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鹿原》的现代革命历史叙事策略

王小明

内容摘要：《白鹿原》能够得到诸多评论家的高度赞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作品在叙述现代革命时所采用的叙事策略。作者将现代革命的历史画卷以隐性文本的形式隐藏在家族叙事的基点和框架之下，在解构传统历史观的同时，建构了一种生活化、个人化的革命历史话语，以平视的姿态走进历史人物的生命现场，塑造出革命浪潮涤荡下的鲜活人生和人性，从而展现出新的历史图景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建构了新的现代革命历史。

关键词：《白鹿原》 现代革命历史 叙事策略

《白鹿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新历史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在当代文坛的影响意义深远，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画卷”[1]，“无疑具有更大的文化性、超越性、史诗性”[2]。《白鹿原》主要通过叙述白鹿两家的家族史来反映20世纪上半叶渭河平原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非常难得的是，作者并没有像传统革命历史小说那样，简单化、绝对化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书写已经逝去的历史，以标榜文学的工具性、服务性，强制文学承担起“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重任。陈忠实认为“作家创作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对生活的体验是否有独特的发现、独特的理解。这种独特的发现和理解，是作品最重要、最新鲜的生命。”[3]而《白鹿原》的“独特发现”就是观照历史的视角，即小说所采用的全新的叙事策略——以家族的变迁为切入点和叙事主线，而将宏观意义上的现代革命历史书写作为家族主题的潜结构。

一.观照历史：家族视角包藏下的新历史书写

陈忠实自己承认，他除了直接受到国外思想界创作界的影响以外，也受到了新历史小说的影响。正如有学者说的那样：“一个历史学家只需要转变他的观点或改变他的视角范围，就可以把一个悲剧境遇转变为一个喜剧”。[4]由此可见，严格意义上的客观公正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文本实际上就是言说历史编写者的个人话语。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作家对历史题材的关注形成了两个波峰——前一个形成于解放初期，结束于文革初期；后一个形成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余波一直延续到今天。前者被称为革命历史小说，后者被称为新历史小说，而《白鹿原》是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之一。

《白鹿原》的价值首先在于，改变了单一的从阶级叙事的视角来关照历史的方法，而是以家族村落为叙事基点，从家族的日常活动、代表人物的言行举止、婚丧嫁娶的风俗礼仪等方面，比较全面、生动地展现了乡土中国的社会形态、权力结构和运作机制，描绘了一幅相对完整的乡土社会图景。而在这样一个完整的乡土社会体系中，作者做到了小中见大，一窥整个民族的历史纷争：既有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宗法家族团体，也有以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势力，还有以鹿兆鹏、白灵为代表的共产党力量以及以黑娃、大姆指为代表的土匪武装；作者以白鹿祠堂为支点，既看到了革命进步事业中的退步，也看到了双方几十年争斗中的你来我往的拉锯、你进我退的反复，从而得出“翻鏊子”这样的绝妙比喻。小说中尽管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和立场、派别不同，但他们又都是从白鹿家族中走出来的，相互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纽带和家族渊源，在白鹿原上共同维护着乡土社会的秩序。

通览《白鹿原》全文，尽管作者是在在围绕着阶级斗争构建宏大的历史叙事，但始终离不开家族的矛盾纠葛。例如以白嘉轩为代表的白家与以鹿子麟为代表的鹿家的斗争，其反应的内容和层次是非常丰富多样的，既是两个家族之间荣誉和利益的斗争，又是两种政治信仰和两个阶级立场的较量。白鹿村外几十年动荡纷争，而以白鹿祠堂为象征的乡村社会形态虽历经劫难而凝聚力犹在。在小说中，家族形态所显示的对社会和历史进程的深层支配作用，动摇了阶级斗争叙事所建立的历史观念。通过家族叙事，既见证了一份家族记忆，同时又看到了现代革命历史反复折腾的一面，重建了另一份起伏跌宕的“民族的秘史”。作者洞察到与历史进化观念有异的新的历史图景，对现代革命历史进行了重新诠释。这是在现代革命历史小说中，以传统乡村的宗族文化为视角和主线的社会形态“第一次被描写为独立的，似乎是可以与国共双方并列的社会文化力量”。[5] 正是由于作者通过白鹿两家的家族叙事这个视角间接、隐性地叙述现代革命，从而重新诠释了现代革命历史。

