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对世界

高远

俞慧敏女士在一所大学里教书，在我们五、六年时间的交往当中，她不止一次跟我抱怨说：你们写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究竟算什么呀！她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她在大学里教授外国文学，能用俄语在课堂上背诵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神交了一群声名飞扬的大师——确切地说，是离开了这个世界的大师们的灵魂。除过教书，她日常也会参加我们本地的文学活动，现实中只结识了一帮狂热的业余作者。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活动常常不是让她感到离文学更近，反而是更远。这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事。

我又一次听她谈论文学时，我们一起站在一家酒店二十三层的玻璃窗后面。冬天的窗外云遮雾罩，城市上空翻卷起一层顽固的污垢，马路上的车辆、行人蚂蚁般在污垢下攒行，像投奔各自的宿命。隔壁的会议室里此刻正热气腾腾，里面在进行一场作品研讨会。在俞慧敏看来，这样的研讨会很少关乎文学，更像是一伙背对文学的人在发出的某种嚎叫。

放慢我们的脚步，等等灵魂。她说，关键词不是脚步，而是灵魂！

这是一句挺有意思的话，我记不清在哪里看到过。

我沮丧地站在她对面吸烟，同时也偷看她吸烟。她对着我、对着我身后的玻璃吞云吐雾。我发现她吸烟有一股狠劲儿，吸一口脸颊上陷进一个漏斗状的坑，完了又鼓起来。张弛有度，开合有力，那情形仿佛不是在吸烟，而是和什么东西在反复较劲儿。

我要自己动手写一部小说。她忽然掐掉烟头，塞进窗台上的烟灰缸，对我说。

她的话吓了我一跳。这些年来，很多人不经意间就蹦出这句话，好像写小说是一次野餐或者短途旅行活动，随时可以搞一下。不过这话从她嘴里蹦出来，我还是多少感到意外。

虚浮的生活，离题万里的语言，这也算文学？她说，还是我自己动手吧。

她那天的语气相当坚定，以我对她的了解，她不是个随意下决心的人。这个想法她显然已憋了许久，那天是实在憋不住了。那是2015年初冬的事。

此后大约一年左右，在我参加的首发式、品读会、作品研讨会上再没有看见俞慧敏。偶尔想和她聊点什么，打她手机，不是关机就是无人接听。我隐约觉得她这段日子正经历着什么。煎熬、磨难？生命中的某种变故？我不知道。时间又过去了半年，到了2017年春天，有一天她突然打来电话，要了我的电子邮箱，电话很快又挂断。就在这天晚上，我打开邮箱后发现了她发来的一篇小说，题目叫《背对世界》。

我以为她会直截了当把小说写成她理想中的那样：艰涩难懂而又布满哲思。可事实上，她写了另一个世界里的另一些人的生活。他们和她的联系，就像和我们所有人的联系一样若即若离。经过几次电话沟通，俞慧敏不反对我把这篇小说公之于众。她提的条件说起来很简单，希望我请她吃一顿大餐，最好来份清炖河豚。在我的印象中河豚鱼尽管昂贵，却是一种有毒的吃食。有一年，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一个女游客在一个叫安寨的小镇喝了几口河豚汤后，差点儿丢了性命。这种鱼的毒素集中在它身体的性腺里。为什么会集中在性腺里？我百思不得其解。要把身体里的性腺剔除干净，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一条鱼，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曾经先后三次给我的小说写过评论，用她的话说是给我捧臭脚了，回报是请她吃河豚。我始终没有敢冒险，记忆中只请她吃过几回火锅。

这一次，我痛快地在电话上答应了她。我那天脑子一热，忽然很渴望和她痛痛快快吃一顿河豚。当你想背对世界的时候，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呢？放火、投毒、杀人、抢劫，这些都不在话下，至于带毒素的性腺，手术刀，针头，麻醉剂，等等，还算的了什么。当然，做任何事都需要付出代价。其实你任何事都不做，有时同样需要付出代价。

