来。”“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丽的画……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尾巴上的根根须须象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接下来，却是小铁匠的怒斥……苦难生发出幻美的感觉，而那幻美的感觉却幻灭得那么快。莫言由此写出了苦难与幻美的微妙依存与迅速转换。尽管莫言也写过多篇童年的苦难记忆（如《枯河》、《五个饽饽》、《粮食》、《铁孩》等等），可像《透明的红萝卜》这样在回首苦难的同时也缅怀幻想的作品，却写出了很有个性的境界。而当莫言道出他对李商隐风格的神往时，他也就表达了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认同。李商隐的诗不就充满了感伤与怅惘之美么？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就正如闻一多先生指出的那样：“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象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詩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7又岂止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一直到今天，在中国的启蒙教育中，那些家喻户晓的唐诗宋词仍然是最好的教材;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唐诗宋词的影响也深深体现在了审美观念甚至日常用语中（例如“推敲”的由来、“红豆”的典故、“更上一层楼”的勉励、“道是无情却有情”的点化、“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春蚕到死丝方尽”、“天涯何处无芳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比喻、“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提醒、“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祝福，以及“红杏出墙”的转喻，等等）。

而李商隐这个名字，则与朦胧的诗情、神秘的诗思、浪漫的情怀、感伤的格调紧密相联。他是晚唐诗风的代表人物，诗歌创作曾经深受李贺诗风的影响，奇丽而幽深。更因为他的大量“无题”诗充满了神秘莫测、众说纷纭的奇特魅力，而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奇观。耐人寻味的是，李商隐生活于晚唐，而关于他的研究却迟至清代才形成气候，到了二十世纪末才成为“显学”。8这迟到了十一个世纪的热潮，显示出历史的某种玄机。当代“朦胧诗”、“新潮小说”都不约而同地昭示了与李商隐的精神联系，也使人自然就想到了“李商隐诗歌与现代小说的神奇联系”这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透明的红萝卜》绝非莫言追摹李商隐诗风的孤例。在《透明的红萝卜》之前的1983年，莫言还曾写过一篇意境朦胧的小说《民间音乐》，其中也闪烁出空灵而神秘的色彩。小说讲述了一个超凡脱俗的故事：槐花盛开的季节，月光溶溶的夜晚，美丽而又高傲的小酒店女店主花茉莉收留了一个投宿的艺人小瞎子。她不久前刚刚与小白脸副科长离婚，因此当然引起流言蜚语。这时，小瞎子吹箫的声音响了起来：“那最初吹出的几声像是一个少妇深沉而轻软的叹息，接着，叹息声变成了委婉曲折的呜咽，呜咽声像八隆河水与天上的流云一样舒展从容，这声音逐渐低落，仿佛沉入了悲哀的无边大海……忽而，凄楚婉转一变又为悲壮苍凉，声音也愈来愈大，仿佛有滔滔洪水奔涌而来，堤上人的感情在音乐的波浪中起伏。……箫声愈加苍凉，竟有穿云裂石之声。这声音有力地拨动着最纤细最柔和的人心之弦，使人们沉浸在一种迷离恍惚的感觉之中。”在这样的场景中，流言蜚语沉寂了，心存邪念的人们也受到了感动。就这样，“小瞎子已经成了马桑镇上一个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人物，人们欣赏畸形与缺陷的邪恶感情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净化了。”花茉莉的生意因此空前兴隆。花茉莉的性格甚至也发生了变化。“从前的花茉莉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她风流刻薄，伶牙俐齿，工于心计，常常想出一些刁钻古怪的主意整治那些得罪了她的人。连她的笑容，也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自从小瞎子进店之后，花茉莉的笑容才真正带出了女人的温情，她微微斜视的眼睛里消失了嘲弄人的意味，连说话的调门也经常降低一个八度。对待顾客是这样，而她对待小瞎子的态度，更是能把那些居心叵测的人物折磨得神经错乱。当一天的紧张劳动结束后，她常常和小瞎子在院子里对面而坐，眼睛紧盯着他，半天也不说一句话。小瞎子的脸尤其是那两只充满感情色彩的大耳朵使她心旌摇荡。小瞎子对花茉莉来说，好像是挂在八月枝头上一颗成熟的果子，她随时都可以把它摘下来一口吞掉。然而她不愿意这样做。她更愿意看着这颗果子挂在枝头闪烁诱人的光彩，她欣赏着这颗果子并且耐心地等待着，一直等到这颗熟透的果子散发着扑鼻的清香自动向地面降落时，她再伸手把它接住。”可就在花茉莉表白了爱心后，小瞎子却不辞而别了……小说写出了花茉莉与小瞎子的与众不同、超凡脱俗，也点化出那像民间音乐一样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生玄机：花茉莉为什么特立独行？小瞎子又为何比花茉莉还遗世独立？人生有的谜，扑朔迷离，朦朦胧胧，只能猜想，却不会有理性的答案。