二.人物塑造：平民立场观照下的革命者形象

陈忠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中谈到他的写作感受时提到，“我所写的几位革命者，竟然没有一丁点缺点，除开我对他们的钦敬之外，主导因素还是那种切近感和亲近感的支配。不写他们的缺点，不仅不意味着要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反倒是清醒而且严格地把握这一点，我要塑造生活化的革命者形象。我的革命者的生活化意念，就是要把我从白鹿原上真实的革命者所感知到的那种切近感和亲切感通过小说《白鹿原》里的革命者形象，传递到读者阅读的直接感觉里。”以往小说里的革命者往往被塑造得高尚而纯净，陈忠实则颠覆了这一传统。

《白鹿原》中的革命者，有被剥削阶级出生的，也有剥削阶级出生的，阶级出身可谓繁杂。鹿兆鹏是反革命人物鹿子霖的大儿子，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白鹿原共产党组织的最高领导，后来又成了解放军的指挥员。白嘉轩的女儿，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白灵，当初则是个国民党党员。白灵参加国民党仅是因为男友鹿兆海参加共产党而作出的带有随意性的选择，后来他们又换了身份，白灵改入了共产党而鹿兆海改入了国民党，最终白灵成了革命烈士，鹿兆海也为国民党献出了生命。白嘉轩的大儿子白孝文曾经堕落过，抽过烟土，又担任过反革命武装保安团的营长，最后成为共产党的滋水县县长。黑娃则更是一个典型的生活化形象，他对地主有一种本能的仇恨，他的反抗是无意识的、盲目的，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在鹿兆鹏的鼓动下，黑娃放火烧粮台，到西安城里的“农讲所”受训，结拜了革命十兄弟， 因为斩了蹂躏女性的恶霸碗客、骚棒和尚而名声大振，在白鹿原上掀起了“风搅雪”的农民运动，最终形成轰轰烈烈的乡村革命运动。农民运动的参与者并不都是纯粹的革命者有各色各样的人物。尤其是作者把“风流女子”田小娥与革命联系起来，这在以往的作品中是从来没有的，这是一种历史的真实。

陈忠实有着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冷静、客观的审视，正如评论家畅广元所说，作家具有“秉笔直书的史家心态”，“陈忠实放胆写了白灵蒙冤、黑娃屈死、白孝文得逞，把宗法制下小生产者为主要构成因子的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局限，作为历史的真实活脱脱地呈现给作为读者的后来人，令其品味昨日，审度今朝，透析明天。”[6]

这些表面上矛盾却又生活化、戏剧化的结局在客观上更具有真实性，这种平民立场关照下的叙事策略强有力地颠覆了传统革命小说描述的经典阶级斗争叙事，这样的结局更能说明现代革命给白鹿原这个强势的宗法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贴近生活：客观化的现代革命情节

由于以往的革命历史小说非常注重文学的工具性、政治性、服务性，《白鹿原》在叙述现代革命历史的时候，试图打破革命历史小说的种种桎梏，独辟蹊径，以新的角度切入历史，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作者不再以正统意识形态规范历史，而是试图用客观的生活化的笔触和全新的视角在更真实的层面上展现民族的文化史、心灵史、现代革命史和社会变迁史，尽量避免用主观意识和政治意识形态对小说情节的影响，抒写人物的悲欢离合，展示社会的本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在《白鹿原》里，比较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都是融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之中的，作者通过客观的生活化的场景、生活化的叙述来展开情节。