至于俞慧敏的这篇小说，申明一点，我没有做丝毫文字上的修改。这不是出于对她的尊重或者我们之间的友情，完全是出于我对文字由来已久的绝望。

一

我像往常一样挤出火车站，站在车站广场上，把眼前这个陌生的城市审视了一小会儿。天气炎热，不出五分钟，我额头的上的汗就冒出来，一直朝下滑，先是聚到鼻尖，随后又被我抹到手背上，又油又滑，好像我是个吃得油肠肥脑的富婆。事实上，我长得又黑又瘦。多年来，我只干一样事情：在不同的城市给不同的人做保姆。不断地变换城市，是因为我和所有人一样喜新厌旧。至于不停地变换雇主，原因只有一个：我失业了。失业的根源并不在我，我自认为是个合格的保姆，只是需要我伺候的人不在了，亡故了、殁了，或者说死掉了。我像水牛犁完了一块稻田，工作只能暂告一段落。从这点上来说，我是个不大吉利的人。我走过的地方都有一股死人气，但在这个乱糟糟的世界上，谁会管这些呢？大家都忙着各自讨生活，见怪不怪或者视而不见，只有我自己才在意。我仍然有干不完的工作，唯一麻煩的是，需要经常换个地方。

我站在车站广场上，左手拎着我的棕色帆布小包，右手拽着搭在肩上的一条旧蛇皮袋子。这些是我的全部家当。我猜想许多年前，如果我的生活中没有那场变故，或许我会成为一个公务员，一个工程师，甚至一个大学教授。是的，女教授，带着金丝眼镜，走路从来不瞅脚尖的，抬头挺胸。肩膀上也不会搭一条破蛇皮袋，而是腋下夹着笔记本电脑，漫步在宿舍和教室之间的林荫小道上。这些我只幻想了一下而已，我知道一切都不可能了。因为生活中没有假设。

这是一个闷热得叫人晕头转向的地方。从出站口走到车站广场上，又从车站广场来到候车室，候车室里的空调冷风强劲，像火热的城市中的一座孤岛。我在一排塑料座椅处找了个空档，身体躺上去，不久，就发现一个小偷盯上了我。我早发现这个城市有个奇怪现象，燥热的地方堆满西瓜皮，到处是蚊子、苍蝇。稍有点阴凉的地方，边上就有小偷出没。我的蛇皮袋子放在地上，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围着它转了六圈还在转，和陀螺一样，每当我眼皮闭上一次，他趁机就转一圈。我把额头上冰凉的头发捋了捋，干脆背过身躺着。我多年来有个习惯，不喜欢看见的东西就选择背对它，只当一切都不存在。我能觉出他的窃喜，他的脚步在我小腿那儿停顿了一下，“嗖”的一声，小腿处卷起一股凉风，我的家当被他拎走了。我捂住嘴，嘴唇贴紧了手心凉飕飕的汗水，这回轮到我偷笑了。只过了大约一分钟，我听到他走回来的脚步声，耳边同时响起喘气声。“噗”的一下，蛇皮袋扔回到我的脚下，我打了个激灵。没等我转过身，那个男人冲着地上“呸”了一下。我从座椅上翻身坐起，揉着眼，看着眼前穿着灰色短袖的男人。这是我第无数次遭遇小偷，他们的表情都无一例外地令人好笑。起来起来！男人挺生气，冲我喊道，你、你、你……他有点结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不远处并排走过来两个警察，腰上挂着警棍。中年男人眼皮翻了几翻，一句话没有说完，把嘴角的白沫抹了抹，一歪脑袋快速离去。

