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中的隐居思想

曾钛

内容摘要：杜甫曾在唐肃宗乾元二年避乱甘肃秦州、同谷，其间流露出的隐居思想，较以前的淡淡之思大为不同，表现出相比强烈明显生存意识。本文拟论述诗人此时的隐居思想，兼谈其陇右之行。

关键词：杜甫诗歌 隐居思想 陇右纪行 前后对比

杜甫（712-770）是八世纪唐代伟大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客观地反映了时代面貌，被称之为“诗史”;他的入世思想积极地关心着广大民众，后人尊其为“诗圣”。

杜甫身处动乱的年代，加上个人的坎坷经历，使其诗作有一种命途多舛与怀才不遇的感伤：无论记述生民疾苦、思乡怀友情念;还是描写自己穷愁、反观古今潦倒，大都深邃忧思，雄阔悲悯。特别是中年以后的诗，更蕴含着一种积真聚厚的感情。而这其中所反映出的隐居情思，缓慢深沉，低回起伏，于忧国忧民之外，加有个人的得失不遇。本文拟以杜甫陇右诗作管窥其一二。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前，杜甫过着较为安稳的生活。十五载五月，安史叛军逼近陕西潼关，打破了这种安稳的生活，诗人被逼逃难，颠沛流离，历尽艰险，九死一生。八月，杜甫听说肃宗在灵武即位，便只身北上投奔，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任左拾遗，后改任任华州司功参军。

乾元二年（公元758年），杜甫在立秋次日作《立秋后题》，其中“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句，含蓄表达辞官归隐的愿望。是年七月，杜甫因对肃宗信心不足，再加生计艰难，遂辞去官职，远奔秦州投依族侄，打算过隐居的生活。由此，诗人再一次带领家眷，踏上漫漫的陇右山路，寻求归隐梦园。

秦州，即今甘肃天水，位于六盘山支脉陇山的西侧，唐时属陇右道，距今陕西华州一千多里。这里物产丰富，人事杂稠，自古为西北重镇，东西要冲。杜甫的理想是，在秦州附近的山野，找个幽静的地方安居度日。“更议居远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颖客，荣贵如粪土。”（《贻阮隐居》）既赞美隐士阮肪安贫的美德和清高的诗才，更是叹慨诗人看淡荣華富贵虚名的认识，追求隐逸恬淡生活的情怀。

当时，杜甫的族侄杜佐住在秦州城东南六十里的东柯谷，听说族叔来到，亲来城中拜访，并邀杜甫前往东柯谷暂住。杜甫虽也心有所动，却未能找到合适的田宅而作罢。随后，他又去附近的西枝村勘察可供建宅的地基，也未能如愿，只好客居城中一所简陋的房屋。这前后奔波中，杜甫目睹广大人民无论贵贱高低，都身处险地的艰难处境，留下八十余首纪实诗篇。这些诗作大致分两类：记事怀人和逸情遣兴。

在秦州，杜甫以组诗形式，留下大量情感难表现、思绪颇复杂的佳作，较为集中地表现了诗人当时的隐居心境。以《秦州杂诗二十首》为例说明：“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其一）写诗人因战火生悲，无奈远游，打算旅居秦州的客观原因及其愁苦心思。“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其十三）诗人想象东柯谷幽静安详，食宿无忧，并将此地比作陶渊明所记的桃源胜地，希望留居此处。“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其十四）祈愿一茅屋养老得终;“阮籍行多兴，庞公隐不还。”（其十五）借古代隐者说自己惆怅;“野人矜绝险，水竹会平分。采药吾将老，儿童不遣闻。”（其十六）意在将老隐居，安度余年。以上可见杜甫寓居秦州的隐居思想。

再以这时期的《遣兴》诗为例。杜甫在秦州创作旺盛，共存97首诗，其中以《遣兴》为题的有十八首之多，如果加上《遣怀》一首，共计十九首，占秦州全诗近五分之一。《遣兴二首》：“君看渥洼种，态与驽骀异。不杂蹄啮间，逍遥有能事。”“渥洼”是传说产神马之处，也指代神马;驽、骀都是劣马，比喻低下的才能;“蹄啮”本指马用蹄踢或用嘴咬，亦引申劣马，以此代指世俗之人。再借逍遥喻指隐逸。杜甫以此二者相比，传达自己的清高之性。而“昔者庞德公”“襄阳耆旧间”“陶潜避俗翁”“贺公雅吴语”“吾怜孟浩然”（《遣兴五首》）句，以近乎铺排之笔，列举“庞德公”“襄阳”“陶潜”“贺公”“孟浩然”等隐逸之士，极力宣扬隐者生活，也正是这种隐居思想的完全流露。

