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乔伊斯笔下儿童形象分析

时间：2024-05-04

李明威李雪梅

内容摘要：鲁迅与詹姆斯·乔伊斯分别在中西方文坛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二者之间在个人经历及创作主题等方面存在一定相似性，对鲁迅——乔伊斯及二者作品的对比研究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关于二者的对比研究中，关注儿童形象的研究还较少，本文试图以鲁迅的《故乡》《五猖会》以及乔伊斯的《偶遇》《阿拉比》为例，旨在探讨鲁迅与乔伊斯作品下儿童形象，以及这些形象的成长和遭遇，分析两位作家想要揭示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儿童形象鲁迅《故乡》《五猖会》乔伊斯《偶遇》《阿拉比》

从上世纪开始鲁迅与乔伊斯便分别在中西方文坛大放异彩，而他们的影响力一直持续至今。二者在现实生活中并无交集，但是却有着一些有趣的相似點：生活年代、成长经历、创作主题、对国家及民族的关怀等等，正如傅似逸（2003）所说，“在乔伊斯和鲁迅尖刻无情的批评和讥讽后面蕴含着他们对祖国与同胞的忠诚和热爱。”近年来不乏有学者对二者进行对比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目前对二者笔下的儿童形象进行的对比研究还较少。鲁迅与乔伊斯均没有刻意涉猎儿童文学领域的创作，但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不少以儿童视角创作，或者以儿童为主角的作品。通过对这些作品中的儿童形象进行解读，我们在对比分析鲁迅与乔伊斯作品时可以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感悟。

鲁迅的不少作品中都有对自己童年的回忆性叙述，其中的一些角色也是鲁迅儿时真实存在的人物，因此鲁迅笔下的儿童形象及他们的成长环境可以说是现实的映射，这些儿童形象栩栩如生，有不少早已深入人心。在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前三篇描写了人生的童年时期，后面十二篇则分别写了青年、成年、暮年时期。前三篇小说采用儿童视角下的第一人称叙述，也是《都柏林人》中仅有的三篇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的小说，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本文选择了鲁迅短篇小说《故乡》和散文《五猖会》，以及乔伊斯《都柏林人》前三篇小说中的《偶遇》《阿拉比》进行分析，这些作品中的儿童形象将为我们解读两位作者的提供新的启发。

1.创作背景的对比与分析

鲁迅和乔伊斯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他们都出生于富足的家庭，都在年少时家中遭遇变故。他们深刻地体会了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也深感受到自己国家、民族亟待拯救的病态。鲁迅与乔伊斯的作品大都以各自的家乡为写作背景，他们创作出的文学形象中很大一部分便是来源于各自的成长过程中的真实经历。他们笔下的儿童形象，也像他们的其他文学形象一样才侧面反映着社会的“劣根性”和“精神瘫痪”。本部分主要介绍鲁迅和乔伊斯所成长的社会背景以及成长经历，探究二者笔下儿童形象的成长及遭遇背后，所存在的社会问题以及背后的来源。

1.1鲁迅的创作背景

鲁迅出生于1881年，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民族处于濒临危亡的境地;而部分中国人在长期的封建统治及列强侵略下，意志逐渐变得低落萎靡，任人欺凌。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被称为东亚病夫，而在鲁迅的眼里，中国人的病在于思想而非身体，他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鲁迅的祖父为内阁中书，父亲是秀才，他从小家境便十分优渥，在鲁迅作品里一些关于童年的描写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童年的无忧无虑。然而，富足的家庭在鲁迅12岁时开始分崩离析，1891年，鲁迅的祖父因身陷贿赂案而入狱，鲁迅家为了保全其祖父性命，在八年间只能不断给官府资金以求通融，家产被迅速消耗;在此期间，鲁迅的父亲身陷重病并于1893年病故。童年时家庭遭遇的变故，对身处童年的鲁迅来说影响巨大，在《呐喊》的序文中鲁迅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而鲁迅的祖父入狱一事，无疑也让鲁迅深刻地感悟到了封建社会下政治腐败，人们的思想腐朽;更重要的是，鲁迅亲历了这些腐败于腐朽带给人的痛苦，以及对童年的摧残与剥夺。

1.2詹姆斯·乔伊斯的创作背景

詹姆斯·乔伊斯1882年出生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爱尔兰都柏林，虽然当时的爱尔兰不像中国那般受到列强的瓜分欺凌，但是却长期受到来自英国的殖民统治及不平等对待，爱尔兰人的民族认同感也出现了迷茫。除了民族认同感的缺失，当时爱尔兰整个社会也弥漫着腐朽的气息，阶级矛盾不断加剧，而像乔伊斯家所属的普通市民阶级也大量走向衰落。在乔伊斯的眼中，整个爱尔兰的国民处于一种“精神瘫痪”的状态;在写给《都柏林人》的出版商的信函中，他更是直接指出，“我的目的是描写我的祖国的道德史，而我选择都柏林作为故事场景，因为座城市是瘫痪的中心”;乔伊斯还认为，那里的社会是“无动于衷的”。

