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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本细读走得更远

时间:2024-05-04

周红阳,男,1956年12月出生,浙江诸暨人。文学学士学位。2001年6月浙师大人文学院研究生课程班结业。诸暨市教育局教研室高中语文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享受正高级待遇)。系诸暨市拔尖人才、诸暨市首批领军人才、浙江省首届优秀教研员、绍兴市学科带头人、浙江省中语会理事、浙江省高考试卷评价组核心成员、浙江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多次参加浙江省高中会考命题,多次担任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小组组长。自1986年迄今,已在省级及以上报刊发表各种文章250多篇,主编和参编书籍多册。多篇论文获省一等奖和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转载。先后出版两部个人研究专著《感悟文学之美》(黄山书社,2000年)和《让生命更灿烂》(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步入21世纪后,“文本细读”理念越来越受到中学语文教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不少同仁从善如流,勇于探索,积极尝试,构成了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的一道多姿多彩的亮丽风景。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本细读”并非一把“万能钥匙”,而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倘若运用不当,一味剑走偏锋,追求“超越无限”,必然会伤害到阅读教学自身。笔者发现,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在当今展开“文本细读”的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不少操作不当的偏差和失误,亟待引起足够重视,并切实予以纠正。也许只有规避了若干“失当”,我们的“文本细读”才能真正步履稳健地走向远方。惟其如此,笔者不揣浅陋,兹将一些常见“失当”简陈如下,并结合有关“细读”教学(设计)案例,简析和指出其存在偏失,以祈教于诸行家同行。

1.失在“盲目”。文本阅读属于人类有意识的高级认知活动,阅读教学更应该目标明确、定位恰当,不能随意,更不能盲目。但目前阅读教学中的“细读”却存在不少盲目性。这种“盲目”,首先是“细读”目标缺失或模糊,面对文本,不清楚究竟哪些内容(信息)需要并应该“细读”。其次是方法失当或失范,“细读”有法而无定法,既不能毫无章法,也不可拘泥陈规,阅读内容不同,运用的方法也不能相同,针对性和灵活性显得很重要。第三是主次把握不准,需要重点“细读”的内容被搁置和边缘化,而一些无关要旨的内容,却被错位成“细读”的重点,导致了浪费和低效。第四是解读起点偏低或信息滞后,有些课堂只注重“细读”的形式,而内容却有悖于“细读”原则,徘徊于低层次,止步于上世纪,由于未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及时关注和借鉴现有的阅读成果,那些颇具“看点”的互动、讨论等,游离于真正需要“细读”范畴的比比皆是。

(一)提问:阅读全文,看看苏州河北面的农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变为城市?

(二)提问:农村为什么要变成城市?农民为什么想进入城市过城市人的生活?(解读四、五部分)

(三)提问:农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生活了吗?(解读第五部分)

(四)提问:为什么农民们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生活?(解读二、三、四、五部分)

(五)“我”是谁?怎样评价“我”在文本中的感受与心情?

(摘引自某省高中语文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教学设计。文本是蔡翔散文《底层》)

《底层》洋洋6600多字,就教学设计而言,可谓是个“庞然大物”。以上引述的是某“教学设计”中“研读文本”环节的全部问题。且不说《底层》描写的“苏州河北面”并不是“农村”,作者明确告诉我们“许许多多的工厂都坐落在苏州河的北岸”“我的城市在苏州河的北面”。即便“北面”是农村,这篇散文表现的重点也是“底层”(既有城市的“底层”,也有农村的“底层”),而不是“农村”变为“城市”,“农民”变成“城市人”等。另外,“‘我是谁”也不应该成为“问题”。按常理推测,能够参加省级比赛的教师(全省仅20余人),大多是同行中的佼佼者,然而一些“教学设计”依然暴露出了“细读”重点被搁置的偏失,其盲目性不言而喻。其实,文章作者已经表述得非常明确:“对我来说,底层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道摇曳的生命风景,是我的来处,我的全部的生活都在这里开始。”底层是一种普遍而实际的存在,自然“不是一个概念”;底层也不是某个阶层,而是聚集了各种各样身处“底层”的人;底层还是“我”的“来处”,因为“我出身在一个工人家庭”,“那个时代的工人,许多人都还保留着农民的某些本色”“还保留着乡村的纯朴和厚道”。后来,“我”因上山下乡“走向北方的乡村”,意识到“在中国,真正的底层在农村”,“北方的乡村给予我从未有过的震撼”。这是作者对“底层”认识的一种深化。当时底层的物质极度贫穷,“饥饿威胁着人的自尊”,因而“我”希望“底层”“更加富裕也更加美好”。多年以后,“我们有得吃了”成为老乡最幸福的话语,“这句话”令作者“震动”和“感动”,“我为我的底层的任何一点富裕任何一点繁荣都感到由衷高兴”。然而,就在走向富裕和繁荣的过程中,“纯朴和善良,正在我的底层悄悄消失”,即“富裕”挤兑了“美好”,这又让作者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我渴望我的底层富裕,我又恐惧因为富裕而失去我记忆中的底层”。从全文看,作者不仅没有在《底层》给出理想答案,而且很坦诚地告诉读者:“我走出我的神话,我不知道我该走向哪里。”“梦想中的底层”在现实中难以寻觅,探索者反而变得迷惘起来。也许,《底层》的价值和“细读”重点就在于此,即致力于求索和揭示,以引发大家的重视和思考。

