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新冠疫情下逆全球化浪潮的中国方案

冯维江

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和不满已经在美国的推动下形成了国际社会中的一股逆流，贸易摩擦频发、多边秩序停滞、民粹主义抬头，全球化进入崎岖路段。而疫情的发生把世界迅速由全球化的崎岖路段推向了十字路口，人类面临更加急迫的抉择：是迈向以更高合作和信任水平的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全球化，还是滑向以地缘、族缘乃至血缘为纽带的结寨自守的坞堡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安全冲击的性质，以及人们对其性质的认知。

两层含义的安全与全球化的两个前途

安全有两层含义。一是威胁或风险来自客观存在之疏漏、缺陷或不足的管理型安全（safety），二是威胁或风险来自特定主体蓄意为之的、破坏的防御型安全（security）。新冠疫情发生后，关于病毒的来源在舆论界引起广泛的争议。持管理型安全观点的一方倾向于认为，病毒来源是一个科学问题，应该由科学家进行研究后来回答。阴谋论者则倾向于主观认定这是一个防御型安全问题，要么是美国故意散布到竞争对手国以削弱其实力，要么是中国开发的准备用于打击敌对势力的生物武器外泄。

关于如何应对疫情，管理型安全观点和防御型安全观点也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前者认为这是一场人类与病毒的对抗，人类必须最大限度和最广范围地团结合作，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共同生产并广泛分享防治疫病有关的物资、知识，为此需要打造一个更高效率的便利化、弹性化、免疫化和智能化的全球供应链，来推动相关物資和知识的生产、分配与分享。而防御型安全观点则认为，“他人即是地狱”，为了避免在过长供应链中关键乃至所有环节被其他居心叵测的国家控制，必须把“必需品”的概念从国防用品扩大到药品和医疗设备，缩短“可靠来源”的清单，并且尽量把供应链全链条收缩回国内。

与上述认知相对应，全球化存在两个前途，面临三种情景。情景一是世界或主要大国在管理型安全观点上达成了共识，全球化在疫情造成的强行中断或停摆之后重启，继续快速前进，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优化和升级。情景二是世界或主要大国都认为防御型安全是正确的或唯一可行的选择，从而各自为政，在全世界拦截甚至抢夺紧缺的药品、医疗设备，要求本国的公司只为本国生产，并把投资于其他国家的生产线搬回国内，全球化因为信任基础的丧失和国际协调的失败而中道崩殂。情景三是一些国家继续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推进全球化，另一些国家则试图独善其身或结成封闭的小集团来应对外部挑战。

情景三不是一个稳定的情景，其转化或演变的方向，取决于当其他国家采取防御型安全观点并走向封闭甚至掠夺时，秉持开放的收益是否大于走向封闭的收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情景三会向情景一转化;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会向情景二转化。在人类与病毒的抗争中，情景一是最好的选择，但病毒可能不会给人类充分的思考时间，如此则争取情景三更快向情景一转化是更现实的次优选择。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尽量创造良好的初始条件来最大限度体现和利用开放的规模效益，即争取尽量多的国家特别是大国相互开放、共同开放，合作应对疫情及其他外部挑战。

中国面对疫情的三种策略

面对疫情之后的全球化，中国有三种策略。下策是中国关闭外国人入境通道，限制相关药品、医疗设备、紧缺物资及大宗商品的出口，为应对第二波输入性或反弹性疫情的大冲击，增加库存和安全冗余，同时加紧疫苗、药品研发，以及呼吸机和叶克膜（ECMO）等重要医疗设备生产全链条，特别是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这样做会让中国的外部环境短期内迅速趋于恶化，并且可能在疫情之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很难甚至无法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推动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国家愿意开放合作，此时秉持开放的收益明显小于索性封闭的收益。作为人口规模全球第一、经济体量世界第二的大国，为了在迫在眉睫的威胁面前确保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下策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中策是中国单独引领并大力推动疫情背景下的“一带一路”相互救助与共同开放。由于自然条件差异、人口流动性较低或者检测能力不足等因素影响，非洲等地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疫情发展慢于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如果缺乏有效的干预和指引，一旦疫情进入指数式暴发阶段，经济和卫生脆弱性更大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严重的人道灾难。一旦出现上述情况，中国可以对“一带一路”中合作意愿强、基础条件好、在中国制造业供应链中地位高的国家，率先施以援手，帮助它们开展快速筛查、追踪隔离、社区支援、个人防护、非接触及智慧物流支持等卫生安全体系的建设，并提供口罩、呼吸机等医疗物资的援助。不过，中策面临中国援助能力不足的强约束。特别是，如果印度、非洲或拉美等地短时间内疫情暴发，这将超出中国生产和救援的能力。过高的预期或承诺，还可能带来反效果。

