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 婆 家

王忠仁

一个约莫四五岁的男孩，从厨房走出来，经东厢房阶沿，走到堂前，又快步走进自己睡的西厢房。他歪着屁股，爬上床，再爬上靠床的二斗桌，站起来，拉出窗门木栓，打开了窗门，伸头往外张望着……

这个小男孩就是童年时的我，爬上桌子打开窗门，是为了看看对面山坡上的太阳有没有移到山脚那片大石榻上。如果看见石榻上有太阳了，我就会撺掇着表姐带我去晒太阳。这时，一群村童，人手捧着一只火笼，在早晨的阳光下，排排坐在大石榻上，嬉笑着谈论自己家的趣事，讲自己的见闻。这块大石塌，在冬天是清塘丁字路口几户人家孩子们的乐园，也是这几户人家晒萝卜丝、番薯粉、咸菜干的场地。石塌对着外婆家的西面弄堂门，相距仅五六十米，这里是上半村的坞口。坞口中间住有一户人家，屋后的菜园地，隔着这片大石塌和外婆的家。石塌脚下水声潺潺，水是从上半村坞里流出来的，这里坡陡，不管天晴下雨，都有涧水声，很好听。上半村山坞里还有一处龙门坑，离村远了，瀑布声听不见。出了外婆家的西门，向南走五六十步，到了丁字路口，转向西，沿村道稍走三四十步，再转向北，走过涧水上的小木桥，就可爬上山脚边的大石塌，尽情享受冬日早晨的温暖阳光了。

西厢房是外婆住的房子，妈妈常带着我到外婆家，三人拥在一起，睡在一张非常古老的木板床上，四边都拦着砖头厚的坚硬的木板，跟水碓里筛米的米床差不多，有时还听到舅舅叫龙床。床上终年挂着破旧的靛蓝麻布帐，即使在冬天的晚上，睡觉也是暖烘烘的。但早上起床后，房间门一打开，从天井涌进来的冷空气，瞬间就把房间里变得冰冷。深山里的冬天，比外面开阔的村子，太阳要来的迟得多，日子也难过得多。

外婆家的房屋虽然朝正南，但紧靠东山而建，东厢房的外墙，就压在山脚边延伸出来的一块大岩石上的。这块石塌一天到晚都藏在东厢房一张漆黑的两斗桌下，像只缩着头的大乌龟，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搬不动、赶不跑。下雨天，桌下的石塌湿淋淋的，雨停了，房间的地面也还潮湿，只有在盛夏，才能干燥一段时间。房屋面对着南山，大门外有一块小菜地，外围有一条东西向的村道，村道南边一溜儿的房屋后面就是紧挨着的南山了。这条村道是武义通向金华府的千年古道，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甚至县南的丽水、松阳、宣平与金华府的来往，也还要经过清塘这条古道。从西边村口过石桥之后，走进村里，沿小涧边爬上来的这段古道，也是狭窄的清塘村道，路边一排青瓦泥墙屋，一溜子夹在小涧和南山之间，鸡鸣狗吠，流水潺潺，宛若仙境。

外婆家的菜园建有矮泥墙，这里的空间还是比较开阔的，但冬天照进外婆家天井里的阳光还是很少，晒进堂前的太阳就更少。本来西厢房靠西的墙上是不应该开窗的，开这个小窗口，大概是出于吸收阳光的需要。外婆住的西厢房比一般“五间头”的西厢房要小得多，而且窗外就是村道，过往的人们，只要踮一踮脚、伸一伸头颈，就可以清楚看见外婆房子里的东西。好在家穷，除了一张古老的米床、一张陈旧的两斗桌、一张笨重的四尺凳、两只黑乎乎的铜钱罐、一只几乎半人高的米瓮、两三只坛子之外，别无他物。西边的大房是舅母和孩子们住的，东边的大房，住着一位孤老太，舅舅教我叫大外婆，她是舅舅伯父的遗孀。大外婆比我的外婆老多了，进进出出孤零零一个人，很少讲话。

母亲和外婆都对我讲过，我是在外婆的房间里出生的。在五六岁之前，母亲常带我来外婆家玩，一年合起来有两三个月之多，这使我留下了许多外婆家的记忆。舅舅的一只脚长年烂着，不能下水田劳动，只能做些旱地里的农活。舅母和外婆都是小脚婆，走路时有点“点头哈腰”的意味。而舅母走路还多了点跳跃的姿势，比外婆走路似乎要快一点。但凡转弯时，就得停下来，原地踏步三四下，再抬脚往前走。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好像不曾见舅母出过远门，最远的地方也就是大门外靠西的菜园里，柴棚、猪栏、茅坑都在菜园地的墙边，走到菜园篱笆门时，也要稍做停步，在原地踏步三四下，移开菜园篱笆门，才缓缓走进去。舅母的娘家就在村里，出西边弄堂门右转，一直向北走到上半村村头就到了，常人慢慢走，左右也不过七八分钟，但我没有看见舅母去过一次。表姐比我大两三岁，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木头木脑的女孩，很少同人讲话。而我最亲近的外婆，背驼得像背着一只锅子，上身与下肢的弯曲度，近乎一个直角。这样，外婆的身高，就比我五六歲时还矮。外婆驼着背，踮着小脚，忙里忙外，辛劳和苦楚是常人无法体会的。整个家里只有表哥是健全的，十多岁时，就开始干农活，为父母挑重担了。母亲挣脱了缠脚的噩梦，是个“大脚婆”，干农活、做家务是把好手，每次到外婆家，就尽可能多做田里的活，帮忙缓解娘家的困境。