如此看来，从《民间音乐》到《透明的红萝卜》，显示了莫言从“诗化小说”起步的清晰足迹。在这一方面，除了李商隐，他很可能还受到早几年成名的一批作家的“诗化小说”的影响——从汪曾祺（例如他的《受戒》、《大淖记事》）、刘绍棠（例如他的《蒲柳人家》、《蛾眉》）、王蒙（例如他的《春之声》、《海的梦》）、张洁（如她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铁凝（例如她的《哦，香雪》）到张承志（如他的《绿夜》）、贾平凹（例如他的《商州初录》）……他们都在思想解放、文学新生的1980年代初写出了一批诗意盎然、诗情激荡的小说。不过，莫言的《民间音乐》和《透明的红萝卜》还是写出了新的气象——更朦胧、更神秘。《透明的红萝卜》甚至被评论界指认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就颇能表明其不同凡响。

二

按照莫言的说法，他同样发表于1985年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第一次亮出了“高密东北乡”的旗号。《白狗秋千架》其实也充满了感伤的情调。一个乡村少女因为偶然结识了解放军宣传队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却没想到在荡秋千时乐极生悲，失去了一只眼。后来草草嫁了一个哑巴，生下三个哑巴儿子。她不甘心，居然想与当年的玩伴、后来回乡度假的军官生一个会说话的孩子……美梦突然幻灭的故事，数不胜数。此篇的看点在着力刻画那个女孩子丰富的、泼辣的情感（曾经对解放军宣传队的蔡队长怀有朦胧的好感，并因为自己胆不够大、错过了机会而后悔;还因为婚姻不幸而渴望通过“野合”追求新的爱情），那份不管不顾的泼辣，与后来《红高粱》中的戴凤莲、《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如出一辙。而小说开篇那段关于白狗的描写——“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现在，那儿家家养的多是一些杂狗，偶有一只白色的，也总是在身体的某一部位生出杂毛，显出混血的痕迹来”，还有故事中那段关于“故乡出漂亮女人，历代都有选进宫廷的。现在也有几个在京城里演电影的，这几个人我见过，也就是那么个样，比她强不了许多。如果她不是破了相，没准儿早成了大演员”的叹息也都与《红高粱》中关于前辈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的感慨悠然相通。

“高密东北乡”就这样从一个凭吊往事的感伤故事走向了意境博大、气势恢宏的文学世界：从《白狗秋千架》到《红高粱家族》再到《丰乳肥臀》、《檀香刑》还有《蛙》……而这个文学世界的最初靈感，是来自川端康成的《雪国》。关于这一点，他不止一次谈到过。他甚至是在没有读完《雪国》的时候就拿起了自己的笔，因为《雪国》中那句“一只黑色壮硕的秋田狗，站在河边的一块踏石上舔着热水”而写下了《白狗秋千架》的第一句话，从那只狗写到了狗的主人……灵感的突如其来，就这么神奇。

