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此身非我有

董晓可

《日近长安远》是周瑄璞继《多湾》之后的又一长篇力作，同样是从中原腹地出发，但二者的蕴含却大相径庭。如果说，《多湾》呈现的是一种“根性”写作，一种蜿蜒流淌后神性“祭坛”的抵达，那么，《日近长安远》表达的则更多是一种肉身漂泊与人性撕裂。单从标题出发，《日近长安远》所借用的“举目见日，不见长安”（《世说新语·夙惠》）的历史典故，便无疑隐藏着“长安居不易”之“外乡人”的辛酸与苦楚。而这份卑微的底层情感，在作品中也更为切近地呈现为两朵浮世“女人花”在熙攘都市的倾情绽放与无奈凋落，以及追逐幸福旅程中爱的理想与痛的现实剧烈碰撞的灵肉悖论。

一

“从中国乡村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有的找到土地生存、扎根，形成新的群落，有的则四散飘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这一描述，很形象地刻画出了为求生存极力想要“楔入”城市的无数中国版“吉普赛人”的生存处境：流浪、无依、无根。而在《日近长安远》中，这种艰难的生存处境又因被打上了罗锦衣、甄宝珠两朵平原盛开的“女人花”的精神底色，而有了更为具体的漂泊女子的身份指向，有鉴于此，评论家贺绍俊将作品题旨生动地比喻为“追问女人幸福的‘长安在哪里”。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女性化的追问在作品中又是双轨并进的：其一为仰望与融入“长安”的希冀与追求，其二为仰望与融入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与精神困境。此二者如此激烈地交织在两位女主人公身上，又如此真切地冲撞在二人的美好憧憬与精神幻灭中。

作品中的罗锦衣和甄宝珠仿佛两朵岁月“浮萍”，在人生的锦绣年华，她们都曾想要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但随着最终的折戟而返，二人的城市梦被无情中断。然而命运转机接踵而至，二人被招进学校成为民办教师，有了一份无数农村女孩向往的体面工作。只是，这却并非最终归宿，在民办教师这个转捩点上，她们一个（甄宝珠）因救急挪用学生学费被开除而无奈同丈夫背井离乡挤进西安，一个（罗锦衣）因攀附领导而一路高升由乡村进入中原省城。同样是因城市梦的萦绕，同样是为觅活路，她们一个依靠起早贪黑卖衣服、卖饭、停车场看车位而过着没日没夜的体力谋生之路，一个依靠出卖身体而在仕途上一次次获取升迁的“绿灯”。然而这种看似差别化的追求步履背后，却又有着同质化的哀痛——她们皆在透支自己仅有的身体资源。最终甄宝珠因过度劳累而整日浑身疼痛，后来丈夫也因积劳成疾早早去世;罗锦衣也在有悖公德的男女关系中吞下了终生难以生育和最终仕途断送的苦果。因而，在此我们看到，两位女主人公在追逐“长安”之旅中，身经巨变，舍生忘死，却没能拼一个“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好归宿，而是最终沦为“找不到根”的精神无依状态。

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曾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就最本质的意义而言，《日近长安远》也是写灵魂的，写出了一代女子在城市之光下的“怕和爱”，更写出了她们灵魂深处的断裂。在作品一首一尾，作者借助两位主人公纵其一生的回望，来探求这种灵魂裂痕：前者，罗锦衣置身于二十五层高楼之上，不仅洞察着这座平原城市，也洞观着自己走过的曲折人生：“如果她是传说中的千里眼，就能看到南边二三百里之外她出生和长大的那个村庄，拣拾她走过的脚印，一个个收回珍藏，或者用橡皮擦掉，重写。”后者，在送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的丈夫回归故里的旅途中，当汽车颠簸了一天后，傍晚时候，车轮终于碾过了故乡的北舞渡大桥，并腾起一阵细土绝尘西去时，宝珠对丈夫轻声说：“咱到家了。” 秋生的手在宝珠手中，两行泪滑落在两只耳朵眼里。在此，无论是罗锦衣的“擦掉重写”抑或尹秋生（甄宝珠老公）滑落的“两行泪”都不无诉说着她们内心深深的痛楚，在为求生存而辗转腾挪的城市打拼的尽头，她们最终品尝到的却是透彻心扉的疼痛。然而，我们又不得不冷静审视这样一种现实，即从情感深处而言，这种疼痛却隐藏着个体选择行为的不可逆性，因为追求幸福的天性人皆有之，这其中不但有自身命运的改变，更有与城市融为一体的精神肌理的嬗变。同时，如果我们细读作品就会发现，作者周瑄璞其实是采用了一种“物”“我”分裂的“非完美”人物性格构筑方式。随着作品的逐渐深入展开，我们发现，罗锦衣和甄宝珠两位主人公逐渐丧失了自我，而沦为福斯特式的“扁形”类型化人物，甚至被冷酷现实碾压为“注解”时代摧残人性的“牺牲品”。在这种状态下，人不是以自己是自己的力量和自身丰富性的积极承担着来体验自己，而是自己是依赖于自己之外的力量这样一种无力的“物”，他把生活的实质投射到这个“物”上。叙述主体沦落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附属物，不但失去了自由和意志，甚至直接变成历史车轮上的齿轮和社会生产中的零件。就此意义而言，作品呈现了一种与中国传统叙事“物我相与为一”背道而驰的审美特质，这种“物”与“我”的悖反性，更为具体地内化为主人公个体憧憬与时代创痕的激烈碰撞，这一切都使得个体灵魂被深深撕裂抑或无情分裂。

