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三国杂剧与《三国演义》女性形象之差异

内容摘要：元代三国杂剧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有明显的差异。本文以貂蝉、甘夫人、孙夫人等形象分析说明。杂剧中的女性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小说的女性观则表现出浓厚的道学气。这种差异和两种文学体裁的特点有关，也和元末明初理学的盛行有关。

关键词：元代三国杂剧 三国志通俗演义 女性形象 理学

元代三国杂剧蔚为大观，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统计，三国杂剧共52种（含元明间无名氏杂剧），约占全目的7.3%，其中存本20种，残本5种，全佚27种。三国剧在元初即开始流行，关汉卿便作有四种;到元末明初，其故事题材更显得摇曳多姿。现存元明间三国剧未必都作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之前，但杂剧所本的故事则源远流长，所以小说的成书明显受到同题材杂剧的影响，比较分析两者的异同是很有意义的课题。

因为是历史题材，杂剧和小说的人物都以男性为主，女性并不占重要地位。现存元三国剧中女性戏份较重的有三种：《锦云堂暗定连环计》、《关云长千里独行》、《两军师隔江斗智》，均为无名氏作品。三剧所刻画的女性分别为貂蝉、甘夫人和孙夫人，这三个女性形象在《演义》中也占了相当的位置，却体现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

一.貂蝉

貂蝉于史无征，却被视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她巧施连环计，除奸雄扶汉室的故事，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这个故事的情节架构，杂剧和《演义》大体相同;但杂剧中貂蝉的经历要丰富复杂得多。首先，她有一个完整的出身：妾身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因汉灵帝刷选宫女，取入宫中掌貂蝉冠，因此唤作貂蝉。[1]572后灵帝将她赐与丁建阳，丁又将其配与养子吕布为妻。不久黄巾乱起，夫妻失散，貂蝉流落长安，被王允收养。她在月夜焚香祈祷，盼夫主平安，家庭团圆，“柳影花荫月半空，兽炉香袅散清风;心间多少伤心事，尽在深深两拜中。”[1]573这虽然不如《演义》中的貂蝉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却更加贴近现实、合乎人情。其次，貂蝉还有一个悲惨的结局。杂剧《关大王斩貂蝉》已佚，但这个故事却流传至今，明嘉靖间的《风月锦囊》、明末祈彪佳的《远山堂剧品》、清乾隆间的《缀白裘》、近代京剧都收录此剧，从中可窥知情节梗概：吕布死后，曹操将貂蝉赐与关羽。貂蝉“心中喜悦无惆怅，若遇英雄，我立在傍，我两人此夜明蟾须共赏。”[2]592而关羽不为所动，斥其心术不正，天生淫贱，一刀取其性命。这个形象与连环计中的貂蝉形象似乎很矛盾，但女性在封建社会本来就没有自主权;貂蝉舍身取义，也还是男性的玩物，只有讨取男人的欢心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所以舍身取义的貂蝉与水性杨花的貂蝉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并不矛盾。

在《演义》中，罗贯中截头去尾，貂蝉的出身大大简化了：她只是从小在王允府中养大的歌伎——可是后文的赞词却说“原是昭阳宫里人，惊鸿宛转掌中轻”[3]74，露出了改造的痕迹。小说中连环计的情节比杂剧更为曲折精彩，然而读者难免会产生疑惑：一个长在深闺的二八佳人，既有极高的政治觉悟，忧国忧君忧苍生;又有极娴熟的生活技巧，周旋于男人之间，其性格发展显然缺乏现实依据。吕布被斩，貂蝉从此不知下落。对此毛宗岗特下按语：“成功者退，神龙见首不见尾，正妙在不知下落。”[4]196这后半句话是故弄玄虚，前半句话才是实情——成功者退。作者设置这个角色，主要是为了推动情节的发展：连环计非貂蝉不可施行，有勇无谋的吕布也须听了妻妾的话才会失败。这两段故事结束，貂蝉的任务也完成了。所以，在《演义》中她并不是完整的女性，而是政治角斗的工具。而杂剧中的貂蝉，祈盼团圆也罢，水性杨花也罢，都是女人，不是政治工具。

二.甘夫人

甘夫人乃刘备之妾，在《演义》中形象比较单薄，通常与糜夫人同进同退。因为刘备前期颠沛流离，两位夫人难得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每当她们现身之时，也是和丈夫失散之日。第一次是刘备攻打袁术，张飞留守徐州，吕布趁机突袭，把刘备家小扣押作为人质;这时二位夫人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突出张飞的“粗莽”。第二次是曹操攻破徐州，刘备不知下落，关羽归降曹操，其后千里独行，过关斩将，甘糜二夫人皆随之，除了哭过几回丈夫之外，但有外事，便曰：“叔叔自家裁处，凡事不必问俺女流。”[3]242因此经历的风波不少，却没有表现的机会;她们的存在是为了彰显云长的“忠义”。第三次是在长坂之战中，甘夫人“披头跣足”被赵云救出重围，糜夫人投井身亡为阿斗留下生存之机，此时她们的存在则是为了衬托赵云的“忠勇”。总之，她们都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罗贯中不过是要拿她们说事。