应该说，杜甫在诗中流露的这种隐居思想，正是诗人在安史之乱中屡受生死胁迫，并深为亲友的存亡所困现实的必然产物，具有人性的普遍意义。或者说，杜甫的隐居思想并非庸俗消极思想。联系其先前遭遇，可知诗人其实特想以积极的入世态度来拯救黎民百姓，匡扶危难时局，但在当时混乱残酷的形势下，他无法施展才华报复，又不愿同流合污，只有保全生命，隐居观望。

古代文人大多都有功成身退的隐居思想，杜甫也不例外。但杜甫在秦州时的隐居思想，与这之前大不相同。先以隐士茅屋为例。安史之乱以前，杜甫也写隐逸之士，“故人昔隐东蒙峰，已佩含景苍精龙。……铁锁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萧爽。”（《玄都歌坛寄元逸人》）为杜甫给好友隐道士元丹丘所作，全诗从元逸人的住居着笔，先借传说中仙界典籍意象，描述隐者所居玄都坛的景色，赞扬其修行，再述其服仙家之食，居仙人之居，处于逍遥自得福地，称颂其超尘脱俗的道行。再读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的早期七言古诗：“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贵何如草头露。”（《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友人孔巢父淡薄功名利禄，意在离开长安，求仙问道，坚决归隐。诗人以缥缈恍惚的语言，浓郁的浪漫主义，赞扬友人高风亮节，表达作者依依不舍之情。这两首诗虽然都写山野之景，但都充溢着“凌云之气”，仙味十足。再结合杜甫后来所作《忆昔行》《昔游》等诗，追忆早年寻仙访道，欲学长生之术，可见他年轻之时，受时代风习影响，对仙丹灵芝及长生仙界颇感兴趣，这与后来的因生活所迫，退而归隐的思想，迥然不同。

同是写茅屋，秦州时所做：“塞上得阮生，迥继先父祖。贫知静者性，白益毛发古。车马入邻家，蓬蒿翳环堵。”（《贻阮隐居》）“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罄旧间，处士节独苦”“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遣兴五首》）等诗中却看不到一点仙气，满篇只有隐者生活的困苦难堪。且在这种困苦的隐居生活中，要达到的目的，也仅仅是谋求在乱世动荡中保全身家性命，渴望在平凡人世间过上正常生活而已，这绝对与道化神仙的思想是截然相反的。

综上，杜甫在秦州与以前所表现的隐居思想的不同，也体现了他生存意识的加强，这种思想，对秦州以后的生活和诗歌创作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诗人后来迁移短居同谷，以及后来营建成都草堂，便是这种以生存为主想法的体现。

时光不止，岁月不留。隆冬已迫近，生活愈煎熬。这年十月，幸在秦州南面的同谷县，有位“佳主人”来信相邀，杜甫遂满怀希望地放弃秦州，携家踏上南行之路。同谷，即今甘肃成县，而邀请杜甫的正是同谷县令。从秦州到同谷，二百多里的艰难路程，山重水复，迂回曲折。诗人沿途写成的一组十二首纪行诗，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每一步的艰辛痛苦，并每每由自己的不幸，联想到战乱年代流离失所的百姓和生死难料的士兵，忧思不断地悲吟着“穷年忧黎元”的哀歌，终于到达同谷。

现实，往往比人想象的更加残酷。尽管杜甫的生活一直不富裕，从“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约略可以概括他十载长安的困顿生活。但与安史之乱前相比，更困顿的阶段，则是由华州弃官寓居秦州，再流落同谷的时候。

等杜甫到同谷之后，那位“佳主人”仅待之一饭，就因诗人的落泊，再也避之不见，把杜甫推到更加不堪的流浪境地。诗人无奈地啼饥号寒：“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呼呼一歌兮歌亦哀，悲风为我从天来。”（《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白头乱发的可怜诗人，在白雪茫茫的山野搜捡黄独（一种可食的土芋），却往往空手而归。这种流亡式的生存脅迫，让诗人对生命意识的加强，对人间的眷恋，自然与一般隐逸闲适的思想完全不同。

理想的乐土，一次次在现实中消失。尽管“平生懒拙意，偶值栖遁迹。去住与愿违，仰惭林间翮。”（《发同谷县》）十一月初，杜甫迫于生计，只得离开伤心处，“冬季携童稚，辛苦赴蜀门。”（《木皮岭》）继续向成都漂泊。又一路山水行程，险象环生，古老的秦岭，巴蜀栈道上，留下了诗人的声声叹息、曲曲悲歌。或许，这是他一生当中过的最为艰难的一段日子，他把所历艰险也吟成一组纪行诗，同样为十二首。

带着无限的遗憾，杜甫离开了悲苦漂泊的秦州大地，寂寞无助的同谷山林，也结束了诗人的陇右大地隐居的行程。

参考文献

1.冯至《杜甫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2.傅庚生《杜诗散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3.萧涤非《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作者单位：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水川学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