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与《史记》战争刻画比较谈

鲁一诺

内容摘要：《左传》与《史记》是两部地位崇高、影响深远的中国古代史学著作。作为记录春秋时代天下大事的史书，《左传》因长于记述分裂动荡的背景下各诸侯国之间的大小战争，又被称为“相斫书”。在《史记》所记载的三千余年中，随着时间的推进与朝代的更迭，数百次的战争成为《史记》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将通过分析《左传》、《史记》两部史书中的具体篇章，对比两部史书的战争刻画，并试对二者描写战争的异同之处进行提炼与概括。

关键词：战争 《左传》 《史记》

一.前言

《左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主要记录了春秋时期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作为儒家经典，《左传》被列为十三经之一，中国古代学者将其奉为圭璧已逾千年。尽管《左传》对春秋时期的各类礼仪规范、社会风俗、历法时令、神话传说等社会的许多方面均有记载，但《左传》中对于战争的描写最为后人所称道。在梁启超对于《左传》的评价中，“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1便表达了他对《左传》记述战争手法的赞叹。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之首，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左传》一样，《史记》对战争的刻画也十分出色。从上古时代带有神话色彩的阪泉之战、涿鹿大战，到与作者同时期的汉匈战争，司马迁善于运用精彩的笔墨将这些战争刻画得真实而又生动。

在过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只对《左传》、《史记》其中一部史书的战争描写特征进行归纳总结，也有少数人就战争的单个角度（例如：卜筮）将这两部史书进行比较。然而，目前似乎尚未出现较为系统地比较二者战争刻画的研究。旨在解决该问题，本文将会在选取两部史书中具体篇章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为了进行合理的比较，作者主要选用了《左传》中的《晋楚城濮之战》、《秦晋崤之战》与《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这四篇记述著名战争的文章来总结较为直观的异同点，但在归纳两者之间更为微妙、抽象的异同点时则引用了该四篇文章以外更多的原文素材进行论述。

二.分析与比较

（一）《左传》与《史记》战争描写的相似之处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当中，与成书较早的《左传》相比，《史记》堪称后起之秀。然而在《史记》的战争描写篇章中，不难发现作者司马迁继承并发扬了《左传》记叙战争的如下特点：

1.反映出儒家的价值观与战争观

《左传》被奉为儒家经典，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又身处独尊儒术的思想环境。因此，这两部作品都能够反映出儒家的价值观也是合乎情理的。

首先，两位作者在书中描写战争的同时，都隐晦地传达着儒家辩证的战争观，即“既肯定战争的作用，又否定滥用战争”（程仁君，2017年）。《左传》在以“君子曰”的形式评论宋国子罕肯定战争的言论2时赞叹道：“‘彼己之子，邦之司直。’乐喜之谓乎？”3，这反映出作者与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矣”4的观点几乎一致。但在《秦晋崤之战》中，作者对《诗经》“大风有隧，贪人败类”的引用又指出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根据司马迁对于战争的定义“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5来看，他对于战争“平乱救危”的“工具”作用是高度认可的。此外，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推崇的“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6的观点也昭然体现着儒家思想中的战争观（丁万武，王俊杰，2010年）。因此，出师有名的“义战”的才是两部史书所提倡的——二者都坚信正义的出击定能获胜，但贪婪好战则会导致必敗无疑（徐同林，1995）。

其次，两部作品中对于战争胜负原因的审视也充分反映出了儒家的价值观。对于能够促进作战成功的三种优势条件，被尊称为“亚圣”的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7。“人和”所指的人心所向则是两部史书共同的价值取向。两位作者在记叙战争时，大多会将战争的结果归因于交战双方是否取得了人民的支持与爱戴;两部作品中几乎所有描写战争的文章都提及了人心所向这一要素。在《晋楚城濮之战》中，即使楚军有着“背郄而舍”的地理优势，“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的舆人之诵也表现了晋文公受到人们的拥护，暗示了晋军获胜的结果。而在《陈涉世家》中，陈涉的所作所为令其渐渐失去将士与百姓支持，最后导致悲剧下场。对此作者司马迁更是直接评论道：“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体现了儒家价值观当中对统治者与人民离心离德这一现象的深刻反思。