意想不到的灾难从天而降，日子难上加难了。日本鬼子占领武义后，很快在下店后山与东央湾间的麦磨山顶建了座炮台，自此，住在麦磨山炮台里的鬼子，便经常进村抢劫。1943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坐在外婆房门口玩，突然听见有人猛踢大门，“嘭”的一声，大门被踢出了门臼，“哐啷”一声倒了下来，吓了我一大跳。一个身穿黄色军服，头戴邋遢帽，肩上背着长枪，气势汹汹的日本鬼子闯了进来，吓得我动也不敢动，只发呆似的盯着鬼子。鬼子站在天井里环视四周，大概见房屋太陈旧，堂前堆着的稻草柴火乱糟糟的，连桌椅板凳也没有，实在没有东西可抢，便转身离开了。在鬼子转身的一瞬间，我看见挂在鬼子屁股边的网袋里有几只鸡。刚才鬼子踢开大门之前，外面有鸡鸭飞叫的声音，鬼子屁股边挂着的鸡，或许就是外婆的。院子东面一家邻居，人称理强先，是村里唯一的一家南货店店主，鬼子走后，一家人都在号啕大哭;丁字路口西北角的一户人家，是村里唯一的一家歇夜店，这里平时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这次日本鬼子进村后，一家人也在痛哭不止。大概是鬼子进村后，大家都人心惶惶的，村里还传，下店村四十几户人家的房子，都被日本鬼子烧光了，现在整个清塘村都不安宁。外婆、舅舅叫母亲马上把我带回马昂，第二天，我们就离开了外婆家。经过下店时，看见倒塌的墙里墙外还在烧着，飘出来的焦味非常呛人，母亲叫我捏着鼻子快走。这时忽听麦磨山顶上的鬼子大声地喊话，吓得我们走也不是，停也不是。碰巧田畈那边的山脚下，有几个农民在挖土坑安葬死难者，棺材还摆在旁边。好心的农夫大声回话：“老百姓！老百姓！”山顶碉堡里大概有汉奸翻译，或者是被鬼子拉上山的东央湾村民，最终，我们母子俩得以平安通过。

想不到这次离开外婆家，竟是苦难生活的开始，也是与外婆见的最后一面。外婆积劳成疾，在日本鬼子投降之前，就去世了，不久，表姐也相继离世。期间，舅母又添了一个儿子，但不久便丢下幼子和未成年的儿子撒手人寰。外婆家的这些变故，总时不时浮现在我心头，我想，也许还有我不知道的原因吧。

在我二十一岁那年，母亲的一次“奇遇”激发了内心的隐痛，才把外婆家的历史真相告诉了我。

1958年春夏之交，劳动积极、责任心强的“大脚婆”母亲被入选到大队养蚕队里参加养蚕劳动。4月12日，又被派到白溪“县蚕种场”学习养蚕技术。一天，在桑园里遇见一位曾似相识的大姐，俩人攀谈了几句，就抱头痛哭起来，惊得桑园里其他姐妹面面相觑……

这位大姐就是领导武义红军起义被国民党特务抓去割了头颅挂在武义城门示众的中共武义县委书记邵李清的妻子。母亲的两位哥哥是武义北营红军负责人，1929年，先后被国民党抓走，割了头颅，一个挂在武义县伪政府门前，一个挂在县城东门示众。母亲在第二次寻找哥哥头颅的过程中，曾得到这位大姐的帮助。没想到一年之后，这位大姐的丈夫也被杀害了。大概苦难人的眼睛里，都留下了苦难的印记、阴郁的清波和历史的信息，两位脸面都老于实际年龄的女子，一对从苦难中走来的姐妹，在眼光接触的一刹那，便再也忍不住将内心潜藏已久的悲痛爆发出来。