川端康成是对当代中国作家影响巨大的一位日本作家。他在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坛上兴起了“川端康成热”。川端康成是一个唯美主义的作家，又是一个具有强烈“日本美”意识的作家。在《我在美丽的日本》的演讲中，他将“日本美”表述为“‘古雅幽静或‘闲寂简朴的情趣”、“女性的优雅”（“纤细娇弱，彬彬有礼，脉脉含情”、“多愁善感”）9，并将主“日本美”归结为“禅宗和茶道的影响，也是自古以来的日本精神”10。川端康成的唯美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意识给了世纪末的中国作家以深刻的启迪。刘白羽的感悟是：川端康成“从新感觉派回到日本传统，在东西文化结合点上寻找到他自己的道路，才创造了具有日本美、东方美的艺术。”“日本文学中常有一股清淡，纯真而染有淡淡哀愁的美。……川端恐怕是最突出的一个。”11邓友梅由川端康成的成功而进一步确信文学的民族特色至关重要：川端康成“用东方民族特有的纤巧，细腻，秀丽，淡雅的笔墨和以虚代实，留空白以供想象的工笔写意手法，描绘了这充满东方神韵，体现了东方人历史文化、伦理道德、人情世故（包括好的和坏的两方面）的日本人生活画卷。”12贾平凹也从川端康成那里获得了这样的理念：“直指大境界，追逐全世界的先进的趋向而浪花飞扬，河床却坚实地建凿在本民族的土地上。”13——邓友梅的“京味小说”（《那五》、《烟壶》），贾平凹的“商州世界”（《商州三录》、《商州》、《浮躁》），都是当代作家在创作中追求文学的民族风格的代表作，也都在再现古都、山乡的风俗美方在取得了成就。而贾平凹的《废都》中的颓废、色情气息，也足以使人联想到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病态美”特征。当代文坛上另一位具有唯美主义气质的作家余华则将川端康成称之为“极端个人主义的作家”，尽管他也认为“川端康成过于沉湎在自然的景色和女人肌肤的光泽之中”，14但因为“自知在气质上缺少阳刚之气”而追求“阴柔之美”，15因此而喜欢川端康成。余华小说擅长描绘病态人生的“性与死”感觉（如《世事如烟》、《呼喊与细雨》）就显示了川端康成的影响。

不过，莫言受川端康成的影响是与受福克纳的影响同时。如果说，川端康成的《雪国》是以一个意象唤起了莫言对于故乡的记忆，并且“为了那故事的完美我便拼命重视语言……追求语言的洋化”，16那么，福克纳的启迪则显然要恢宏得多。莫言曾经自道：福克纳给他的启迪是：“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世界密切相连，历史的血在当代人的血脉中重复流淌”。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都是地区主义，因此都生动地体现了人类灵魂家园的草创和毁弃的历史，都显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螺旋状轨道。因此，他们是大家气象，是恢宏的哲学风度的著作家，而不是浅薄、猎奇的、通俗的小说匠。”莫言由此想到：“一，树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对人生的看法;二，开辟一个属于自己领域的阵地;三，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物体系;四，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17至此，莫言才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历史观、文学观，用他自己的话说，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共和国”。18这样的历史观、文学观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需要指出的是，在莫言之前，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湘西、李劼人的四川盆地、刘绍棠的大运河、汪曾祺的高邮、王蒙的伊犁、贾平凹的商州……都已经展示了中国作家描绘故乡（包括伊犁——王蒙的“第二故乡”）地域文化的可观阵容，然而，莫言还是写出了新的气象——不似鲁迅的故乡、李劼人的四川盆地那么破败、沉闷，也不像沈从文的湘西、刘绍棠的大运河、汪曾祺的高邮、王蒙的伊犁那么富有诗情画意，而是充满了喧哗与躁动、抗争与狂欢、率真与粗鲁、神奇与怪异的人生传奇。而这独特的文学品格，又何尝不是特定地域文化的体现！莫言是山东人。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务实、进取、重仁义、讲理性。然而，也正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产生了《水浒传》那样讴歌造反的奇书、《金瓶梅》那样窥探世情的“禁书”、《聊斋志异》那样谈狐说鬼的志怪之书，由此可见山东文化之奇特：一方面讲正气、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志存高远，另一方面也富于奇思妙想、讲异端、说趣事、谈玄说鬼、海阔天空。正气与奇气，就这么泾渭分明却又彼此激荡。该如何评说这样的民风奇观？孔孟之道讲正气、重仁义，体现了普通百姓讲规矩、重务实的心态。同时，山东近海。大海的浩渺哺育了山东人丰富的想象力、豪放的性格。因此有学者认为：“‘山东性格……既包括重礼仪、讲义气、尚豪侠、贵朴质、爱乡土这一类传统上认为‘褒的道德范畴，也包括粗疏、剽悍、鲁莽、夸诞以至偏执等往往为贬的评价观点。”19而事实上，在文学作品中，“粗疏、剽悍、鲁莽、夸诞”常常未必只含贬义。《三国演义》中的许褚、张飞，《水浒传》中的武松、李逵、鲁智深，《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不都是因为“粗疏、剽悍、鲁莽、夸诞”才格外受到广大读者的喜闻乐见吗？而莫言《红高粱》中的余占鳌、戴凤莲不正好继承了“粗疏、剽悍、鲁莽、夸诞”的传统才谱写出敢爱敢恨、敢作敢当、感天动地的英雄传奇的吗？