我安然地在候车室里打个盹儿，重新拿起家当走出火车站，在车站北边的西七路上，给自己找了个临时住处。这是一家私人旅社。其实我更喜欢住这些年流行起来的农家乐，一天一夜几十块钱，还带包吃喝的，缺点是离市中心远了点儿。这家旅社的店主是个瘸子，一个年近七十的男人，把一截胳膊粗的钢管当拐杖拄着，嘴里不间断地磕着瓜子飞出瓜子皮。风声很紧！他在狭窄的走道里打开一间客房，站在门口对我说。我拿起空调的遥控器，一屁股坐在床上，把空调的制冷温度调到极限。我不做皮肉生意。我说。我想如果我是个卖淫女，不会找一家破破破烂烂的旅馆，就算我不尊重自己，嫖客们也没面子不是？店主的钢管在楼道上敲得生响，一响一响地下了楼梯。接下来，用了半下午的时间，我在周围的小巷子里寻觅着这个城市的特色小吃。像所有馋嘴的女人一样，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用心吃遍那里的特色小吃。记得有一年，在一個叫安寨的小镇，我因为贪吃，还差点丢了性命。那里出产一种水产品，叫河豚鱼，炖在汤里又香又嫩。那时我刚结束了一份工作，背着包在小镇周围的橘子园溜达，天上下起了蒙蒙细雨，我觉得理应犒劳自己一下，就坐在一处农家小院里，准备享受当地的美食：豚鱼泡饼。河豚刚盛上来，主人返身回屋去端饼子，我看着汤汁浓香的一小盆河豚，忍不住先狼吞虎咽了几口。不一会，我呕吐不止，气短，翻白眼，脸色发青。主人用一辆农用三轮车拉着我到附近的医院里洗胃，因为抢救及时，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那次经历叫我明白，世界上越是吊你胃口的东西，越是值得警惕的，搞不好会把自己赔进去。从此，每当看到令我流口水的东西，我都会节制自己，以避免糊里糊涂走上险途。

这天，在这个偏僻的北方小城，我又一次被一种吃食愚弄了。小巷里一棵高大的槐树下面，有个店面在卖羊肉泡馍。我站在边上嗅了嗅，汤味鲜美至极，瞬间勾起了我的馋虫。我不是个善于总结教训的人，常常一条道儿走到黑。我要了一碗羊肉泡馍，在一张方桌前坐下来。这是一种类似胡辣汤的面食，黏黏糊糊的。边上的食客们只顾低着头吃，筷子在碗里刨着，一个个大汗淋漓。吃法上看不出技巧，我于是学着他们的样子，也使劲刨了一口。一股滚烫的油汤进到嘴里，烫得我“呀”地叫了一声。旁边的人们看着我这个外乡人的的窘态，擦着脖子上的汗，笑得前仰后合。店主慌忙跑过来，瞧着我张开的嘴，那里已经烫出了一串水疱。店主示范说，吃羊肉泡馍应该用筷子从碗边处刨，碗边处凉得快，那样才不至于烫嘴。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就算它是当地最地道的美食，我咧着嘴再也不敢尝试了。

黄昏时分，瘸腿男人拄着一截钢管在旅社门口等我，样子像个拦路打劫的凶犯。

风声很紧！他说。因为长年累月在车站上吆喝顾客，他的嗓音枯燥、沙哑。

我侧身从他身旁走过，走进旅社的一扇小铁门。我认为他的警告完全多余，我不在车站周围做营生，不过是临时来歇歇脚。

风声的确很紧！他跟在我身后说，我的地盘上，黄、赌、毒，哪一样都做不得！

我立刻明白，他一定是趁我不在房间时，偷看了我蛇皮袋子里的东西。

二

我的上一个雇主也是个不到七十岁的男人。他一个人独居在湖边一栋两层小楼里。小楼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外墙上瓷片脱落，铁栅栏围成的后院里杂草丛生，显露出破败的迹象。他的生活和小楼一样破败，屋内黑咕隆咚，沙发不是塌陷就是扶手松动，厨房的锅碗瓢盆残缺不全，连扫地用的扫帚都光秃秃的，屋子内外找不到一只完整的垃圾筐。他有一个儿子，不晓得在天津还是上海工作，具体地址我懒得记，也记不大清楚了，总之是在千里之外。我没有给他家做保姆时，儿子一年中千里迢迢赶回来看望他几次，说起来够辛苦的。后来，他们通过中介公司牵线雇佣了我。老头退休前做过科长，退休很多年了，爱吆喝人的毛病依然不改。他喜欢摸着我的大腿坐在沙发上一本正经地看电视，我稍有不快，他就粗喉咙大嗓门地吆喝，好像我来他家不是做保姆的，而是专供他性骚扰的。只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我便把他停停当当安顿进了殡仪馆的冰柜里。他儿子在一天清晨接到死讯，一点没感到意外，甚至可以说，欣然接受了他离世的现实。儿子火速坐飞机赶回家，第三天上一把火烧掉了他，带走了装着他的小木盒子，从此免去了旅途劳顿之苦。我偶尔会怀疑自己不是保姆，而是清洁工，帮助一些人清理掉废弃的物什。我离开小楼那天，几个邻居站在门外，对着我和我的蛇皮袋子指指戳戳，好像我带走了不为人知的秘密。可那家的儿子并不这么看，他多付了我三个月工钱，说这是劳动法的规定。完了，又送给我一只枕头，沉甸甸的，里面灌着沙子，说是我遗落在她父亲床头的。我蛇皮袋里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但是我想了想，还是硬把它塞了进去。生活就是这样，不是没有真相，而是一些人不愿意面对。谁知道呢，或许本来就不存在真相，所谓真相不过是另一些人的自作聪明罢了。