杂剧《关云长千里独行》，甘夫人是正旦，一出场便见识不凡：“【正宫·端正好】……我想这曹操是那智足奸雄，信着俺小叔莽戆多英勇。主公哎！你则合操士马，教三军;明提备，破曹兵。则怕他排队伍，暗伏兵，则要你得胜也，把他这干戈来定。”[1]711刘备兵败不知去向，关羽左右为难，甘夫人审时度势劝他归顺曹操。当关羽“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时，她又暗讽：“【红芍药】你道是近新来加你做寿亭侯，枉受了些肥马轻裘。这的是你桃园结义下场头：枉了宰白马，杀乌牛。你每日吃堂食，饮御酒，你全不记往日冤仇。想着您同行同坐数年秋，到如今一笔哎都勾。”[1]723说得关羽十分羞愤，当即挂印封金出许昌。曹操点起十万大军，设下三计欲擒关羽，却被甘夫人一一识破，终于无功而返。关羽一行到了古城，张飞愤恨，刘备怀疑，又是甘夫人出面澄清事实，说服丈夫。《演义》对这个细节作了改动，把刘备安排到汝南刘辟、龚都处，避免了兄长对二弟的怀疑，不至于损害其宽宏仁德的形象;可这样一来，甘夫人便连说服丈夫的机会都没有了。

总之，《演义》中的甘夫人只是刘备的“衣服”，可有可无;而杂剧中的甘夫人情深意重，识大体顾大局，是刘备的贤内助。

三.孙夫人

史载孙权之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5]960《演义》正是按照这个模样来塑造孙夫人。刘备过江结亲之后不是流泪就是下跪，哄得夫人死心蹋地随他出奔荆州，“妾已嫁事于君，君所去处，我愿随之。”[3] 525孙权周瑜随即调兵遣将围追堵截。在危急关头，孙夫人挺身而出，数次喝退吴军，使刘备一行平安回到荆州。如此看来，孙夫人果然是女中豪杰，既有胆识又遵妇道。“孙刘结亲”是有史实依据的，不过放刘备回荆州乃是孙权自己的意思，而非孔明之计。小说却移花接木，借孙夫人之胆识和妇道来“状诸葛之多智”。可孙夫人下次出场就不那么高明了，在卷之十三“赵云截江夺阿斗”一节中，她闻知母亲病危便方寸大乱，立即带着阿斗要私回东吳。作为政治漩涡中心的女性，她应该能辨别出简单的政治谎言，她也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份不可以任性，更不能把主人仅存的骨血带到敌国;这与之前有胆识遵妇道的形象差得很远。“截江救主”也有史实依据，“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内欲将后主还吴，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后主还。”[5] 949原来真实的孙夫人并不偏向丈夫而是偏向兄长啊！此时罗贯中要弥合史实，便顾不上孙夫人的形象是否统一了。

杂剧《两军师隔江斗智》，孙夫人原名孙安，是标准的大家闺秀。“有时节将采线篡成新样谱，有时节向绿窗酬和古人诗，常则是嫔风作范，女戒为师。”[1]446孙权要拿妹妹作诱饵嫁与刘备，起初她是勉强答应。“【后庭花】我本待诵睢鸠淑女诗，怎着我伏龙泉行剑客事……我如今并不的推三阻四，任哥哥自主之。”[1]448可出嫁后，看到丈夫“目能顾耳，两手过膝，有帝王仪表”，就起了嫁鸡随鸡的念头，并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妇人家自为终身计”;跟着就埋怨哥哥“不顾亲生妹，倒着我明为嫁送，暗夺城池。”完全站在丈夫一边;最后立志要“从今后做个弄丸的宜僚我只从中儿立，直着他两下里干戈再不起。”[1]457

杂剧的孙夫人既不失大家闺秀的脉脉温情，又具有诸葛亮般的政治远见;这个形象虽然远离史实，但其性格发展合乎逻辑，心理刻画细腻入微，就这两点而言，《演义》难以企及。

四.其他女性形象

小乔：小乔是汉末“国色”，周瑜之妻。英雄美人的悲欢离合，本是绝佳的故事题材，元杂剧有《周公瑾得志娶小乔》，末本，小乔戏份不多，形象不够鲜明。还有《东吴小乔哭周瑜》，石君宝撰，已佚。石氏既能塑造《秋胡戏妻》的李梅英，笔下的小乔想必也不差;而《演义》中，小乔竟然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

