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焦虑与乡村文化的重建

内容摘要：晓苏的短篇小说重在以反哺乡村为出发点，始终关注乡村的时代脉动，并给予乡村以文化的关怀与抚慰，从而也昭示了他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与文化担当精神。他最近的短篇小说集《松毛床》着力表现了当下中国乡村的现代性困境与文化焦虑，尝试了重建乡村文化的可能与前景，并给广大读者带来了许多新的阅读启示。

关键词：现代性焦虑 乡村文化重建 《松毛床》

新世纪以来，以短篇小说创作见长的作家晓蘇已经取得了十分骄人的创作实绩。比如，他基本上每年在国内大型或重要文学期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十余篇，至今已累计约二百篇。其中不少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或屡屡入选中国年度小说排行榜。这说明晓苏不仅是一个十分勤奋的小说家，而且是一个追求创作高水准的作家。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缘于农家子弟难以割舍的乡村情结或故园情怀，晓苏的短篇小说重在以反哺乡村为出发点，始终关注乡村的时代脉动，并给予乡村以文化的关怀与抚慰，从而也昭示了他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与文化担当精神。在他最近推出的短篇小说集《松毛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中，晓苏则着力表现了当下中国乡村的现代性困境与文化焦虑，尝试了重建乡村文化的可能与前景，并给广大读者带来了许多新的阅读启示。

一、乡村的现代性困境与文化焦虑

《松毛床》的一个重要叙述着力点，是表现中国当下乡村的现代性困境与文化焦虑。在作品中，晓苏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故乡——油菜坡为地域背景，密切注视着乡村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变化，感受着乡村社会巨变所带来的喜悦，同时也极其敏锐地体察乡村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矛盾与困境，表现中国农民面对时代新变所产生的心理困惑与文化焦虑，由此也给读者带来了非同寻常的警示意义。

在这部集子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当下乡村社会所面临的现代性困境。一方面，正如晓苏在《养驴的女人》《天坑》《挖坑的女人》与《走回老家去》等作品中所展示的那样，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建设与现代性诉求，也带来了乡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与乡村面貌的重大变化，比如家庭规模化养殖业的兴起、南下打工潮的涌现、乡村公路的修建乃至高速公路在乡村的建设、乡村交通工具的改善，等等。另一方面，也正如晓苏在《酒疯子》《皮影戏》《龙洞记》等相关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让人颇为担忧的是，乡村许多新的问题，诸如农村基层干部腐败问题、农村养老的问题、留守妇女的问题、农村妇女再婚、农村大龄光棍汉的婚姻、生态破坏等等也随之出现，这些问题纷繁而复杂，暴露出农村现代性的矛盾与困境。比如，《酒疯子》中的村长黄仁弄虚作假贪污国家的钱财，肆无忌惮地霸占村民袁作义之妻，袁作义被逼成一个酗酒装疯的“酒疯子”。由于贫困的作祟，《皮影戏》中的年满三十六岁的余孝成只能租一个三陪女回家，以欺骗的方式满足母亲让他带媳妇回家过年的心愿。《龙洞记》中的龙洞，已不再是过去甘甜、净洁的清泉，而变成了恣意滥用、污秽不堪与濒临枯竭的臭水坑，这一意象实际上喻示了乡村所潜伏的严重生态危机。这些，无疑暴露了乡村现代性诉求的偏颇或畸形，不是配套发展措施滞后，就是片面地求发展，乃至反过来阻碍现代性的健康发展与稳步推进。

在现代性困境的背后还包裹着社会与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文化焦虑，这是晓苏这部小说集的又一发现。晓苏发现，市场经济在中国农村的推行极大地搞活了农村经济，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但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金钱主义思潮不动声色与普遍地浸入与毒害了中国农民的思想，忠孝等传统伦理观念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浮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农村社会的普遍心理。许多农民自觉不自觉地滋生了一夜暴富的不良心理，为此不惜违法乱纪、图财害命，以致天良丧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文化的撕裂正是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文化焦虑所在。也许正因为如此，《野猪》中的石作仁三兄妹不仅弃绝亲情与辜负养育之恩，连生身父亲临终前想吃几个包谷粑粑的愿望都吝于满足，而且拿死亡的老人作为筹码向过失伤人致死的邻居徐乃宝索要高达二十万的巨额钱财；《天坑》中的木匠张百善才假借南下广州打工为幌子谋杀村民杨百泰并藏尸天坑，进而向杨百泰妻子李万娇骗婚成功；《挖坑的女人》中的青年女子赵腊梅才借修高速公路的契机、以骗婚为前提，在开掘桥墩基坑中多次制造杀人事件以获得每次高达三十万元的国家巨额赔偿金；《猪栏养狗》中的叙事人、磷矿工人“我”则因为家庭的贫困与母亲的情感出轨而倍感人格与尊严的丧失，最后走上了报复杀人的犯罪之路。这些事件往往包含了多重生活悲剧，既破坏了中国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人为地制造了农村家庭与家族的灾难，也扰乱了乡村的正常社会秩序，表征着当下乡村诸多尖锐而复杂的社会矛盾，并加剧了传统文化在中国乡村的断裂，进而提出了重建乡村文化的严峻任务。