我有点讨厌中介公司，因为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却分去了我不少收益。更叫人讨厌的是，我去公司里结账，他们竟虚张声势把我审问了半天，好像我做了杀人越货的勾当。疑虑，猜想，加上漫无边际的想象，最后都换算成货币，从我的工钱里做了扣除。我承认我做保姆不是做慈善，不提供免费服务，但也从不会趁火打劫、杀人越货，我只挣应得的那份工钱。至于谁家死了人，死的是不是时候，不全是我的过错。再说了人到头来都得死不是？这件事之后，我再也不和中介公司合作了，宁愿自个儿单干。

在瘸子的旅社里休息了一周，我去小雁塔逛过两天风景，又去青龙寺烧了一回香。每做完一桩事，我会找个地方烧一回香。雇主们原谅不原谅无所谓，我得想办法自己原谅自己。回到旅社，瘸子好几次冲进房间，拿钢管开裂的一头戳我的蛇皮袋子，担心它会带来某种霉运和晦气。最后一次，我再没有提起袋子躲开，而是一把夺过钢管，“咣当”一声扔到走廊上。走开，走开走开！我大声喊。瘸子弯腰想捡钢管，我走过去扯住他衣领，一直把他扯到一楼的住宿登记室，趁机在登记本上撕下一张纸。我拿起桌上的签字笔，在纸上描了几个大字。第二天一早，我收拾起行李，去了鼓楼西北角上的人力市场。

世界上还有比我更讨厌中介公司的人，那就是我后来遇见的雇主们。他们不想去中介公司履行繁琐的手续，不想叫人知道他们在哪里工作，从事什么职业，又为什么要给家里的父亲或母亲雇一个保姆。他们有种种鲜为人知的苦衷、缘由和说辞，但是又懒得说，于是就来到人力市场。按说对于雇主，我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的，因为雇不雇我做保姆完全由他们说了算。但是我不着急，我有猎人一样的嗅觉，还有农民一样的耐心，我要等待适合我的雇主，否则，我会一直等待下去。从这点上来说，选择权仍然在我这边。

边秀云大姐是我见过的最和善的女人，脸上白净富态，看起来有五十多岁，说话慢言慢语，像个知识分子。边大姐手里拎着一兜菜，脚步轻快地从鼓楼旁边走过，在道沿处一个垃圾桶边打了个趔趄，一抬头看见了不远处的我。我转过身，尽量把胸前的白纸黑字对着她。她眯起双眼看了看，走过来问我：做保姆的？我点了点头。我开始在脑子里搜索我那套固有的说辞：来自哪里，家里有什么人，干嘛要出来做保姆，等等。这套说辞我早烂熟于心，完全不需要思考，只在需要的时候从脑海里拉出来。但是我是个没出息的人，从小就那样，一紧张脑袋就卡壳。我承认第一次看见边大姐时我有点紧张，因为第六感觉告诉我，我的新雇主来了。有时候，人和人只需要不经意的一瞥，前世的孽缘刹那间就点燃，想躲都躲不开的。我愣了有几秒钟，把需要应答的说辞在脑子里码放整齐，等着边大姐一件一件问我。边大姐却什么也没有问，她看着我，不易察觉地吸了几下鼻子。我生怕她嗅到我身上的死人气，我总是从一个死人边上走开，然后又走进另一家。我拉了拉衬衫的下摆，又扣住胸前的钮扣。因为天热，浑身上下都往外蹿热气，我只能尽量把身体收缩起来。后来的日子里我才知道，边大姐有洁癖，当时不过是嗅我身上有没有异味。还行，她说。她又自言自语地说：我看还行。说完话，她拎着菜下了台阶，朝一侧的小巷里走去。