2019年6月3日，“一带一路”陆海联动发展论坛在重庆举行。

上策是中国与欧洲国家一起来推动对发展中国家的救助，以及向便利化、弹性化、免疫化和智能化的全球供应链升级。这次疫情应对，让一些欧洲国家对美国和欧盟都较为失望。美国对欧洲国家以及欧洲国家之间的“海盗式”拦截医疗物资的行为，让美国在欧洲盟国体系中的地位出现松动。欧盟协调能力暴露出的缺陷，并不完全是欧盟的过错。因为地理上接近而暴发时间上没有错峰性，欧洲国家很难无视国内的灾难而超越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去救助他国。由于中国与欧洲地理位置相距遥远，在新冠疫情上错峰感染，并且都具有相对较强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能力，因此，由中国与欧洲共同扮演开放空间的初始推动者，就像下围棋时有了两个“眼”，从而在全球抗疫复产和供应链升级的棋盘上走出一局“活棋”。

中国应对逆全球化的战略选择

综合来看，在新冠疫情下，中国应对逆全球化浪潮的战略选择包括：

第一，哪怕形势暂时有利，我们也要坚持底线思维。要从政策上鼓励疫苗、药品研发，注意发挥规模效益，刺激企业提升呼吸机和叶克膜等重要医疗设备生产全链条，特别是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的积极性，适当增加药品、医疗设备、紧缺物资及大宗商品库存。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短期的战术底线。从长期来看，要坚定以开放发展求安全、推动新型全球化的信念，这是确保长期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底线。

第二，哪怕别人看近处，我们也要看远方。我们不仅要为这次新冠疫情做准备，还要为以后可能继续或反复出现的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的病毒疫情做准备，协调和联合欧洲等地区共同打造便利化、弹性化、免疫化和智能化的援助开放空间，为尽量多的发展中国家撑起卫生保护伞。为此，可以考虑参考“清迈倡议”建设10+3区域外汇储备库的方式，构建“中欧+”卫生安全物资共同储备库，将中国、欧洲及“一带一路”各国的安全冗余通过协议联通起来，增强“中欧+”的卫生与健康救援能力，实现最大的救济规模效益。特别要坚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生产力层面的新型全球化搭建一套适应容纳其发展、充分释放其正能量、摒弃以往全球化伴生之负面因素的新的上层建筑，提供情感共鸣、思想基础和观念指引。

第三，哪怕别人行事低下，我们也要坚持高尚。有人担心，“一些西方国家施行实质性的‘群体免疫策略，以牺牲年老体弱者的生命为代价，换来人群整体免疫水平的上升，疫情之后能够放心打开国门。而我国将人民生命健康放在首位，不放弃一个患者，后期可能面临被动局面，对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国际交流和开放带来不利影响。”这一担心有其合理之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要牺牲部分群体的生命来争取“长期利益”。病毒的变异是不可测的，不同群体都可能成为某次疫情的脆弱人群。这次放弃老弱，下次可能就得放弃青壮，再下次可能要放弃婴幼儿，最后也许是放弃一切男人和女人。

真正的长期利益，在于增强现有经济社会体系运行的免疫化水平、应对疫情的灵活性以及迅速平复疫情恢复经济社会活力的弹性。只有保护每一个群体，尊重所有个体的生命和尊严，倡导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开放，人类才能依靠“坚定有力的综合性而非药物性干预措施”为科学争取时间，从而体制性地、一劳永逸地战胜一切传染病毒，将经济全球化推向全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