谈到晓苏笔下的乡村文化焦虑，还不得不重点谈谈小说集中的另外两个重要作品：《三个乞丐》和《日白佬》。《三个乞丐》是一个非常富于艺术含量与冲击活力的作品，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证实。一方面，“三个乞丐”的能指与所指均极具艺术震撼力。就能指而言，它可能隐喻着当下经济社会中农民的双重贫困，尤其是精神上的贫困。所谓乞丐在很大意义上正是贫困的别名。就作品中的三个乞丐（一位老年男性、一位中年女性与一位男童）而言，他们虽然已经生活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与生活逐渐富裕的时代，但仍然四处漂泊，无家可归，不仅物质上需要别人的施舍，而且精神上、情感上一片空白，甚至面临着重重的精神困境。比如，汤支书下台后，他的妻子因为丈夫失去昔日的权力而受辱自杀，他的女儿也被女婿抛弃，汤支书自己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还有，欲望、金钱左右着人们的头脑，通奸、乱伦、凶杀等等，在农村似乎已经见怪不怪。就所指而言，可以说是能指的无限扩张。三个乞丐可以包含全中国各地农村形形色色的人，可以是老三篇餐馆工作人员所见到的三个身份不明的人，也可以是家道中落后的汤支书、汤支书的女儿和小外孙，可以是乡村女按摩师宋至美和与她乱伦的公公、儿子，也可以是逃犯万千一和他的年轻后妻及孩子，可以是四川某地因泥石流失踪的一个老汉、一个中年妇女与一个孩子，也可以是河南某县通奸杀人的五十五岁男人和与他通奸的三十一岁的小姨子、被他们挟持的亲人的四岁半“剃男孩头”的女儿，甚至还有可能是餐馆老板和与他有着若明若暗暖昧关系的餐馆丰乳打杂女子及女子的小孩。这种所指关系，无疑表征着乡村里这种现象的普遍性与丰富性。另一方面，小说发生地点的设计别具艺术的匠心。它本来叫新时代餐馆，却改名为老三篇食堂，并以挂毛泽东像、通过朗诵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与《纪念白求恩》等所谓“老三篇”而招徕顾客。“老三篇”无疑是革命理想主义时代的代名词，它让人回忆起特殊年代的精神至上主义。然而，对老三篇食堂的老板而言，老三篇的名号及相关的忆旧仪式不过是一种以旧换新的商业包装形式而已。革命理想主义本身对于当下浮躁与愈益商业化、功利化、伦理巅覆的乡村社会似乎无从发生精神维系的作用了。《日白佬》同样是一篇象征意味浓厚、隐喻功能强烈的难得佳作，它从两个时代的对比中揭示了社会转型时代乡村的精神缺失。作品中的万年宽和朱庆庚无疑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符号，连结他们二人的是他们的妻子叶枝。万年宽是叶枝的前夫，外号日白佬，也叫吹牛大王，善于弄虚作假，在那个极端贫困的计划经济时代，贫穷貌丑的他不仅靠着说假话与投机取巧在社会上立足，而且骗取了美貌如花的叶枝的婚姻。但也正是贫困、浮夸与虚假，导致了叶枝最终与他坚决离婚。朱庆庚是叶枝的后夫，勤劳务实，与离婚后的叶枝结婚还不到一年，但没想到二人的婚姻却遭遇了严重的危机。朱庆庚的最大缺点在于他只顾外出挣钱以急于改变贫困的面貌，但却丝毫不懂得妻子的情感与精神需要，连叶枝想吃油条过四十八岁生日的小小要求都不知道给予满足。就这一点而言，他远远不如万年宽。朱庆庚的身上昭示着当下时代农民精神生活的严重匮乏。而对叶枝而言，则处在物质匮乏与精神匮乏的双重焦虑中，她甚至有些留恋与万年宽一起生活的困难时代。

二、重建乡村文化的必要与可能

《松毛床》的另一叙述重点是彰显了中国新世纪语境中重建乡村文化的必要与可能。晓苏似乎发现，现代性困境与文化焦虑完全证明了重建乡村文化的必要性，而重建乡村文化又势必需要重新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因素，并重新启动文化启蒙主义，把外来文化的良性因素注入到鄉村文化之中，这样才能保证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全面与健康发展。

在《松毛床》中，晓苏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与乡村现代性诉求相适应的活性资源，并因此展开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养驴的女人》以农村妇女的性问题为枢纽，展开了性问题的新的讨论，提示了人的性需求也正如小母驴发情一样，是一种自然而合理的要求，只有这种性要求得到了满足，人的身心才能得到健康。正是从小母驴发情需要公驴配种的启示中，韩修竹才最终理解了形同农村留守妇女的朱碧红（其夫为植物人）的红杏出墙及其背后的隐衷，甚至将心比心地为朱碧红与自己丈夫廖道言的偷情创造有利时机。晓苏对性的这种讨论令人想到现代著名苗族作家沈从文，可以说与沈从文对性所持的看法如出一辙。他们的相同看法实际上也重新回到了古代道家的文化主张。道家的文化主张总体上说就是“道法自然”。就目前类似朱碧红这类农村妇女尤其是农村留守妇女性问题的解决而言，自然还面临着重重困难。但如果简单地指责她们情感出轨的行为，则显然是不公正与非人道的。《传染记》则直接通过农村留守妇女的遭遇表现了类似的主题。

