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流的时代内涵分析

内容摘要：战乱与分裂是魏晋时期最显著的社会特征，面对社会的动荡、政治的腐败，大量士人莫名其妙被卷入党争、惨遭杀戮的黑暗残酷现实，魏晋士人对自身的命运很是无奈与无助，于是，任情、任性、及时享乐的思想极为流行。分裂与动荡使整个社会丧失了中央集权的高度统一，两汉以来经学的束缚也大大减弱，使魏晋士人获得了思想上的自由与精神上的解放，他们崇尚自然，寄情山水，言行之中展现出率真自然、潇洒放旷的内在人格，形成魏晋所特有的时代风流。

关键词：魏晋士人 魏晋风流 时代内涵

魏晋时期，祸乱迭起，社会动荡，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政治最为黑暗、党争最为激烈、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却也是精神史上最自由、最解放、最热情、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在精神追求方面，士人们也满怀大济天下的宏伟理想，积极进取，却在政治混乱、党争激烈的社会现实中，莫名其妙惨遭杀戳。在这个具有特殊审美观的时代，人类自身之美与自然万物之美同时被人们所关注，尤其是魏晋士人，更沉醉于人物的衣饰、容貌；性情、语言及精神等方面的美，从而形成我国历史上最能发现美、最能追求美、最能崇尚美的一个时代。正是对美的极致追求，在日常生活领域，人们才善于发现美、追求美，才有潘岳等一系列美男出现；在文学领域，文人们创作美，欣常美，才有大量骈词俪句出现；魏晋士人的思想、性格、为人处世及文学创作均受到了这一时期特殊的时代环境影响，在哲学思辨、文学创作、人生境界、审美追求等方面产生了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理念的统一体。

魏晋士人这种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任性旷达的处世方式、率真自然的人格精神和哲学态度，被后人誉为魏晋风流。“魏晋风流”所代表的文化现象始于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名士，酷爱老庄，崇尚清谈。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文人名士群体则成为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东晋诗人陶渊明则成为魏晋风度的极致。身处乱世的魏晋文人名士，他们对残酷的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因为他们身处乱世，虽有大济苍生的雄伟抱负，却没有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途径，他们只能用放纵情感、任性旷达的行为来掩饰内心的痛苦，并以那些与一般人不同的为人处世方式表达着对苦难人生与社会的关注、对黑暗朝政的不满与无奈。

一.“纵情于自然”成为多数魏晋士人的人生选择

魏晋士人生活在命运无常的社会环境之 内容摘要：战乱与分裂是魏晋时期最显著的社会特征，面对社会的动荡、政治的腐败，大量士人莫名其妙被卷入党争、惨遭杀戮的黑暗残酷现实，魏晋士人对自身的命运很是无奈与无助，于是，任情、任性、及时享乐的思想极为流行。分裂与动荡使整个社会丧失了中央集权的高度统一，两汉以来经学的束缚也大大减弱，使魏晋士人获得了思想上的自由与精神上的解放，他们崇尚自然，寄情山水，言行之中展现出率真自然、潇洒放旷的内在人格，形成魏晋所特有的时代风流。

关键词：魏晋士人 魏晋风流 时代内涵束缚的解脱，感叹人生无常成为魏晋文学的主旋律。纵情于自然成为文人解脱于人生苦难的主要方式。

魏晋风度的产生与形成，与东汉末年兴起的士族阶层有紧密联系。士族垄断着统治阶层，垄断着做官的统治权力，拥有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他们既是政治掌权者，又是经济占有者，更是文化特有大族，如当时的王氏家族是书法大族；谢氏家族则是诗歌家族，因此，魏晋风度可以说是魏晋政治经济特权的特产，更是精神贵族的专权。王公贵族不仅占有大片土地，而且占有许多衣食客和佃客。魏晋时期的庄园成为世族士人游乐赏玩、娱目欢心之处。西晋安阳乡侯石崇，封爵虽未拜相，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最张扬的贪官富豪。石崇的金谷园同当时许多庄园一样，既是田庄，也是园林。这座庄园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太平御览》卷919引《金谷诗序》），这里不仅为石崇提供生活必需品，也是他接待宾客的休闲娱乐场所，多次在这里举办大型聚会。西晋文人潘岳作为石崇好友，在其《金谷集作诗》中描绘金谷园内青柳依依、溪水潺潺、绿树浓荫的秀丽风光。潘岳在其《闲居赋》中也叙述了自己建于“洛之埃”的庄园及在庄园中的悠闲生活。

魏晋士人情绪苦闷，心情焦虑不安，唯愿纵情于自然美景，纵享人生之乐，也因此将庄园看成是“千乘嬉宴之所”。魏晋时期的庄园是士族享受人生的主要场地。魏晋士人由于政治黑暗，产生了对于生存与发展的焦虑和痛苦，所以在他们纵情人生的过程中，也有对人生无奈的茫然与感慨，将庄园生活看作他们最为理想的生存状态。而西晋名士“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更是将隐居生活发挥到极致，避入大自然——竹林之中，以最大限度地逃避现实，将自己藏进一个带有浓厚梦想色彩的精神幻境中以寻求精神的逍遥。