二

卢卡奇曾说：“一个人的发展是一条与整个世界相联系的线索，通过这条线索，世界被展开。”在《日近长安远》中，我们不单看到了两位女主人公的灵肉碰撞，也看到了这背后个体悖论最终上升为的更具根源性的时代悖论。在这个层面上，作家周瑄璞显示出了其现实题材宏大主题的整体把控能力。具体而言，作家通过城乡融合的历史旋涡与女性异化的隐性寓言两个层面来展现特定时期的生活方式、审美方式与心理方式中隐藏着的时代痛点。

毋庸置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农村人进城”都是中国社会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话题，而这背后更本质地隐藏着一个发生在叙述主体身上的城乡融合问题，即对于代表城市的物质实体和精神符号的身份融入，而这其中又内在潜隐着欲望认同与心灵隐痛这对矛盾体在历史语境下的内化统一难题。

事实上，不论日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都是由两种生活组成的——时间中的生活和由价值衡量的生活——而且我们的行为也反映出这种双重标准。质言之，无论是罗锦衣还是甄宝珠所进行的一系列主动融入城市的行动，都是基于市场化大背景下日常生活中的价值选择。也正是源于此，我们看到，两位主人公的主要成长经历，皆与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化土壤和思想潮流息息相关，这段时间，一方面，社会愈是物质化，就愈是会极大地刺激人们欲望的膨胀;另一方面，人们欲望的日益膨胀，反过来也会促进社会的日益物质化。究根结底，一切问题都转化为了“钱”的问题，金钱不仅化解了漂泊中的“外乡人”寸步难行的窘境，更有了财富、勤劳、身份、权力等符号学意义上的“联姻价值”，最终让她们以各自的方式融入了城市成为名义上的“城里人”。在作品中，周瑄璞用洋溢着激情的笔调呈现了甄宝珠一家在西安城里用劳力“发家致富”的快乐生活，从初来乍到的一天卖出两百双袜子到开饭馆每天稳进几百块，再到在村上盖了最好的二层小楼、把孩子带进城市改变命运。而在另一方面，对于罗锦衣而言，金钱的隐性效应同样巨大，正是依靠这个因之编织的人际网络，让她一步步晋升为设计院院长并带来了收养女儿最好的教育资源和母子亲情。可以说，这一切让二人发自内心地认同并极力靠拢了城市欲望体系。而值得一提的是，在两位女子身上所呈现的绝非个体现象，而是具有时代普遍意义的典型叙述主体。作品中有一个细节，在1990年代，我们的社会进入到了一个“全民谈钱”的时代：“真像是电视栏目，每天一个故事，每天一个传奇，嘉宾换来换去，主题总是不变，皆是发财版本，被各种各样的人们在他这里不厌其烦地讲述。”“好像所有人活着，都为了一个钱字，伸出千千万万的手，拼力向它够着，抓着。我给你钱，可以让暴烈者变得温顺，坚硬者很快柔软，贴面孔立马和善，可使一切不配合、不对接、不可行，调转为亲密咬合，如鱼得水。”依此，我们可以看出，金钱带来的欲望世界对国民产生了触及灵魂的征服，而这种征服又是全方位的，除了带来上述我们论说过的一路高歌的正面价值认同，还造就了人们灵魂的扭曲。在作品中，乡村伦理体系和城市道德体系呈现全面垮塌之势，譬如靠卖小商品的老朱在兄弟和相好的蒙骗和榨取下艰难度日，譬如开饭店、看停车场子都需要对工商局、交警队巨额贿赂，譬如学校违章建筑被记者曝光后通过上下打点顺利解决，譬如最后宝珠一家及诸多亲友被非法集资骗得血本无归等等。在此，我们看到，以罗锦衣和甄宝珠为代表的叙述主体在城乡融入的过程中的人格扭曲和生存危机。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如果说人们还有什么可以信奉的话，那或许便是商业大潮带来的物质、金钱至上和欲望的无限膨胀。换言之，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不断推进，被裹挟而进的人们城市生活就成为一场冒险生涯，所有人都生活在岌岌可危、摇摇欲坠而又容易失控的氛围与环境之中。不安之人对于秩序和稳定总有一种发自灵魂的迫切需要，如果我们不能深切理解这一点，便无法真正领会甄宝珠和罗锦衣二人拼命积攒钱财和政治资本背后，潛藏着的这个时代无数城市漂泊者的忐忑不安和惊悸战栗，以及在欲望认同与心灵隐痛的矛盾体的融合中演绎的无尽人间辛酸。