在晓苏看来，重建社会转型时期的乡村文化，还有必要重启文化启蒙主义之门。《双胞胎》既是一篇重新剖析人性、旨在阐明人性的双重性的佳作，也是一篇贯穿了启蒙精神的力作。在过去的文化观念与文学叙事里，人性总是单向的，或一维的，人要么是善的化身，要么是恶的载体，也就是鲁迅所批评的“好人全好，坏人全坏。”而在“十七年”文学中，我方等同于好人，敌方等同于坏人，英雄人物等同于神灵，敌对人物等同于妖魔，对复杂人性的简单化、模式化理解畅行其道。这样做，与其说是在解释人性，不如说是在出于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目的把文学形象加以意识形态符号化。《双胞胎》完全解构了以往人们对人性的极端化、片面化与功利化的理解，同时机智而强劲地说明人性的好坏、善恶、高尚与卑下等等不过是一对双胞胎或孪生兄弟而已，善离不开恶，恶也离不开善，善中有恶，恶中也有善。作品中的小鼓与大鼓便是善与恶的隐喻。对于青春美丽的女教师，作为男孩子的小学生既有敬与爱的成分（如大雨来临前为老师抢收内裤），也有性的触动或幻想（如偷窥老师洗澡），前者出于良知，后者出于本能。对于大集体时代的困难户，作为社队干部的青年人既有被动执行极左路线而粗暴对待的一面，也有萌生恻隐之心给予帮助的一面。对于怀有儿子骨肉而再婚的儿媳，作为公公的老者又爱又恨，完全在情理之中。恨的是儿媳再嫁成为了他人之妻，爱的是她毕竟是自己孙子的母亲。作品说明，这一切举实际上都是一个人干的，而人正是这样的矛盾体，人性本身总是充满着悖论。就人性的一般性原则而言，所谓专干好事的小鼓或专做坏事的大鼓根本不存在。这篇小说极具哲理性与趣味性，令人想起著名文艺理论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它打破了以往的形而上学抽象人性论的神话，也开启了思想启蒙的新篇章，提出了尼采意义上的“价值重估”的问题。这样的文化新命题的提出无疑是乡村文化通向未来的重要起点。

在晓苏的文化构想中，乡村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保守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场域。在《松毛床》的叙述中，不难感受到一个突出的现象，那便是在浓浓的怀旧情绪中所透露出来的深刻忏悔意识。对《卖糖记》中的主人公——糖厂退休工人来说，他最后一次卖糖的经历实际上是一次偿还感情债的经历，是一次向乡亲们表达心理亏欠的举动。比如，他曾经因为被糖厂招工，就无情地抛弃了对他一往情深的恋人。他对自己过失的弥补，恰恰是一次心灵的救赎。从《走回老家去》中的叙事人—“我”身上，也能看出《卖糖记》中糖厂退休工人的影子。“我”曾经在上学路上捡到过放羊人李永寿的五块钱，但却由于少年无知与贪心而据为己有，并且事后撒谎。这件事情虽小，但却是一次心灵的严重受损，所以犹如一块沉重的大石头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根据晓苏的理解，乡村文化的主体是人，而作为乡村文化主体的人有必要反省自己，检讨自己的错误并改正错误，这样乡村才能真正走出历史的阴霾。就忏悔意识而言，它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它同时连结着原罪观念与救赎思想。这些对中国乡村文化建设来说，不无借鉴意义。

当然，对晓苏来说，或许重建乡村文化最核心的内容自然是继承与发扬乡村文化本身的美好因子，比如人性的纯朴、善良、人情的温暖等等。在《松毛床》《糖水》《怀念几件衣裳》《走回老家去》等作品中，晓苏对过去艰难岁月中人性的纯朴给予了热情的赞扬，仿佛在细数着岁月留下来的珍贵精神财富。像《松毛床》中的农村女青年老碗追求下放知青马绳时是那样的热情而大胆、那样细致入微地呵护恋人并为其作出巨大的牺牲，而农民朱幺得到老碗允婚时心胸又是那样的真诚与宽广，《糖水》中的姑姑在侄子生日那天给精神萎靡的侄子准备的一杯甘甜的糖水，《怀念几件衣裳》中的女裁缝云朵宁愿自己贴钱添布，为的是满足一位高中男孩穿军装的美好心愿，《走回老家去》中的三奶奶曾给饿昏的少年两个救命的熟鸡蛋，等等，都是作者心目中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也是乡村文化本身的精魂。晓苏真诚地希望这种乡村文化的精魂永葆青春，长久不衰。

（作者简介：吴道毅，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