2.失在“琐碎”。“细”似乎跟“碎”紧密关联,但细读之“细”绝对不是“碎”,尤其不能“琐碎”。然而在阅读教学中,“细读”演化为“碎读”的情况司空见惯,即使在一些较有级别和规模的课堂教学比赛中,纠缠于某些阅读点,不厌其烦地进行条分缕析,文本的有机整体在不经意间被肢解被切碎。一些语言揣摩和情感体味的“细读”课堂,这种偏失尤为严重。在字、词、句等方面的“细读”是必要的,但字、词等的理解、分析,既不能脱离整体语境,也不可以点代面,微言大义,假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便违背了“细读”的根本宗旨,必然导致文本整体性被“琐碎”成百孔千疮,看似也在专心致志、孜孜不倦地“细读”,实则严重损害了文本深层意蕴的理解和发掘,此类阅读课堂可谓屡见不鲜。“细读”需要“细密”而不“琐碎”,瞄准“点”也兼顾“面”。防止出现因“琐碎”而影响“细读”质效的课堂失误,才能保证“细读”的成效。

那天我上《祝福》的时候,学生经过慎重思考后,问我:课文中的“我”在主人公“四叔”家一共住了多少天?……改日上课时,我把想法表述给了学生:“我”是在腊月二十三夜,即送灶神的那天夜间回到鲁镇住在“四叔”家里的,二十四日(第二天)去看望了几个本家和朋友,二十五(第三天)照样,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大抵如此”,二十九日(昨天)遇见祥林嫂,年三十(祝福)回忆祥林嫂生平及感受“祝福”情景,次年正月初一(明天)离开鲁镇。连来带去,一共在“四叔”家住了九天。(引自黄蔼北《“我”在“四叔”家住了几天?——《祝福》质疑解难》,2014年《语文月刊》第2期)

或许以上案例比较特殊,毕竟是“学生经过慎重思考后”提出的问题,自然不能装聋作哑或敷衍搪塞,多少有点“迫不得已”。然而,假如我们主张将更多的兴趣和精力专注于此,“细读”不免“琐碎”,也许就会有“不务正业”之嫌了。《祝福》中“我”这个人物尽管也“介入”了祥林嫂的凄惨故事,体现出一些心理变化和性格特点,但主要功能还是故事(包括场景等)的“叙述者”,即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结构”小说。因而“我”在鲁镇的“四叔”家究竟“住了几天”,似乎无关乎小说主旨的理解和把握。反之,即便不清楚“我”在鲁镇住了多少天,也不影响对《祝福》这篇小说的人物、情节、场景和主题等的审美解读。笔者以为,这样的“细读”意义和价值都不大,偶一为之可也,不宜倡导。

3.失在“浮浅(花哨)”。文本“细读”应是阅读功力的集中体现,而功力则从来不跟“浮浅”攀亲。可是当今不少阅读教学课堂的“细读”,可谓“浮浅”有余而深度不足,花样繁多而力度不够。有的阅读结果一目了然,无甚深意,可以也应当用寥寥数语点明的,却偏要闪烁其词,故弄玄虚,不惜让学生跌撞、闹腾一番,还美其名曰“体验—发现”学习。阅读课堂不是致力于阅读的准度、深度和精度,而是钟情于“花哨”,把“细读”精力消耗在各种“花样”上,热衷于用看似“别致”的“浮浅”解读唬弄、忽悠学生,导致了“细读”的走样和变味。“细读”的精髓在于深刻和创新,应该凭借良好的文化素养和语文功力,努力展示阅读个性与阅读发现,而不是满足于某些阅读样(形)式的新颖或怪异。其实,“浮浅”频频现身于“细读”课堂,主要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另辟蹊径时目标定位出现偏差,撷取“新意”却“抖落”了“本意”;二是解读(诠释)功力储备不足,左支右绌,“深”路行不通,只能走“浅”道。

