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的历史和当代映照

胡欣

时至今日，人们对于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命题的认识更为深刻，特别是以新冠疫情为导火索加剧了国际格局大调整、社会秩序大动荡，让很多人从最初乐观理解的世界格局结构性调整、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迅速转变为现有霸权及其附属体系对新兴大国全方位围堵的担忧。甚至不夸张地说，这是自百余年前“黄祸论”之后，中国这一非西方文明和政治体制受到的一次最恶毒的丑化和污蔑，力度之大、裂痕之深、来势之猛超出预料。

180年前的6月，悬于欧亚大陆西端之外的大英帝国，向欧亚大陆东端的清帝国发动了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因在于英国试图借助鸦片平衡英中贸易逆差，并让工业时代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用康有为的话讲，鸦片战争让中国遇到“千年未有之强敌”、进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直接开启了中国一个多世纪落后挨打甚至险些亡国灭种的悲惨历史。回顾鸦片战争的前因后果和进程，再对比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有几点经验教训值得牢记。

第一，不能因国际政治近200年的演进而放松对强权政治、丛林法则的警惕。强者和弱者都需要“公理”，前者用来粉饰自己的行径，后者用来说服对手自制。不幸的是，在巨大的实力差距面前，在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之下，西方惯于借助话语权优势来强化自身行为的合法性，披上道德、爱国的“迷彩服”。他们借新冠疫情对中国的污名化、妖魔化，以及罔顾国际法轮番向中国提出赔偿诉求，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和技术战等，俨然如同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世界时那样自恃拥有“道德高标”。

第二，不能把和平希望寄托于对手内部的政治分歧和道德觉醒。对清帝国发动战争报复的决策，在英国国内曾引起激烈争论，议会仅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用兵决议。如果仅以当前强敌对手国内存在支持对华友好的力量而希望对手自行回归“理性”，无疑是把战略的主动权拱手让人。有人总以所谓西方有识之士的批判反思作为安慰自己、谴责对手的心理依托，但这些思想言论往往左右不了扣动扳机的手。不要忘了被西方奉为圭臬的帕默斯顿准则：永恒的只有利益。回想伊拉克战争，纵有包括盟友在内的大范围反对之声，美国依然我行我素，和平的基础從来都是能打硬仗的能力，

第三，不能指望松弛武备就能侥幸应对强敌对手挑起的军事冲突。自大封闭的和平思维是清帝国脱离世界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惯于以泱泱大国自居，对国家力量盲目自信。列强以武器装备、组织编制、工业基础的代差优势，在多次战争中对清军构成摧枯拉朽的打击。洋务运动虽带来了几乎与西方同步的新式枪炮和舰船，但军政体制顽疾缠身、军队训练松懈、惰性恶习积重难返，终改变不了战场上一触即溃的结局。

反思历史，旨在映照当下。中国绝不会允许鸦片战争的耻辱再来一次。当前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可谓冷战以来最凶险的。美国毫不遮掩在中美战略对抗中全力出击的意图，并同步加快调整亚太军事部署，其盟国以及个别中国周边国家也随之对华进行施压。西方不断把台湾、香港等问题作为摆在桌面上对付中国的“王牌”，不惜破坏国际共识甚至外交原则来阻挠中国统一或和平发展，美国还在台湾问题上不断试探性踩线，美、法都传出对台军售的意图。而以新冠疫情之名被煽动起来的跨区域性的反华情绪，可能对维系相互依存至关重要的中外经贸关系、“一带一路”等造成冲击，并削弱甚至割裂合作交流的机遇平台。

面对咄咄逼人的态势，国内有媒体发出了多造核武器的声音。显然，这一呼吁更多像是牌局中的“叫牌”，提醒甚至敲打对方的意味更浓。毕竟，对正常国家来讲，核武器的威慑价值远大于实战应用，而军备竞赛也是中美都不愿意掉入的陷阱。“能战者方可言和”，我军正以消除和平积弊、加强备战打仗为主线，全面增强军事能力，而在高超声速武器、智能化战争形态等新兴领域的竞争，更会是未来夺取战略优势或是维持战略平衡的关键。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些深刻的教训时刻提醒我们，要在大变局中激流勇进，不仅需要超凡的战略定力，同时更需要不可撼动的战略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