女性异化的隐性寓言，从另一层面映射着水中幻影般的时代悖论。作为“70后”代表女作家，周瑄璞有着自己独特的一代女子心灵世界的感悟，在她的笔下，不单有传统女性形象的宽容与温情，更有她们“被生活磨砺”“从孤芳自赏中脱出”之后向“内心体验更为尖锐激烈”的“那些人性幽暗之处，那些卑微、丑陋、不堪”的女性隐秘地带的抵达。为了触及这一幽微的神秘地带，寓言式“楔子”的插入便显得格外恰切。在小说《多湾》的下半部，每章开头“渔夫与金鱼”的对话无疑中国版“西芳与城市”的对话，暗示了当代女子在“欲望”“贪婪”魅影下最终一无所有的时代悲剧。而在《日近长安远》中，“苹果”的寓言成为了时代潜流下女性私密理想和情欲的象征。

神秘老人馈赠的苹果及“人的命，天注定，不信不中”的话语，在作品中无疑隐含着希腊神话“金苹果”的寓言指向，而“金苹果”本身就暗示着本能欲望与潜在诅咒双重意蕴的纠缠，这在主人公罗锦衣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在她身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疯狂和加速，是不顾一切的飞蛾扑火，这最为突出地表现在其仕途攀爬之中。无疑，罗锦衣的仕途是靠身体出卖获取的，而这其中也隐含着女性内心独白与外在社会现实互相缠绕与引证的社会精神分析学（Social Psychoanalysis）层面上的意义。梅洛—庞蒂曾说：“身体是一种奇特的物体，它把自己的各部分当作世界的一般象征来使用，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得以‘经常接触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的一种意义。”基于此，我们看到，在早年罗锦衣对于身体出卖获取政治资本是怀着恐惧和抵触的，这在“第一次”的那个夜里在街市上的无尽彷徨与进城后意欲让被接待的“上级领导”采取避孕措施的强烈希冀中都有体现，而最终促使理智战胜情感的却是这个微凉世界的运行规则以及女性参与规则运行的方式。因为在冰冷社会面前，个体的尊严和禁忌变得卑微而不堪一击，最终，主人公以身体为触发点，在与外部世界的对抗与妥协中，产生了强烈的灵魂撕扯与身体焦灼。事实上，在我们对于女主人公进行道德拷问的时候，更应看到导致其道德断裂的社会土壤的腐坏。而在另一层面，在灵魂深处，罗锦衣与甄宝珠又是“一机两翼”的整体，作品中纵向交错的叙述方式，实则暗含着一种互补互济的隐形架构。我们可以说，罗锦衣是“升级版”的甄宝珠，或者说甄宝珠是“家庭版”的罗锦衣，总之二人在爱情和事业上各有缺憾，而这是否潜隐着作者对现代女性难以弥合的灵肉分离的沉痛反思？她们以各自的方式，追求着各自心中的“长安”，却又被现实无情地摧残着，以至于丧失了宝贵的生育功能和心爱的丈夫，最终陷入迷惘的精神困境之中。而这一切正源于浮世女子强烈的动荡感和不安感，这背后是现存社会体系和道德秩序的摇晃不定，当一切等级和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而与之相伴烟消云散的还有两位主人公美好憧憬的陨落，以及由此生发的追逐美好的时代幻想，这种幻想不单呈现为通常意义上的欲望、快感及看世界的方式，还更为深刻地表现为在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相互纠葛中一代女性难以把控的时空坐标定位的艰难与飘摇。正如那颗“金苹果”，毕竟源于外界馈赠，也必将受制于外界束缚，而这正隐喻了女性身体所代表的宝贵情感和精神肌理的难以自主性，作品正是以一种反讽的力量来呈现这种病态的心灵的异化，而这较之时代齿轮下身体的异化更具悲哀与无情。