教学《雷雨》时,与其纠缠于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情感真伪,不如打开这样几扇新窗户:三十年前的周朴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三十年前的周朴园,和《家》中的大哥觉新相比较,谁更具备反封建的勇气?如果以三十年前的周朴园为主角,写一出话剧,其主题又该是什么?——通过引导学生研读“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没有用洋火呢”和“三十年前,过年三十的晚上我生下你的第二个儿子才三天,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等台词中的“你”“你们”“洋火”,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三十年前年轻的周朴园,能够冲破门第观念,和家中女佣的女儿倾心相爱,无疑具备了一种反封建斗士的品质。而这样一个人,却在三十年后,蜕变成了一个封建家长制的代表人物,可见黑暗社会的染缸功能是何等强大。如此,作品的现实批判性才更加强烈。(引自徐爱芳 胡根林《例谈陌生化理论在中学语文课堂中的运用》,2014年《中学语文》第1期)

案例中“打开”的“几扇新窗户”,由于并非全剧表现的重点,故剧本没有提供多少相关信息,大多需要借助“假设”、“想象”和“推测”,这种“细读”看似“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颇具创意,令人耳目一新;其实花里胡哨,避实就虚,失之“浮浅”,难以“读”出名堂来。解读“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情感真伪”,关键在于把握人物言辞(台词、语气等)、行为(冲突)、情态、性格、年龄、环境、关系(变化)、舞台说明等要素,而不是其他。况且,仅凭周朴园跟鲁侍萍生了两个儿子,就认定其“能够冲破门第观念”、“无疑具备了一种反封建斗士的品质”也不免武断;至于“可见黑暗社会的染缸功能是何等强大”更是老套,随着年龄、身份和境遇等的改变,人的性情和意识必定也会逐渐变化的,这是生命和社会发展规律使然,不独“黑暗社会”如此,现代文明社会也同样。不然,当今热议的“中国式逼婚”以及许多家庭纠纷、社会矛盾又该如何解释呢?貌似深刻,实为肤浅的类似解读,是“文本细读”的常见偏失之一,理当引起注意。

4.失在“过度”。可以说,“过度解读”是现阶段中学语文阅读教学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这种“过度”通常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试图标新立异,无视文本内涵的客观性和规定性,把文本含意当作可塑可琢的橡皮泥,喜欢捏成什么样就什么样,进行无厘头的穿越性、注入式解读。原本没有的文本含意,被“捎来”被“添加”,给文本解读造成了严重混乱。二是未能过滤“细读”结果的“非语文性”,有些在“细读”过程被“发现”的信息(含意),也许并非空穴来风、捕风捉影,也是文本的“附加义”(如从《背影》中读出“父亲”违反交通规则),只是这层意思既没有多少语文性可言,也并非作品(文本)和作者的“意图”,自然就不是语文教学的分内事,明智的选择是“放弃”,否则难免“过度”。孔子有言“过犹不及”,小文本不是大宇宙,它蕴含的信息毕竟非常有限,解读时务必“细”而不“过”,“过度”则偏,“过度”则误,“过度”则谬。

对于孔乙己,大家记忆深刻的莫过于那句关于吃茴香豆的“多乎哉,不多也”。一般人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外乎是:你看孔乙己多么迂腐,受科举制度毒害有多么深,连跟小孩子讲话都那么之乎者也的。其实这句话大有嚼头……因此,孔乙己说的这句“多乎哉,不多也”就有了多重意义:①豆子是不多了。②我不跟他们打交道是因为他们不是君子,凭空污人清白(“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我不屑与他们为伍。但你们小孩子也不君子啊,没有吃相,缺乏教养(不客气地要豆子吃)。③酒店外的环境也不君子,何家、丁举人家,他们也是读书人,但他们不君子。由此,我们可以说:孔乙己不止生存在科举制度中,还生存在日常生活中。所以小说主题应该有扩大:不仅仅是抨击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而是表达“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引自徐爱芳 胡根林《例谈陌生化理论在中学语文课堂中的运用》,2014年《中学语文》第1期)