2.详略得当，突出战争特点

《左传》与《史记》在记载战争时都没有表面地停留在对一般状况的描写。两位作者擅长根据战争各自的特点，选取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详略得当地进行记载。具体而言，两部作品一般都会选择详细记载战前的酝酿过程、战争的战术谋略与战争中的重要人物。《晋楚城濮之战》既详细描写了“退避三舍，先礼后兵”、“后发制人，避强击弱”的战术，又详细描写了楚国将军子玉狂妄轻敌、意气用事的人物特点。而《秦晋崤之战》中，作者则不惜大兴笔墨记叙老臣蹇叔“谏师”、“哭师”，与他条理清晰、知己知彼的论战之道。这样的详细描写意在指出战略失误会对秦军出师造成的种种不利，也对下文的叙述提供了良好的铺垫。而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运用了大量的篇幅，以事实刻画出项羽虽然勇武过人，但目光短浅、不善用贤任能、仅有匹夫之勇等鲜明的人物特点，与书中其他篇章中的事例相呼应，为其平生起落的必然性提供佐证，也为其最终战败埋下了伏笔。

3.战争中存在神秘化的事件

《左传》与《史记》描写战争的篇章中，大多会出现卜筮、释梦或是一些神异传闻。《晋楚城濮之战》中，晋侯在开战之前梦到“与楚子搏”后感到恐惧，但狐偃对这个梦境的解释却是“吉，我得天”，使得文章叙事更加曲折离奇;《秦晋崤之战》里写晋文公的棺木中“有声如牛”亦为后文形成了铺垫。而《史记》中也不乏此类情节。《陈涉世家》中，士卒看到了“书帛”又听到了“狐鸣”后，纷纷相信了“大楚兴，陈胜王”这一“神谕”，感到惊恐。这些神秘化的事件都推动了两部史书所记叙情节的发展，也使叙述更加生动有趣、富有感染力。

（二）《左传》与《史记》战争记叙的不同之处

另一方面，《史记》在受到《左传》影响的同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发展出了其独有的战争刻画特点。经总结，两部著作大致存在如下不同点：

1.神秘化事件的意义不同

正如前文所提及，《左传》与《史记》中都有关于神秘化事件的记载。在《左传》成书的时代，巫史职能的界线尚不清晰（布莉华，孙玲玲，2017年）。因此《左传》会把战争的结局与神秘事件相联系，通过神谕、梦境、卜筮、怪闻等超自然力量的产物阐释因果关系。这些特点鲜明地体现了《左传》成书时期人们的世界观与认知水平（孟庆莲，2013年）。《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中“赵简子之梦”准确预言六年后吴楚之战结局的情节，便体现了所描写的神秘事件能够为叙事服务，巫史相辅的特点。相比起带有浓重迷信色彩的《左传》，《史记》对于卜筮、异像等神秘力量有了更加理性化的记叙。例如在《陈涉世家》当中，“鱼腹中书”与“篝火狐鸣”虽然也被用以推动战争情节的发展，但作者在记叙的同时就揭露了这两种神秘现象的谜底。《史记》赋予神秘内容的意义既体现了作者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又体现了其思想中唯物主义的成分。这种将神秘事件解释成“事在人为”的弦外之音，不仅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与重要作用，而且有利于将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生动、更加丰满。

2.《史记》对于战争场面的描写更具有文学性

《左传》记载战争的生动传神主要在于从战争中的各个阶段出发，围绕言辞、行为、谋略等特点，对相关人物进行的正侧面描写和细节描写。而对于战场情况，《左传》大多会一笔带过，或进行较为平淡的描写。相比之下，《史记》在对于战场的描写中添加了更多的艺术色彩。司马迁在还原战场时，会采用多种手法，叙事如画地再现气势恢宏的战争场面。在太史公的笔下，扬名古今的“火牛阵”被有声有色地呈现出来：“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牛尾炬火光明炫燿，……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8。深红的绸衣、龙型的花纹与明亮耀眼的火光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城中的擂鼓呐喊与百姓的击铜之声更是带来听觉上的再现。这些描写使读者仿佛能够身临其境，亲眼目睹战场上的精彩画面。《项羽本纪》对于楚汉彭城之战的记载中，“汉卒十馀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则用夸张的手法表现了战争中汉军死伤极其惨重的情况。