冲她那句话，我在鼓楼边站了三個小时。干热的气流一阵阵从东大街上涌过来，我脸上的皮肤在热流中绷紧、开裂，汗水一遍遍在刺疼的皮肉上冲刷。鼓楼广场上没有一处树荫，要乘凉得离开广场，去南边的人行道上。那里有一排高大的槐树，树下有几个卖瓜果的摊点。我强忍着烈日暴晒的眩晕，从蛇皮袋里掏出一个塑料水杯，喝了几大口水，又从肩上的棕色小包里抽出卫生纸，在灼疼的额头上擦。我额头上的汗水早就晒干，剩下一层带着咸味的沙状颗粒。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始终没有放弃等待。我说过，我对雇主的选择挺苛刻的，大凡我认定的人，认定的机会，不会轻易放弃。这中间，广场上一个蹬三轮车卖糖人的男人过一阵靠近我一点，最后挪到离我三尺远的地方。他一直在偷瞧我，不时用一块脏兮兮的毛巾擦手。插在三轮车上的糖人有猪狗牛羊，还有鸡和猴子，它们的形象在烈日下土崩瓦解，一道道糖稀顺着竹签往下流。他对着白花花的水泥地面吐了口唾沫，清了清嗓子，对我说：做的什么保姆呢，不如跟我回家一起过日子。此地的方言我听不大准确，但是过日子的话还是听清了。我面无表情，扭头看见几缕糖稀在竹签上缓慢移动，心想，这个人一定活得不耐烦了。他如果知道我走到哪里都带着一股死人气，这些年伺候一个死一个，一定不会顶着烈日和我套近乎。我甚至有点可怜他。他身材不高，矮壮结实，做什么事都有一副好本钱，不应该在广场上捏糖人。在我看来，一个男人只会摆弄稀汤寡水的东西，很难招人待见。

整整过去了三个多小时，日头偏西，边大姐才回到鼓楼广场。她后边跟着两个男人，一个四十出头，一个四十六七。边大姐朝我招了招手，我跑过去，在他们的带领下绕过鼓楼，在小巷口一个饮料店门前的遮阳伞下坐下。两个男人一左一右，坐在了她旁边。我们一人拿着一瓶汽水喝着，喝到快过半，边大姐才开口说话。边大姐说：你也看到了，我再过一年就六十了，十年前就有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四十六七岁的男人说：我是低血压。另一个男人说：我倒是没什么要命的病，椎间盘突出，啥活都干不了。听起来，三个人一拍即合的想法是：家里的老人急需雇个保姆。边大姐询问我的年龄、籍贯、老家都有些什么人。老公干什么工作的？孩子多大了？我一一作答。四十出头的男人说，你年龄不大，结婚倒挺早，孩子竟然上高中了。我那会儿脸红了一下，但在这暑热的天气里，脸本来就晒得通红，因此没有人会注意。通常情况下，雇主们的问话千篇一律，我的回答也滴水不漏，脑子里不带想的。可老实说，老公、孩子，生活中我有过吗？这些词儿和我有关系吗？在我近三十年的人生中，除过对一片大山的遥远的记忆，陪伴我的只有轰隆轰隆的铁轨和辗转流离的生活，人世间一个女人应该拥有的，我什么时候拥有过？或者，那些只属于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是的，是另一个我，我的生活在井下，她在天上。从这点上来说，我丝毫没有说谎。

边大姐说，山里人结婚早，孩子上高中有什么好稀奇的！她丢下老公孩子出来做保姆，不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嘛，哪像我们……

边大姐唠叨着他们的家事，弟媳们，侄子侄女，家长里短。我在这期间喝着汽水，又做起了惯常的游戏：猜猜这家的老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七老八十还是瘫痪在床。我后来的经验是，尽量伺候那些瘫痪在床的人。这种活看起来麻烦，做起来却最省力气。他们无助、孤独，听从摆布，只剩下一点可怜的思维，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像一盏奄奄一息的油灯。你随便什么时候想吹灭它，嘴唇一动就会灭掉。我的推测是，他们家有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太太，姐弟三人得轮流伺候。起初，他们伺候老人争先恐后，打算在单位、在邻里间、在微信圈里落个好名声。可惜老太太垂而不死，生命力超强，现在把他们的耐性快消磨殆尽了。为人子女，自然不能把生身父母给捏死，或者像垃圾一样倾倒掉。于是，得给家里雇个保姆。