上述案例试图借助“细读”来揭示人物话语所“裹挟”的多种内涵,以体现解读的深刻性和现代性。其阅读理念似乎无可挑剔,遗憾的是滑入了“过度解读”的误区了。文学作品语言的确切含意就是保罗·利科尔所说的“当下意义”(即语境义),假如游离具体语境,一味往作品主题靠近和拉拢,那么任何看似“合理”而“深刻”的解读都未必恰当。且看人物话语“多乎哉?不多也”出现的具体场景(语境):孔乙己被“邻居孩子”围住,“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目的主要在于打发他们;而“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显然还想再吃到茴香豆。孔乙己见此状况便“着了慌”,生怕自己要用来下酒的茴香豆让孩子们全给吃完了,于是一边“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一边跟孩子们解释“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由此可以明确,孔乙己的“多乎哉?不多也”旨在告诉孩子们,碟子里剩下的茴香豆数量“不多了”,不能再分给大家吃了,实在无法跟《论语》阐述的“君子”品性联系起来。可见,引文中“我不跟他们打交道是因为他们不是君子”“酒店外的环境也不君子”等“多重意义”不免牵强,系根据“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这一主题而“添加”的“读者的意图”,非“作品的意图”。此类“细读”属于典型的“过度解读”,在当今语文阅读课堂可谓屡见不鲜。

5.失在“僵化(死)”。稍稍留意中小学阅读教学课堂,即可发现与“过度”大相径庭的偏失现象是阅读“僵化”,低年段课堂更为突出。概言之,也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解读过于刻板、机械,未能正确认识阅读参与之于文本含意生成的重要性,过分强调文本内涵的客观性(即“作品的意图”),唯恐误读和曲解文意,“从一而终”,不思变更,降低甚至消解了阅读主体的能动性和灵活性,“述而不作”成为课堂常态。二是过分迷信权威,认为名家(包括作者)、学者、教参(教师用书)等观点都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于是便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是一些科学性、合理性和时效性均存在问题的解读结论,也缺少“颠覆”和摒弃的胆识。这些显然均与“细读”精神格格不入。主要原因也许就是阅读热情不够,或是阅读技能欠缺。阅读认知在不断发展和提高,只有突破“僵化”的误区和怪圈,“细读”才会大有希望。

为什么说“人有克制不住的离家的欲望”?最好用文章的话回答。

明确:①通过动物大迁徙的宏大场面进行类比,说明人类有史以来就喜欢迁徙。②外面的世界诱惑人离家。③离家也许是无奈。④人的眼中有一个前方。(参见苏教版《高中语文教学设计·必修一》第16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

首先,如同动物一样,人类的祖先一直是在无休止的迁徙中生活的,人有着离家与远行的习性;其次,外面的世界无时无刻不在诱惑着人们,人在外面的世界中会获得生命的满足;再次,由于种种原因,由于外在压迫,人不得不离家;最后,人的理想决定着人要不断向前走。(苏教版《教学参考书·语文必修一》第10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

以设计问题和解答问题的形式进行文本“细读”,是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常态”之一。然而,通过以上两节文字的比照,便清楚前面的“问题解答”完全是搬用了“教参”提供的解读,未能体现出教师主体的解读意识。本来借鉴一些“教参”的解读内容理所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在这种“借鉴”往往会蜕变成为唯《教参》是从,人云亦云,甚至奉为圭臬的僵化模式,严重制约了教师(自然也影响到学生)的阅读个性和解读创意。以上述为例,尽管《前方》是文学作品(摄影散文),并非思维缜密、逻辑严谨的论述类文本,文章的第3至7段,作者重在描述与“离家”相关的若干现象,并没有纠缠于“离家的欲望”。而《教参》却把作者的描述解读为从四个维度诠释“人有克制不住的离家欲望”,笔者感觉多少有点跟“误读”结缘了。首先,且不说现代人的血液中究竟还有多少“迁徙”含量,简言之,“动物大迁徙”和“人类的祖先”的迁徙多是为了谋求生存,而现代人的“离家”则旨在改善生活,改变命运,体现生命价值等,两者不可相提并论。其次,“习性”不等于“欲望”,这是两个不同内涵和层级的概念,“习性”可以遗传,而“欲望”难以克隆。再次,“无奈”也不同于“欲望”,“家容不得他”主要是无奈,“他容不得家”更多的则是欲望。“他必须走,远走高飞”也许是“欲望”驱使,也许是“无奈”逼迫,不可一概而论。第四,“人的眼中、心里,总有一个前方”,这里是“前方”既不是“诱惑”,也不是“欲望”,而只是人生追求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只有当“前方的情景”“朦胧如雾中之月,闪烁如水中之屑”而呈现出“不确定性”时,目标才演变成了“诱惑”,“助长了人们对前方的幻想”,“使他们兴奋,使他们行动,使他们陷入如痴如醉的状态”,由于对“前方”存在“幻想”,“欲望”便开始滋生和膨胀,于是出现“兴奋”,付诸“行动”,并且“如痴如醉”而不能自己。因而,笔者以为“人有克制不住的欲望”的主要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外在世界的)诱惑。