三

除却个体灵肉悖论和时代集体悖论，《日近长安远》同样宝贵的价值在于在历史钩沉中，对于一代女性肉身撕裂竭力弥合建构而不得的深沉反思。

首先，这种建构呈现为一种别样的“行动力”，而此种力量最终在现实中无奈消殒。让我们回到题旨，周瑄璞对于《世说新语》中“举目见日，不见长安”的引征，无疑有着强烈的现实隐喻，因为此中“长安”不单表征为路遥、李佩甫、石一枫等作家笔下异乡人梦幻中的“城市”意象，更兼具有别于传统男性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或曰history：“他的历史”）的“城市梦”的表述。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在城市空间和男性话语构筑的现代社会体系下，女性是如何踟蹰前行的。在无奈“挤”入城市的过程中，她们不得不面临双重困境，即肌体层面和灵魂层面的被损害与被侮辱，但无论甄宝珠抑或罗锦衣，对于生活都保持了正面的上进心态。在述说女子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私语化、心灵独白式的表述，这种耽于个体世界的女性表达，自然为文学长廊增添了不少亮色。但归根结底，人的本质并不是个人所拥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會关系的总和。正源于此，《日近长安远》给予了我们更具真实感的底层女子融入城市的灵肉史。在作品中我们看到，在城市推进的数十年历史过程中，甄宝珠和罗锦衣所代表的底层女子在彷徨和碰撞中不惮于现实、负重前进的“行动史”，看到了她们的怕和爱、苦与乐交织的心灵境遇。借此，作品的人物灵魂便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但基于此，作者却在更深层次对主人公的命运遭际进行了本质化的演绎，因而，在现实碰撞中，两位女子都走向了心灵的破碎。正是这种灵肉撕裂，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在漂泊人世寻觅女子“长安”的漫漫无期，进而生出无尽的痛感。

其次，这种建构表现在“念去去”到“归去来”的返乡模式，及至最后栖居无所的迷惘。学者刘再复曾说：“希腊两大史诗象征着人生两大经验模式，《伊里亚特》象征着出征、出击，也就是‘正向努力;《奥德赛》象征着返家、回归，也就是‘反向努力。”在作品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主人公从故乡出发，最终再回归故乡的环形叙述模式。因为无论起初信誓旦旦“念去去”的城市逐梦，抑或最终繁华落尽“归去来”的故里回归，最终都无非是找寻一个能让心灵栖居的“长安”世界。事实上，作者周瑄璞一直都在孜孜探寻着现代女性的命运和归宿。无论是在大部头的《多湾》抑或该作中，对于脱离了土地、在城市打拼并饱经辛酸的女子，故乡都最终成为了她们的灵魂栖息地。所不同的是，在《多湾》中，主人公章西芳回到老家时，氤氲在一种温馨而恬静的环境中;而在《日近长安远》的煞尾处，当宝珠和锦衣不约而同地回归故土，迎接她们的却是独守的空荡阁楼和失却名利后的无尽寂寥。这一切，都在呈说着一代女子“故乡”皈依之难，因为从空间向度上看，城乡位移所导致的城市中心化与乡村边缘化已成不争事实。而从时间向度上看，脐带剪断的辛酸历程，又使她们对“故乡”有一种极为强烈的回归情愫。这种城乡之间摇摆动荡无所依凭的状态，正体现了作者对背离故乡的人们无处安放此身、难觅精神家园的更为切肤之痛的恐慌与迷思。

苏轼曾有诗云：“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正如小说最后，罗锦衣望着茫茫原野，想到是否还会有一位老人再度走来，手拿苹果赠予一位小姑娘一样，不论时光如何轮回，人之欲望追求总是难以逃脱的。尽管古人可以进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诗意表述，但在当下现实世界中，当“返家”“回归”这样的主题被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消解殆尽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甄宝珠”“罗锦衣”在城市“消隐”后，千万个“甄宝珠”“罗锦衣”想尽办法挤破头嵌入城市的义无反顾。而这背后的一切现实悖论，折射出的是女性身体在城市羁旅中的迷失，以及时代病症下撕裂的肉身难以弥合的无根、无家的灵肉创伤。

责任编辑：井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