不过，这次我猜错了。据边大姐说，他们的母亲高寿八十有二，无病无恙，精神矍铄，年初的体检中，唯一不合格的指标是视力：老花眼加砂眼。

这话倒叫我吸了一口冷气，心里有点冰凉。我不想在这个城市待得太久，酷热难耐不说，当地的吃食都是面粉做的，对我这个从小吃米饭长大的人来说，生活上极不习惯。我有一丝后悔，等他们介绍完老太太的情况，我低着头想了想，问了几个问题。这是我每次干活前都要做的功课，像吃河豚鱼一样，把可能存在的风险预先排除掉。

我问：为什么不送老人院呢？

年长的男人——后来我叫他边大哥，听了我的话面露难色，说：这事倒不是没有考虑过，父亲去世那年，母亲就想去养老院来着，可我们姐弟都是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不是说老人院不好，可说出去总有点不好听。

边大姐慢吞吞地说：我是退休的人了，没什么脸面不脸面的，只是老人院离城远，在南山边上，来去不大方便。

边二哥抱着脑袋，瞅着他们两人说话，一言不发。

我又问：老太太一个人住吗？你们多久会回来一次？

三个人都表示，假如雇了保姆，多久回一次就说不准了。边大姐退休后被单位返聘还得上班，平时又要和亲家轮流接送上小学的孙子。边大哥的儿子要高考，边二哥的闺女要中考，再加上单位都有一摊子事。也许是三天，也许一周，边大哥说，只要不去外地开会，我最少保证一周回一次家。

我对所有的雇主一视同仁，喜欢和他们把丑话说在前面。无论多么健硕的老人，一旦年过八十，身体必然一天一个样，这不是我口无遮拦，是客观规律。另外，还有个事也没必要遮遮掩掩的。我说：万一老太太有什么不测，我是说万一，因为我只是个保姆不是大夫，万一……听了这话他们连连摆手，不叫我说下去。你明白的，边大哥说，能雇你做保姆，人就交给你了，我们姐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算是大体达成了共识。我需要一份工作，他们需要一个给老太太送终的人。人人都有一条黄泉路，谁在这条路上送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局，这一点我很清楚。

边老太就住在这条巷子里，巷口的牌坊上写着三个字：居仁坊。小巷里是很早前改造过的街区，街口有两排门面房，再往里有十几栋住宅楼。楼房的外墙灰蒙蒙的，半墙上架着紫藤，还有爬墙藤，细碎的叶子在阳光下油光发亮。我拎着包，肩上搭着蛇皮袋子，跟他们一起走进巷子。半道上，边大姐在一堆垃圾旁站住，看着我肩上的蛇皮袋，指了指垃圾堆。她示意我丢掉它。她以为里面是一团衣服鞋袜，对我说：到家后我会给你买新的，我有洁癖。我没有说话，坚决地摇了摇头。边大哥说，走吧走吧，谁家没有点破烂家当，哪儿来那么多事呢！

每走一段，能看见道边的一座牌楼，或者一对狮子，下方竖着石牌，上面写着文物保护字样。一连看见好几块牌子，我就好笑地想，这条街上的人似乎更珍惜那些老旧的牌楼、门楼，还有风吹日晒过的石狮子。至于人，竟然不如无用的陈年古董，越老越惹人嫌弃。