乔伊斯父亲为一名征税员，因此其家境最初较为殷实，属于典型的中产阶层。然而在乔伊斯岁11时，其父亲由于酗酒问题以及理财不善提前退休，自此乔伊斯家的家境便日趋窘迫，而乔伊斯也被迫辍学，只能在家接受教育。在此期间，乔伊斯曾短暂就读于里士满北街的教会学校，而里士满北街，正是《阿拉比》开篇便提到的“我”居住的地方。对于乔伊斯来说，在里士满北街的日子正是其家道中落的阴暗时刻，而乔伊斯将这个地方多次设置为《都柏林人》中场景，可见童年的这段经历对他的深刻影响。乔伊斯家是传统的天主教家庭，他从小便开始接受正统的天主教教育，但他16岁那一年选择和天主教决裂。天主教的浓厚氛围贯穿乔伊斯的童年，并最终渗透到了他的作品中——在《都柏林人》里的角色有不少是以天主教徒的形象出现，可是这些形象身上却很少反映出虔诚或淳朴的品质，却常常以腐朽、思维固化的形象出现，他们深刻地映射出都柏林民众精神信仰的迷失，他们迷茫、失落，却又无能为力。

2.鲁迅的《故乡》《五猖会》以及詹姆斯·乔伊斯的《偶遇》《阿拉比》

2.1童年原本的模样

鲁迅和乔伊斯的这些涉及儿童形象文学作品大都不是为了描写童趣，而是为了借由儿童视角来反映社会的阴暗面。但是从这些文学作品当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反映儿童天性，突出童真的描写，从这些叙述中我们或多或少会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找到我们熟悉的童年的模样。

2.1.1《故乡》

鲁迅在《故乡》中回忆了童年时的玩伴闰土，在鲁迅的回忆中，少年闰土有着紫色的圆脸，头上戴着毡帽，他机智勇敢，无所畏惧，他擅长捉鸟、也敢于捕“凶猛的”猹，他在文中第一次出场便是他捉猹的时候，这里的闰土仿佛一个少年英雄的形象：

“……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

闰土不仅有胆量，还聪明有见识，他教我在大雪中捕鸟、告诉我夏天海边的景象、各种动物的习性，按照鲁迅的话来说：

“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

所有这些和少年闰土相处时的美好记忆，让长大成年、远在异乡的“我”格外怀念童年时的纯真。通过文章中的独白，我们可以得知在鲁迅心中，离乡二十余年，直到重返故乡时，故乡在鲁迅的心里一直是美好的模样，而闰土带给鲁迅美好的童年记忆，也使鲁迅心中的这份美好更加深刻。

2.1.2《五猖会》

《五猖会》开篇便说到孩童们喜爱的赛会：

“孩子们所盼望的，过年过节之外，大概要数迎神赛会的时候了……”

小孩子喜欢热闹，自然就被赛会吸引，在童年的“我”眼中，对于赛会有着强烈的期待：

“我常存着这样的一个希望：这一次所见的赛会，比前一次繁盛些……”

在看赛会时的“我”被“塘报”、“高照”、“抬阁”、“马头”深深地吸引，目不暇接，享受着身为孩童最简单的快乐。为了能在赛会上出风头，“我”甚至会犯蠢念头：

“我为什么不生场重病，使我的母亲也好到庙里去许下一个‘扮犯人的心愿呢？”

2.1.3《偶遇》

《偶遇》讲述了“我”对学校里的课程感到厌烦，一心沉醉于故事书里的西部世界，在某一天与几个好友相约逃学外出游玩。在小说开头便能感受到孩童游戏时的欢乐与天真：

“每天下午放学以后，我们便聚在他家的后花园里，玩印第安人打仗的游戏。他和他那又胖又懒的弟弟利奥把守马既的草棚，我们猛攻尽力去占领;有时候我们也在草地上进行激烈的对搏……”

在逃学过程中，从学校解脱出来时发自内心的愉悦，是童年最纯粹的模样：

“那是六月头一个星期的一个早晨，天气温和，阳光明媚。我坐在桥栏上，欣赏着我脚上的轻便帆布鞋……我和着脑海里想的一支曲子，用手在花岗石上打着节拍。我快活极了。”

“我们”享受着短暂的放空，感觉无忧无虑，甚至在逃学路上也不忘扮印第安人，一路都在想着玩耍。而乔伊斯笔下的孩童十分生动，好似就在我们身边的那些调皮的孩子，他们玩累了休息一会儿，又有力气继续打闹：