徐夫人：关汉卿曾作《徐夫人雪恨万花堂》，故事本于《三国志》裴松之注，叙写孙权之弟孙翊为部将所杀，其妻徐氏美而慧，亦为部将所掳。徐氏虚与委蛇，不但保全了贞洁，而且设计擒杀叛将，终报杀夫之仇。惜此剧已佚，但以关汉卿的手笔和对女性的同情，徐夫人的形象肯定光彩照人。反观《演义》，于此事基本照抄史书，毫无发挥。

元杂剧因散佚严重，在女性形象方面难以作更深入的探讨;而《演义》中可供分析的材料还有不少，以下选取三例。

刘安妻：小说卷之四，刘备为吕布所败，投奔曹操，途中在獵户刘安家借宿，刘安“杀其妻以食之”，刘备知道真相后居然称谢不已，曹操闻之则赐金百两。对此毛宗岗都看不下去，他在夹评中调侃：“刘安得此金，又可娶一妻矣，但恐无人肯嫁之耳，何也，恐其又把作野味请客也。”[4]196

樊氏：赵云攻取桂阳郡，与郡守赵范结为兄弟。赵范之嫂樊氏守寡三年，有绝色，非英雄不嫁，因此赵范有意撮合她与赵云的婚事;可没想到赵云“闻言大怒……一拳打倒赵范”，理由是“其妇再嫁，使失大节”。

黄氏：诸葛亮之妻黄氏，相貌丑陋而聪明贤慧，他们的结合也算一段佳话。但小说宁愿给其岳父黄承彦两次出场的机会，却对其妻不置一词。可见罗贯中对美女丑女都不感兴趣。

五.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元代三国杂剧和《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女性形象塑造上有明显差异。杂剧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都已世俗化和人性化了：貂蝉思念丈夫或水性杨花，甘夫人情深意重，孙夫人知书识礼;她们虽为历史人物，但其言行实际上是元代社会女性的言行，从而体现出杂剧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反观《演义》，作者不爱写女性，即使要写也是廖廖几笔，形象单薄;偶尔有着力塑造的女性，如貂蝉孙夫人，那也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不是写女性本身。可以说，其女性观有很浓重的道学气。

杂剧和《演义》塑造女性形象的差异，和两种文学体裁的特点有关，也和元末明初理学的盛行有关。

元杂剧是一本四折体制，比起《演义》而言显得篇幅短小，人物塑造也比较自由;而《演义》须瞻前顾后，尽量统一。如杂剧中曹操率军追杀关羽，小说不能这么写，因为后面关羽还要在华容道义释曹操;杂剧中孙夫人是大家闺秀，小说也不能这么写，否则后文她的“严毅刚正，有诸兄风”的表现就不可理解了。元杂剧一人主唱的特点也决定了正末（旦）是中心人物。《关云长千里独行》和《两军师隔江斗智》都是旦本，甘夫人和孙夫人有更多的表现机会，形象也更加丰满。相对而言，《锦云堂暗定连环计》是末本，貂蝉戏份不多，其形象就逊色不少。小说在体制上没有这种限制，罗贯中不爱写女性，因为他是理学信徒。

元代自延佑元年（1314）重开科举，规定以朱注四书为参考书，从此，“理学便在元代与政治权力开始结合，不仅成了有权力的知识话语，而且成为有知识的权力话语。”[6]284元仁宗就规定各地每年访求烈女节妇，由朝廷予以旌表。理学兴则文学衰，通俗文学所受的负面影响尤其严重，其表现有二：第一，理学借官方权力直接排斥通俗文学;第二，理学入侵通俗文学，使其失去活力。元后期杂剧中就有不少直接宣扬忠孝节义的作品，如《节妇牌》、《贤孝妇》、《王祥卧冰》、《郭巨埋儿》，很有些道学气。

元明间的三国杂剧，基本上是无名氏作品，整体而言艺术成就不高;推断这些杂剧多是社会下层粗通文墨之士甚至是伶工所作。他们为生计而奔忙，对高高在上的性理之学既不甚精通，也不感兴趣，他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即使有道学气——比如孙夫人就熟读了四书五经，但总的来说还是有人情味的，不至于成为理学的传声筒。

《演义》却不一样，它所宣扬的忠孝节义和理学家基本一致，所反映的女性观也很符合理学家的胃口。理学称“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刘备则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理学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赵云在拒绝美女时也说“其妇再嫁，使失大节。”理学称“存天理，灭人欲”;刘安杀妻待客，一样灭绝人性。作为理学信徒的罗贯中，几乎是越过人物形象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

理学排斥小说戏曲并非绝对，也有例外：明前期的理学大儒丘浚就作过南戏《五伦全备记》。罗贯中也属于这种例外，既服膺理学，又喜爱小说戏曲，“乐府隐语，极为清新”，因此才能创作出既有极高艺术成就，又有极浓重道学气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参考文献

[1]王季思.全元戏曲（卷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孙崇涛、黄仕忠.风月锦囊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罗贯中.三国志演义（醉耕堂四大奇书第一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5.

[5]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下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介绍：曾奕渊，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现为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