二.魏晋士人思想自由多元，百家争鸣尽显风流

思想的自由、解放与多元化发展，导致魏晋时期，尤其是建安、正始和太康年间，文坛上高潮迭起，诗歌、辞赋、散文、小说、民歌及文学评论等诸方面都有引人注目的成就。生活在社会中上层的魏晋文人面对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社会现实，他们想通过施展自己的才华来改变这一切，然而，残酷的社会现实又让敏感的他们感受到人生之短促、生命之脆弱，个人之渺小，这种心理感受反映到文学创作之中。东晋伟大诗人陶渊明不仅是魏晋时期成就最高的文人，更代表了魏晋风度的极致，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陶诗多写田园生活，风格自然冲淡。他在日常生活中探索诗意，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的田园诗这一新的诗歌流派，将大自然提升到美的境界。

魏晋时期的文人敢于标新立异，开创了许多新的文学题材。阮籍的咏怀诗、潘岳的悼亡诗、左思的咏史诗、郭璞的游仙诗等，在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之间拓展了更为广阔的文学空间，为后世文学，尤其是诗歌拓宽了发展空间。这一时期的文人深入探索并提高了文学语言的艺术表现力。曹植的诗赋，很讲究语言技巧，对偶等修辞大量运用。西晋张华、陆机、潘岳等人，在语言的对称美、辞采美方面大力开掘。陶渊明的作品语言更是质朴自然、明净冼练。有美文之称的骈文最为兴盛，赋受骈文影响，发展成为形式华美的骈赋。

魏晋时期的小说创作及文学理论批评，成就颇为显著。以晋干宝《搜神记》、刘宋时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轶事小说，开创了后世笔记小说之先河。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则代表着文学批评的兴起，促进了文学的独立和发展。

魏晋以来的社会动乱导致了封建集权统治相对削弱，文人摆脱了两汉经学的束缚，思想上极为解放，形成了我国历史上自先秦诸子百家之后的第二次百家争鸣现象。由于玄学、佛学对文学创作的渗透，形成了魏晋文学创作对自然与率真的追求，对言意与形神的追求，使魏晋文学作品中也展现出旷达、任性、率真、自然的魏晋风流。

三.纵酒酣歌，潇洒旷达，魏晋士人尽显真性情

魏晋士人面对乱世的人生百态，在文学领域更多地创作出对脱离生死观之后对想象中神仙一般隐逸生活的向往以及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竹林七贤”率真自然，常聚于竹林之下，谈文学，说玄学，清谈之余更是纵酒酣歌，麻痹自我。他们的作品，更充分反映了魏晋文人的心态——动荡不安、长期分裂的社会，一些士子文人总是莫名其妙地卷入党争、遭受到政治迫害，这一切的一切，令他们不得不用酒精来麻醉自我，以纵酒来躲避现实中随时可遇到的灾祸，以酒后的酣歌来发泄对黑暗社会现实的不满。

由于残酷的党争祸乱和生命的朝不保夕，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他们不论是委曲求全、投靠权贵，还是隐居于自然，暂时进行自我麻痹，都摆脱不了对自己人生境遇的恐惧。他们在外表上看起来极为洒脱，内心深入却对现实与人生极为无助，这种矛盾与无助则构成了魏晋风度中最为深刻沉重的一部分。

魏晋时期统一王朝消失，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倾轧，政局变幻不定。黑暗动乱的社会现实让当时的文人名士出仕而不得，只能苟全性命于乱世，他们率性而为，不拘礼数，体现出一种旷达任性的风流气象。他们的言行对当时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王子猷雪夜访友戴安道，未至而返回，当有人问起时，他却说自己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为何一定要见到戴呢？这又是何等的率真而为，任性旷达，清傲脱俗。《世说新语·简傲》篇记载：“王平子（澄）出为荆州，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阂树枝，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旁若无人”。他们这种只凭兴致做事的异端行为，却能够体现出魏晋名士潇洒任达、不拘形迹的真性情。

魏晋风度是魏晋士人所特有的人生观念，是他们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为追求人生理想而超脱现实苦闷生活的独特方式。魏晋文人所展现出来的魏晋风流让后世读者看到了他们的本真与率性、自然；解读到了魏晋士人对黑暗压抑社会的强烈反抗。他们洒脱旷达、率真任情的言行与作品，为后世人展示了人性自由的光辉。魏晋风度不仅体现出我国文人志士们不愿同流合污的清高气质与高洁灵魂，更以他们在乱世中看似狂乱实则清醒的思辨触动了读者的灵魂，更为后世同样处于困境的士人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与融入大自然的放旷生活理念。令后世文人，无论身处逆境，还是生于和平，能够以独特的视角、坚定的自信去对待人生与社会，并以自己认可的方式去追求自身精神的解放，去实现自身的价值。魏晋风流不仅在当时具有时代意义，对后世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资助项目：潘岳文化现象研究，项目批准号：2010GGJS-267；项目主持人：陈会丽。]

（作者单位：河南农业职业学院人文社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