6.失在“无序(效)”。所谓 “无序”,指的是阅读展开过程中缺乏明确的指向性和目的性,或是不分轩轾,等量齐观;或是信马由缰,随心所欲;或是东敲西击,漫不经心。常见偏差大致有三:一是轻重无序,阅读课堂无论轻重,不分主次,究竟哪些是“细读”需要重锤敲打的,哪些无须“细读”、点到即止便可,等等,几乎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更是无从谈起。二是难易无序,有些课堂“细读”不遵循先易后难、由浅入深等认知规律,通常难易不分,先后移位, “粗”“细”紊乱,令学生无所适从,诚惶诚恐。三是层次无序,“细读”缺乏应有梯度和层级,“认知(理解)——鉴赏(审美)——探究(发现)”的逐级提升未能切实体现,大多滞留在“认知”层面不停滑行,致使“细读”应有的语文味在“滑行”中被蒸发而散落殆尽。总之,“文本细读”之“细”被淹没在上述“无序”之中,“细”得气如游丝,奄奄一息。

文中有一个这样的句子“但是,这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别的东西延伸得更快”,也许不如上述所引用的那样引人注意,但探究一下“别的东西”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对下文的一些细节的解读就有合理的解释了。第9段:“伐树的工人什么也没听见,树缓缓倾斜时,他们只发现一件事:原来藏在叶底下的那盏路灯格外明亮,马路豁然开旷,像拓宽了几尺。”第10段:“估计根有多大,能分裂成多少斤木柴”等,这“别的东西”,正是人们更重视的东西——对物质享受的追逐。于是,在人们的眼里,树仅仅是一株可供利用的树。当它与人们忙碌的追逐产生矛盾,“不再有用处”时,它的悲惨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如果理解到这一层面,我们就可以理解作者把老树写得如此通灵,老树的倒下写得如此悲壮,不正是告诉我们失去了老树,我们更失去了生活的美好回忆,失去了绿阴、安慰、快乐、浪漫、诗意……等许多精神层面的东西?(引自网络文本)

以上对于“别的东西”的“细读”,不但走偏了,而且“无序”。只要稍稍了解《那树》这篇散文内容,便知道文中的“那树”不只是生命力顽强的“坚固的大树”,更是“自然生长的东西”,即作为自然世界的一种象征。自然世界的生长(发展)必须遵循客观规律,“那树”虽然“灵通”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它的根仍只能“一厘米一厘米地向外”,速度之缓慢可想而知;相比之下,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则不同了——“柏油路”可以“一里一里铺过来”,“高压线”可以“一千码一千码架过来”,“公寓楼房”也可以“一排一排挨过来”。而“柏油路”“高压线”等都是“人造”之物,也就是所谓的“人类物质文明”。作品叙述的“别的东西”指的是相对于“自然生长的东西(那树)”而存在的“人造的东西”,诸如“柏油路”“高压线”“公寓楼房”等。这些“人造”之物尽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类“对物质享受的追逐”,但不能等同于“追逐”,正如高速公路不等于高速行驶一样,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应该说,“柏油路”“高压线”等的确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此类基本设施都是人类提高生活质量必不可少的,问题的焦点不是仇视和谴责物质文明本身,而是如何让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世界)和谐共存,即妥善处理发展和保护的辩证关系,尽量避免出现以破坏环境和牺牲未来为代价的“高速度”。此外,根据语法常识,可以和“延伸得更快”的“延伸”搭配恰当的,只能是“柏油路”等“东西”,而不是“追逐”这种行为方式。《那树》中应该有很多内容要比“别的东西”更值得“细读”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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