“由于找不到卖牛奶的地方，我们便到一家小铺里每人买了一瓶山莓柠檬水。喝完之后，马候尼又来了精神，跑去追一只猫，一直追到条胡同里，但那只猫却跑到旷野里去了……”

2.1.4《阿拉比》

《阿拉比》中的“我”是一个天真无邪的男孩，但是也正在逐渐变得成熟。“我”对自己身边的环境充满困惑与失落，里士满北街时一条死胡同，死寂且枯燥乏味，而我和我的朋友们的玩耍给这条街道上带来了为数不多的活力与童趣：

“寒气袭人，我们一直玩到浑身发热。我们的呼喊声在寂静的街上回响。我们玩的游戏使我们跑到了房后泥泞的小巷，在那里我们遭到一帮从小房子里出来的野小子们的夹击……”

情窦初开的“我”对好友的姐姐产生了爱慕之情， “我”在爱情面前逐渐从活泼的小男孩变成了羞涩的大男孩：

“每天早晨，我都爬在前厅的地板上，注视着她家的门口。我把百叶窗放下，留不到一英寸的空隙，免得被别人看见。她出门走到台阶上时，我的心便急促地跳动。”

“她的名字时不时地从我的嘴里脱口而出。我眼里常常充满泪水（我也说不出为什么），有时一股热流似乎从心里涌上胸膛……”

虽然在小说结尾读者可以得知，“我”爱上的只是一个幻象，“我”的爱情最终走向幻灭。不过一直到“我”顿悟之前，这段青春萌动下的热恋是美好的，因为这份爱情是年幼的“我”在压抑的生活中的精神慰藉，是“我”给自己寻找的梦想的出路。

2.2童年的消逝

正如前文所说的，鲁迅和乔伊斯意在以儿童视角来描写社会的黑暗。在这些作品中的儿童形象，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都或多或少遭遇了来自社会的影响。从二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童真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以及童年在周围的环境的影响下受到创伤，这些都是文章中兒童形象童年消逝的痕迹。

2.2.1《故乡》

在《故乡》中，鲁迅返乡时的所见所闻，已与记忆中的天差地别。透过鲁迅的话语，我们可以得知，“我”再见到闰土时，他早已结婚生子，在海边种地，重复着封建社会的人们世世代代遵循的生活。此时的闰土已经与我心中的闰土形象大相径庭：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

当时中国社会的愈发迂腐，闰土的家境也变得落魄：

“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不仅是外部形象，中年的闰土也不再像童年时的那般机敏，也不再我视为伙伴，互相间以哥弟相称，而是将我称呼为“老爷”——他饱受了来自社会的摧残，在封建礼教的侵蚀下，尊卑贵贱的观念根植于他的心里，童年时的胆识与亲切荡然无存。闰土的巨大变化使我感到惘然：

“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

眼前的物是人非让“我”对故乡美好的幻想破灭，对天真童年的幻想也破灭。虽然人在成长过程中总会发生变化，成年人也不可能永远像孩子那样天真，但是在现代人的观念里，成年人也应时常保持童心与纯真。然而对于闰土来说，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人与生俱来的童心也许都不够支撑到他变得成熟，就早早地被消磨殆尽了。

2.2.2《五猖会》

在现代人的眼中，童年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对于处于童年的孩子来说，喜爱的事务能带来纯粹的欢乐与满足;而一个孩童的兴趣爱好，应该得到珍视，而不应该被剥夺。然而在《五猖会》中的“我”，却在奔赴心中念想许久的赛会前，被父亲叫去背书：

“……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

‘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

“我”顺从了父亲，也顺利地完成了父亲给“我”的任务，可是在经历了这番插曲之后，“我”原本期待的赛会也变得索然无味：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在封建社会的观念，父子之间存在不平等的矛盾关系，在这种封建父权的影响下，父亲在家教过程中会对孩子进行严格的教化，然而这种教化下的孩子虽然驯服、顺从，却也丧失了童年阶段的快乐，以及童年应该拥有的许多天性。

2.2.3《偶遇》

在《偶遇》中，教会学校的老师时刻打压着孩子们对“西部世界”的热情，不断向孩子们灌输死板的、教条主义的内容：

“‘这是什么破烂东西？他说。‘《阿巴奇酋长》！你不学《罗马史》就是读这种东西吗？别让我在这个学校里再发现这种肮脏的东西……我实实在在地告诫你，要认真地学习，不然的话……”

在“我”逃学过程中，偶遇了一个“奇怪的老家伙”，他与“我”进行交谈，但是随着交谈的深入，他身上的种种反常让“我”感到疑惑：

“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在反复说他牢牢记在心上的某件事，或者由于迷恋他话里的某些词语，他的思想慢慢地绕着同一个路子转来转去……”