莫言的性格中显然是有奇气的。他曾经自道：“由于我相貌丑、喜欢尿床、嘴馋手懒，在家庭中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再加上生活贫困、政治迫害使长辈心情不好，所以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饥饿伴随我成长。”20不过，他没有因此麻木。苦难砥砺出他心高的一面：“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想证实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幻。”21成名之前，他就放言：“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22成名以后，他更是直言不讳：“我的高密东北乡是我开创的一个文学共和国，我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每当我拿起笔，写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时，就饱尝到了大权在握的幸福。”23莫言敢写，敢于突破禁区，写出了好几篇引起了争议的作品——从《天堂蒜薹之歌》那样写民众闹事的作品到《丰乳肥臀》那样惊世骇俗的作品再到《蛙》那样反思农村“计划生育”悲剧的作品，与那股狂气密切相关。面对福克纳那样的世界文学名家，他也敢于说：“嗨，老头子，我也有超过你的地方！”24因此，他才特别迷恋刻画那些特立独行、率性而活的人们：从《民间音乐》中的花茉莉、小瞎子，《红高粱》中的余占鳌、戴凤莲，《金发婴儿》中的紫荆黄毛、《天堂蒜薹之歌》中的高马、高羊，《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和她的女儿们，《檀香刑》里的孙丙、孙眉娘、《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都是。这些人物形象，充分显示了中国乡村中从来就没有窒息的旺盛生命意志。读着他们的传奇故事，很自然会使人想到姚雪垠的《李自成》、梁斌的《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张承志的《西省暗杀考》、《心灵史》中那些为了捍卫信仰而慷慨赴死的回民、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中杨作新等农民英雄群像，还有权延赤的《狼毒花》、都梁的《亮剑》中那些军人英雄群像……这个长长的英雄人物画廊告诉人们：中国民间多有敢作敢当的狂人。他们常常“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了生存、为了尊严、为了梦想而毅然奋起抗争，不怕牺牲，谱写出感天动地的正气歌。一片浪漫的热土，养育了性情狂放的作家;这位狂放的作家，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率性而活、敢于抗争的狂人故事——一切都是天造地设、命中注定。