3.《史记》既尊崇“守礼”，又主张“奇正并用”

“礼”是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道德行为准则，贯穿着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战争。对于繁复的春秋战争礼仪制度及其衍生的礼义思想，《左传》有着极其完备的记载，而作者也倾向于认为“守礼贵义”的精神在战争中高于一切（林静静，2016年）。而主张“兵以正合，以奇胜”9的司马迁，既对恪守礼仪的宋襄公进行了“有礼让也”10的赞许，又对懂得变通、灵活使用战术的“奇”称誉有加。与十分重视战争礼仪的《左传》相比，《史记》没有把代表“正”的“军礼”与代表“奇”的“兵以诈立”视作对立的两种观念（丁万武，王俊杰，2010年），而是提倡“奇正并用”，同样申明了“奇”的独特价值。

三.讨论与总结

经上述分析，《左传》与《史记》在价值观、叙事详略与神秘事件的方面大体相同，但两部作品又带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对这两部优秀史书的战争刻画进行比较，既有利于从战争的角度赏析两部作品的文学、史学价值，做到更好的文化传承，也有利于对古代学者看待战争的人文观点产生新的见解。

由于所选篇章有限，本研究报告可能仍然存在认识浅薄、观点片面等问题。在未来的同类研究中，对于此种问题的避免，可以通过通读两部史书，选用更多的篇章以进行更广泛深刻的讨论来实现。

参考文献

1.（春秋）左丘明《晋楚城濮之战》，郭丹译注，《左传》，中华书局，2016年3月。

2.（春秋）左丘明《秦晋崤之战》，郭丹译注，《左传》，中华书局，2016年3月。

3.（春秋）左丘明《襄公二十七年》，郭丹译注，《左传》，中华书局，2016年3月。

4.《颜渊第十二·第七》，陈晓芬编，《论语》，中华书局，2016年1月。

5.《仁本第一》，陈曦，陈铮铮编，《司马法》，中华书局，2017年7月。

6.《公孙丑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方勇译注，《孟子》，中华书局，2017年12月。

7.（西汉）司马迁《项羽本纪》，《史记》，中华书局，2009年1月。

8.（西汉）司马迁《律书·序》，《史记》，中华书局，2009年1月。

9.（西汉）司马迁《宋微子世家》，《史记》，中华书局，2009年1月。

10.（西汉）司马迁《陈涉世家》，《史记》，中华书局，2009年1月。

11.（西汉）司马迁《田单列传》，《史记》，中华书局，2009年1月。

12.梁启超《读〈左传〉法之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岳麓书社，2010年12月。

13.布莉华，孙玲玲《〈左传〉和〈史记〉描写战争中卜筮作用的变化》，《文学教育》，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0月，50-51页。

14.程仁君《〈左传〉中战争的叙述要素分析》，《现代语文：上旬》，曲阜师范大学，2017 年6月，6-8页。

15.丁万武，王俊杰《司马迁的战争观（一）》，《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温州大学，2010年1月，28-33页。

16.丁万武，王俊杰《司马迁的战争观（二）》，《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温州大学，2010年3月，57-62页。

17.林静静，《〈左传〉战争礼述略》，《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河北北方学院，2016年8月，15-19页。

18.孟庆莲《〈左传〉中战争描写角度的多样性》，《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2013年6月，83-84页。

19.徐同林《〈左传〉战争描写的详略艺术》，《军事历史研究》，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主办，1995年10月，162-168页。

注 释

1.梁启超《左传 国语·读〈左传〉法之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

2.“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出自左丘明《襄公·襄公二十七年》，《左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3.《襄公·襄公二十七年》，《左传》

4.《颜渊第十二·第七》，《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5.司马迁《律书·序》，《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6.该观点最早见于《仁本第一》，《司马法》，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7.《公孫丑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8.司马迁《田单列传》，《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9.司马迁《田单列传》，《史记》。

10.司马迁《宋微子世家》，《史记》。

（作者单位：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