三

我第一次见边老太那天，一进楼道，她正把一条狗逼到墙角。她腋下夹着一把扫帚，把手朝外，像持着AK冲锋枪。狗嘴里吱吱不止，间或“汪汪”叫几声。老太太住在一楼，狗在楼梯和对面的门角处趴着。那是一条半大的宠物狗，身子像棒槌样又圆又细，身长近二尺。我们刚进楼道，狗在老太太的威逼下“蹭”的跃起身往楼梯上跳，老太太飞起一脚又把它踢回原地。它“吱”的一声，目光惶然，灰白的皮毛缩在角落，脑袋贴在了水泥地面上。那是一条流浪狗，近几日每天黎明用爪子抓边老太的屋门，兆头很不吉利。这天，边老太先是把它撵进院子里的一丛花椒树中，繁密的树刺扎得它“呜呜”直呻吟，它跳出树丛后脑袋发懵，又窜进了楼道。边老太一心想灭掉它，边老太说世界上不只是乌鸦会叫丧，狗也是通灵的。这个索命的狗东西！看见我们走进楼道，她叫边大哥过去，一脚踢死这条狗。边大哥一脸尴尬，站在楼道口不动。边大姐见状，过去夺过她手里的扫帚，说：你没事儿和狗较什么真，还是回屋歇歇去吧！老太太不愿回屋，指着对面的门道，他陈阿姨，快出来看看，这条狗要向你家里钻！边大哥皱起眉头，过来推开屋门，把老太太朝屋内推。老太太说，你推什么推？还不快叫你陈阿姨出来！边大哥把她推进了屋，说道：陈阿姨死了三年了 ，我上哪儿叫去？！

据说，老太太从前不是这样。还在很久很久以前，她是一家医院的护士长，手下管辖着几十号人。或许因为在医院上过班，她年老后比较信奉药物的作用，多年的积蓄都被她拿来买了似药非药的东西。人参丸，灵芝膏，包治百病的五味口服液，还有叫不上名字的膏药、草药。那些东西的来源也不确定，有街坊邻里介绍的，也有跟一帮老人在巷口的酒店听课听到的，还有电话推销的。最要命的是电话推销的，一天三五个电话，先是嘘寒问暖，接着开始推销产品。边大哥有一回从老太太手里抢过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还在喋喋。他说，这事千万别和儿女们说，儿女们一怕花钱，二来自私，只顾自己的日子谁在意您？我们每天提醒您按时吃药、按时休息，儿女们能做到吗？边大哥一生气摔掉了电话，可那些药依然源源不断从各地邮寄过来。庆幸的是，老太太毕竟有些医学常识，尽管是花钱买回家的，还是要对着一本药书一一甄别。认准了的就吃，有点疑惑的，先挑出来拿给对面的陈阿姨。陈阿姨是陶瓷厂的退休职工，陶瓷厂后来倒闭了，给职工的养老金缴纳不足，陈阿姨的退休金领得就少，经济上有些许拮据。陈阿姨本来只有风湿病，杂七杂八吃了老太太赠送的药，风湿病没有好转，反而得了白内障、内分泌失调、心肌炎，最后死于淋巴癌。这事叫边家的儿女们很内疚，很长一段日子，看见对面陈阿姨的闺女，一个个都面露愧色。要说，人活得越老越精明，陈阿姨死了，边老太把挑出来的药又送给门面房里的银匠试用，没多久，银匠也被吃得半身不遂坐到了轮椅上。这下边老太才被吓着了，和电话里的那些人彻底断绝了交往。

对此，我的看法是，如果有钱就尽管折腾好了。何况边老太的几个儿女家境都算殷实，不缺那几个小钱。边秀云退休前是一家非金属研究所的研究员，退休后被单位返聘，挣着双份工资。大儿子边四海是公务员，在一个什么局当副局长，二儿子叫边四洋，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经理，收入都不错。可是，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老太太不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了，却不知从哪儿买回成袋的罂粟果子，用开水泡着喝。她不久就出现了幻觉，常常把家里的小板凳當做猫，把小区的流浪猫当成收破烂的，把成捆的药盒子放在卧着流浪猫的树根下。先前是，边秀云每周会抽空回家里住一天，后来也不敢住了。因为有几次，老太太把她当做夜晚潜进家里的小偷，二半夜用厨房里的切菜刀在她房门上砍。

每年元旦前，他们都要给老太太做一次例行体检。检查的结果出人意料，各项指标正常，除过老花眼和砂眼。边四洋提出，大家别死爱面子活受罪了，干脆送养老院得了。但边四海和边秀云不同意。电视上三头两头报道养老院里虐待老人的事件，老太太本来脾气就不好，遭到虐待的可能性极大。再说了，又不是鳏寡孤独，儿女孙子几十口人，难道腾不出一个照顾老人的？别人会怎么看怎么说？思前想后，省事而又周全的办法只有一个：给她雇个保姆。