小说在叙述辛亥革命的情节中，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本是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一场推翻封建帝制的伟大革命，结果中医堂的冷先生从城里带回白鹿原的消息仅仅是“反正”二字，至于“反正”到底是怎么回事，像冷先生这样的普通人自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他只是带着劫后余生的惊恐的情绪向村里人神秘地描述了自己惊心动魄的经历。习惯了、麻木了，认为皇权统治是理所当然的，这些世世代代居住在白鹿原的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没有皇帝了，往后的日子咋样过哩”这样家常的问题；另一方面，冷先生带回的真龙归天、白狼出世的凶讯等消息也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使得他们还得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男人要不要剪辫子、女人要不要放小脚。但是担忧归担忧，白鹿原上人们的生活秩序和状态似乎没受什么影响，村里的庄稼汉们每天晚上依然集中在祠堂里背读《乡约》。

同样地，作者用客观的笔触讲述了发生在关中地区、白鹿原上兴起的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叙述了这场运动的发祥、发展与结局。农民运动的骨干是以江湖意气式的拜把子形式组织起来的；黑娃冲击象征封建宗法制度的祠堂仅仅是因为族人禁止他们夫妻去拜祖宗；处死离经叛道的老和尚是因为他利用出租土地的机会强奸了太多的妇女；农协批斗财东恶绅的场景更像一场生活闹剧——牵着拽着财东恶绅游街示众，并且花样翻新，被游斗者头上扣纸糊的尖顶帽子，强迫他们穿红红绿绿的寿衣，给他们脸上涂抹锅底灰，还有的别出心裁把稀粪劈头盖脸往下浇。

在作品里，这样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即便是在革命史上有相当重要影响力的浩大革命，在作为受众的读者看来，它在《白鹿原》里被完全呈现为平常的客观的社会化的生活形态。这些生活化的场景仿佛是不经意间在日常生活中掀起的一个个波澜、一朵朵浪花，既没有作者主观的贬低倾向，也没有意识形态上刻意地拔高。

正因为作者是坚持使用客观、生活化的笔触来叙述现代革命历史革命情节的，我们才能通过上述两次发生在白鹿原上的历史事件认识到旧中国农民对待革命较为真实的想法和态度。这样的想法和态度应该正是革命历史小说批判的对象，是革命历史小说所无法容忍的，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对于突如其来的革命，以世代耕作、封闭落后的旧中国农民的认识水平和他们长期被压抑的个性和人格，对革命的接受是需要时间的，也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理解革命和他们自身有什么关系。由于对革命的不理解、不接受，广大的农民只能按照他们陈旧的思维方式与处事原则来对待革命本身。对他们而言，一阵风似的革命吹过之后，他们也许只想继续如同往常一样在自己劳作了一辈子的租种的一亩三分地上继续耕作，继续像祖辈一样过着实实在在的与世无争的繁衍生息的生活。这也正好表现了作者的一种客观的、生活化的民间叙事立场，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了陷于革命漩涡中的白鹿原居民的生活风貌，表现出了生活在最底层人民自在的情感状态，以及他们为了生活，繁衍生息过程中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愿望。

《白鹿原》在反映现代革命斗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以全新的视角通过对现代革命历史的客观、生活化的叙述，力求展示历史生活的丰富多彩。它突破了从党派斗争、阶级斗争的角度表现历史生活的狭隘和局限，多视角地向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开掘， 摒弃了革命历史小说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颠覆了经典的阶级斗争模式，在重建现代革命历史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历史的反思、人性的发掘，凸显历史的真实，超越了传统革命历史小说的桎梏，体现了多元复合的历史观，重新阐释了现代革命历史，从而展示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使得《白鹿原》成为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风景。

[本论文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创新项目成果。]

参考文献：

[1]常振家.一个民族的历史画卷[N].文艺报，1993年第5期

[2]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J].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3]石一宁.说不尽的《白鹿原》[N]文艺报，2004年第9期

[4]张京嫒编.《新历史主义与历史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许子东.当代小说阅读笔记[ 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畅广元.：负重的民族秘史[J].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

（作者单位：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