随着故事的发展，那个老家伙开始询问“我”关于女朋友的事情，并逐渐开始谈论起男女之间的情爱之事，这对“我”是巨大的冲击。“我”开始感到不适，想要逃离这个奇怪的人——一个“精神瘫痪”的都柏林人，他的思想在黑暗的社会中变得扭曲，价值观也出现了问题。而“我”内心的惶恐在文中暴露无遗：

“我一直等到他的独白再次停下来。然后我猛地站起身。为避免显出慌乱不安，我假装结好鞋带，故意拖延了一会儿，接着便向他告别，说我必须走了。我平静地走上斜坡，但我的心却跳得厉害，唯恐他会把我的脚脖子抓住……”

对于原本天真的“我”，一次逃课经历本来可以带来愉快的经历，但是一次与一个“精神瘫痪”的都柏林人的偶遇，却冲击了我原本充满童真的世界。

2.2.4《阿拉比》

在乔伊斯的作品中，并没有过多直白地描写社会对童年的侵蚀，但整个社会中弥漫着的“精神瘫痪”，以及天主教的腐朽对小说中儿童形象无形中的影响，仍能被读者找到：

在《阿拉比》的开头“我”闯入了一个房间：

“以前我们这房子的房客是个牧师，……我在纸堆里找到了几本包着纸皮的书，书页卷起，而且潮乎乎的：一本是瓦尔特·司各特的《修道院长》，另两本是《虔诚的圣餐接受者》和《维多克回忆录》……”

这个房间的前主人是已经去世弗林牧师，他还出现在《都柏林人》中的《姐妹们》里。在《姐妹们》中他死于瘫痪，而且是“精神瘫痪”。在“我”眼中，弗林是一个“乐善好施”的牧师，他在死前从事慈善。然而弗林虽为牧师，从事的是神圣的宗教职务，但是他的房间里充斥着色情书籍，单纯的“我”对此还一无所知。

而当“我”走在都柏林的街道上时，来自街上的混乱景象，如男人的醉生梦死，劳工的咒骂声，也时刻冲击着我的心灵：

“我们走过灯光闪耀的大街，被醉汉和讨价还价的妇女们挤来挤去，街上熙熙攘攘，劳工们咒骂，……”

当“我”提出要去集市时，“我”的姑妈竟然反常地将此和共济会联系起来。这些情节描写，揭示了都柏林社会宗教压抑下的人已经变得扭曲，不时地侵蚀“我”这样的孩子内心。除此之外，“我”的叔叔答应给“我”钱去集市却又忘的一干二净，他表现出的竟是漠不关心，来自身边人的冷漠无疑刺痛着我的神经。

直到小说结尾，几个说着英格兰口音的人之间的对话，让我深深地惊醒：

“我注意到他们的英语口音，面无表情地听着他们谈话。

‘啊，我从没有说过这样的事情！

‘啊，你肯定说过！

……”

“抬头向黑暗中凝视，我看见自己成了一个被虚荣心驱使和嘲弄的动物;于是我的双眼燃烧起痛苦和愤怒。”

到此刻“我”突然顿悟，感到愤怒和悲痛，“我”爱上的是一个幻象，而“我”自己就像“我”的祖国那样，弱小而卑微。在这瞬间，“我”或许有所成长，但是代价却是牺牲掉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

鲁迅和乔伊斯在各自的作品中都树立了许多生动的儿童形象，二者樹立这些形象的目的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映射社会对不同人群的摧残，在鲁迅的笔下，封建的社会是“吃人”的，而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是“瘫痪的中心”，这样的环境毫不利于儿童的成长。这一点，在两位文学巨匠的笔下得到反映：原本完整、美好的童年在病态的社会环境中分崩离析、走向消亡，二者笔下儿童形象有的在成长过程中直面社会的腐蚀，身心遭受巨大的冲击;有的在长大后变得迂腐，没有了儿时的灵性。在故事的开端，这些儿童形象往往是天真无邪、充满童真的，他们并没有像故事中的成年人那样受到社会的污染。可是在这些形象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的接触到了来自社会的负面影响，而他们随后的结局也可想而知：难以逃脱被社会侵蚀的命运，最终变得像所有病态的社会中的成年人一样，或者变得腐朽市侩，或者陷入“精神瘫痪”。

这些文学作品虽然聚焦儿童视角，但是就像鲁迅和乔伊斯大部分的作品那样，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味。从这些作品当中我们看到，一个腐朽落后的社会不仅会对成年人产生毒害，更会对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人造成毁灭性打击。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在今天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尽最大的努力为儿童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我们要让那些不好的社会风气及落后腐朽的思想远离少年儿童，使孩子们的童年在100年多后的今天不再遭受社会的腐蚀，我们要避免那些曾经让鲁迅和乔伊斯痛心疾首、奋笔疾书批判的社会现象再度出现。少年强则国强，我们有责任让每一个孩子都享受幸福美满的童年，健康的童年是他们健康成长、最终成为国家栋梁的巨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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