1929年春节，母亲的大哥张春芳、二哥张春木与三哥张春福商量，说两个哥哥年后要出去开苞罗山，挣点钱为年底妹妹出嫁做准备，叫弟弟在家安排好生产，照顾好父母。三兄弟讲话时，他们的妹妺张翠金也就是我的母亲也在场的。家里人都相信两兄弟是出去开苞罗山的，有时还会谈起烧苞罗山时，那烽火连天的危险情景，担心他们的安全。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总不见兄弟两人回家来拿米拿菜，也不回家换洗衣服，家里人都非常挂念。特別是老二，刚结婚不久，新婚妻子更是一天天数着时间，一直等到清明过后半个月，才见老二回家。父母问老二，哥哥怎么不回家？老二从口袋里摸出点钱，交给了父亲，对父亲说：“哥哥叫我拿点钱回来，说到兰溪去给妹妹买点布，妹妹出嫁的事总要准备一下。”老二在家只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告别父母、妻子和弟弟妹妹，说他要到县城里去一下，还问妹妹要不要买什么。妹妹说不用，片刻又问：“怎么不带嫂嫂一起去？”但二哥已转身走出弄堂口。想不到，没过几天就传来了噩耗，老二被国民党抓去严刑拷打之后杀了。有消息说，老二是在县城一条小弄堂理发时被抓走的，说他是共产党。还有消息说，有叛徒出卖了他，在城里被国民党密探找到，在理发店突然被捕。关押期间，国民党反动派用烧红的铁条烫他的背，要他讲出哪些人一起参加红军了，在哪些地方搞活动。老二宁死不肯开口，在阴历四月二十三这天遭反动派杀害，他们割下了他的头颅，挂在武义县伪政府大门前“示众”，后来头颅被丢到西门洞外面的山上。外公外婆因这突然的噩耗，吓得坐立不安。几天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一个个都病倒了。三子张春福的岳父是清塘本村人，岳丈、丈母娘一天到晚陪着苦难中的亲家一家。父亲坚持要去找老二的尸体，亲家和村里人都劝他不要去，最后就由女儿张翠金和老二媳妇去了。

姑嫂兩人一路哭丧着脸，到城里伪政府大门口到处打问尸体的下落，都摇头说不知道。那时，每天都有红军被杀害，有时一天内杀了七八个，割了红军的头，都往县城里送，向国民党伪政府去“报偿”，弄得城里人心惶惶。两个人在城里问了许多人，找了许多地方，有好心人叫她们到西门洞一带找“棺材档”问问。好不容易问到一个知情的“棺材档”，好心的大伯二话不说，就带姑嫂俩到西门洞外的山上，指点了埋头颅的地方，还帮她们挖出了老二的头颅。见到如此惨状，已经哭了几天的姑嫂俩，吓得又大哭起来。妹妹脱下外衣，姑嫂俩包好泥肉不分的头颅，向好心的大伯道了谢，悲泣着下了山。姑嫂俩在大路边站立了片刻，嫂嫂轻轻地推了一下小姑，小姑会意了，也轻轻地推了一下嫂子的手腕。嫂子便转身朝西门洞、下王宅方向走去，走了几步又回头张望了一下小姑子，见小姑子站在原地没动，嫂子“哇”的一声又哭起来，心里突然跳出一个念头：自己再也不是张家的媳妇了……

老二张春木被杀害后，村里的保长已逃到处州（现丽水市）去，县里派来的密探成天在清塘转悠，不时地来外婆家门口窥探，进门查问老大张春芳的去向，甚至拷问在家的老三张春福是不是也是共产党。外婆一家人已经吓得都病倒了，还天天被如此逼迫折磨，一家人还怎么能生活得下去。当即决定让老三逃到外面避难。

农历八月初三，老大张春芳回家了，他是从上半村山路绕道偷偷到家里的。他说此行专门为妹妹出嫁的事，带了点钱回来，马上就走，还叫父亲不要担心。想不到寄宿在外婆家楼上的“裁缝师傅”竟是国民党派来暗藏在清塘的探子。他发现刚进来的这个人，衣摆下露着红布头，猜测是驳壳枪。于是偷偷离开外婆家，报告给从县里来的收佃粮人罗先。罗先，或许是罗先生的简称，也是一个暗地里在村里活动的探子。他们很快带了二十来个人，向外婆家冲来。老大从中堂边门逃走，逃到后山，屋后山坡太陡，灌木丛又密，爬上后山，再向东转，下坡顺势朝山脚一条塘埂下来，想跑过塘埂到对面山上，随后向金华方向逃去。但已经来不及，一群豺狼似的“探子”已包围过来。老大当场被“裁缝师傅”用菜刀砍死，并割了首级，他拎着血淋淋的头颅，屁股后面跟着一群豺狼，他们跑出村外，向县城飞奔而去，估计是“报偿”去了……

这些刽子手离开清塘后，村里人大叫“春芳的头杀掉啦！”边跑边叫，叫喊声传遍了整个山村。一瞬间，清塘这张融合数百年的绿色荷叶，变成了一张血迹斑斑的红叶。村民们默默地走近张春芳的半身尸体，向死难者致哀……

这天距老二被杀只有三个月零十天。老大的头颅是挂在县城东门示众的，外婆一家人在惊恐万分中度日，谁也不敢到县城里去要回头颅。几天后，外公外婆把女儿叫到身边，吩咐女儿到县里去把大哥的头颅找回来，尸体还没有下葬，人头被割下抢走了，尸体总得完身啊。女儿见父母那愁眉苦脸的样子，含着眼泪，点了点头，转身到厨房拿了个苞罗饼、两块番薯，带了只大口空（武义方言，竹篾制，有盖不透风的篮子），就向村口走去，又一次闯到魔窟里去，寻找大哥的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