三

写“鬼故事”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之一（从民间千奇百怪的鬼故事到文学名著《搜神记》、《聊斋志异》），也是世界文学的一脉传统——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歌德的《浮士德》、托尼·莫里森的《宠儿》，一直到当代美国惊悚小说大师斯蒂芬·金的《闪灵》那样的作品，都通过鬼魂、幽灵去表现人们的神秘感觉和古老恐惧。中国当代作家中，贾平凹的《太白山记》、《瘪家沟》，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还有韩少功的《山南水北》中，也都有对神秘现象的关注与描写，体现出作家对自然之谜、文化之谜的敏感。在革命年代“破除迷信”的野火过后，这些作品悄然延续了《聊斋志异》的传统，为当代文坛增添了神秘异彩。莫言的“鬼故事”也是这一思潮中的硕果。他写过一篇《学习蒲松龄》的奇文，从自己老家与蒲松龄的老家相去不过三百里写到自己的祖先给蒲松龄讲过故事，那故事为《聊斋》中的鼠精故事《阿纤》提供了素材。接下来写那位祖先托梦，让作家拜蒲松龄为师……笔墨间的奇思仍然是“天马行空”的风格，却呈现出新的意义：一是从学习李商隐起步，经过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启迪，终于回归蒲松龄。由此可见莫言兼收并蓄中外文学的心路历程是不断延伸的，而能够从李商隐的“朦胧美”回归蒲松龄的“神秘美”，也体现出莫言在上下求索中不断求新求变的文心。从《猫事荟萃》、《草鞋窨子》关注民间“敬神”、“说鬼”之心到写“遇鬼”的《奇遇》的惚兮恍兮，再到写灵魂转世的《生死疲劳》，都可以看出民间“鬼文化”心理对作家的影响之深;同时，《生死疲劳》对政治悲剧的回眸又与当代“反思文学”的主流悠然相通，可以说写出了“反思文学”的新境界。二是从学习李商隐到学习蒲松龄，无疑也是“寻根”的题中应有之义。1985年的“寻根热”主潮在回归民间的活法，但韩少功对“楚文化”的呼唤、李杭育对“吴越文化”的缅怀、阿城对道家精神的阐发，都具有重返经典的意味。这股思潮与鲁迅心仪魏晋风度、周作人继承“公安派”、林语堂崇敬苏东坡、孙犁喜欢《红楼梦》、《聊斋志异》、汪曾祺偏爱晚明小品文、王蒙推崇李商隐、《红楼梦》、舒婷喜爱李清照、王朔推重《红楼梦》、苏童心仪“三言二拍”、于坚赞赏唐诗宋词、毕飞宇偏爱《水浒传》、张承志敬佩《史记·刺客列传》……如出一辙，昭示了现代作家对传统文学的有所选择与继承。而莫言既能学习李商隐的士大夫风格，也能学习蒲松龄的平民风格，也可见他的“天马行空”、不拘一格。

因此，他在《丰乳肥臀》中对“起尸鬼”的描绘，在《檀香刑》中有关“习拳之日，人人都选了自己心目中最敬佩的天神地仙、古今名将、英雄豪杰，做了自己的附体神祗”的描写，在《蛙》中对青蛙戏人的传说和女主人公被无数青蛙包围（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的魔幻渲染，都不仅还原了乡村文化的神秘与诡异，也有所不同于蒲松龄的志怪风格。显然，莫言在对于鬼怪故事、鬼神现象的渲染中融入了对农民命运的思考：无论是一呼百应的反抗狂热（如《檀香刑》中反抗洋人的斗争），还是不顾一切的工作狂热（如《蛙》中的计划生育干部的悲凉奋斗），或者是孤独者在逆流中的坚守（如《生死疲劳》中坚持抵抗合作化的农民），都摆脱不了命运的捉弄。神秘文化在中国社会的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与人们对命运变幻莫测、鬼神将信将疑、报应似有若无、“天意从来高难闻”的浩叹紧密相联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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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福克纳大叔，你好吗？》，《什么气味最美好》，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14页。

樊星，著名学者。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的研究。1997年—1998年美国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访问学者，2007年德国特利尔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2016年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顾问、武汉市文联副主席。著作《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曾于1998年获湖北文艺最高奖——屈原文艺奖。论文《全球化时代的文学选择》曾于2001年获中国文联2000年度优秀文艺论文一等奖、于2003年获湖北省第三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还曾于1999年获得“湖北省師德先进个人”称号、于2009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武汉大学“十佳教师”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