我第一眼看见边老太时，感觉我胜任不了眼前的工作。她像我母亲，太像我母亲了，虽然我已经很多年不愿想起我母亲，但是第一眼看见她，我还是整个人一下跌回到我那遥远的山村。那天，老太太穿了一件白绸对襟衫子，下边是白绸裤子。她身材瘦小，宽松的衣服却一点掩盖不住她瘦小身形下的筋骨。尤其她拿着扫帚咄咄逼人的样子，消薄的嘴唇使劲抿着，一对眼睛小而有神，像两颗圆而坚硬的石子。我母亲也曾经在山崖下，逼住过一只黄羊。她手里拿的不是扫帚，是一截碗口粗的树干。为了猎获它，她把那只黄羊从中午堵截到黄昏，傍晚时扛回了家，剥皮剔骨，满当当炖了一锅。后来，她又像当年逼住黄羊一样逼住过我。她就是那么个人。倔强、冷酷。甚至有些残忍。

我从小没有见过我父亲，据说是炸山开荒时滚了崖，死掉了。我从家里出来那年，高中还没有毕业，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这些年走南闯北，坐在火车上，站在城市的高楼上，到处能看见大山，但是我很少想起我们那个山村。它在我的心里早就死了，同时死了的还有我母亲。

边老太这天的举动忽然唤回了我遥远的记忆。

边家的几个儿女给我安顿好了住处，把琐琐碎碎的事交代了一番。边秀云做了顿丰盛的晚餐，大家又看了一会电视，老太太就上床去休息。他们夜晚里一起出门，我送走他们，一转身，空荡荡的客厅里留下我一个人了。

我母亲说：每个人都有命，得认清自己的命！

我母亲又说：这是你的命，也是我的命，是我们一家子的命！

我想，当初如果她没有硬逼着我退学就好了。我或许会像另一个我那样，上完高中考大学，然后考研，在大学里教书，闲暇时提着电脑包参加各种活动。但是我没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权在我母亲手里。她说要么是我，要么是另一个我，得有一个人留在家里砍柴种田，直至把她养老送终。她是一个心硬的女人，又是一个精于算计的女人。在人生的十字口路，我像一只羊或者一条狗，被她逼到了墙角。

后半夜，边老太握着菜刀站到我床头时，我多年来第一次从睡梦中哭醒了。

四

边大姐第二天回到家，边老太气咻咻坐在沙发上。一进门，她对边大姐说：你们在哪儿找的这个孩子，她有病！

我那时打扫完房间，正在清理卫生间的马桶。听见有人说话，我带着胶皮手套从卫生间出来，和边大姐打了声招呼，对她说：都是我不好，昨晚把老太太吓着了，我因为想家，哭了。边老太听了我的话别过脸，看窗外的一丛乱蓬蓬的树叶。边大姐冲我努了努嘴，我转身继续去卫生间清理马桶。他们母女俩在客厅里唧唧哝哝了一会，边大姐喊道：小余，收拾完卫生间，和我一起上街买菜去。

走在买菜的路上，边大姐说，小余你尽管放心好了，人年龄越大事儿越多，我们姐弟几个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记着，往后我们不会偏听偏信只听老太太的，你尽管放心好了。

到了菜市场，边大姐提出买大肉，说是老太太就喜欢吃肉，最多隔一天就得买点，不要多买，够吃一顿就行，想吃了再买。从家到菜市场走路不过十五分钟，不远。我说还是买两样蔬菜，再买点带鱼吧，大肉胆固醇高，吃多了脾气暴躁，老太太本来脾气就大，还是吃带鱼好。边大姐想了想，说那就随你吧，你伺候人比我们有经验。我买了一斤带鱼，又买了一斤菠菜，一小把西芹。吃菠菜补铁，有利于血液循环，西芹是粗纤维，能帮助消化。听了我的话，边大姐笑了，说你一个保姆懂的还蛮多。我说，都是没事时在网上查的。

边老太看着我端上来的清炒菠菜和凉拌西芹，生气地嘴撅脸吊。最后才是红烧带鱼，不多不少一盘。边大姐加起一块带鱼放到边老太碗中，边老太用筷子挑起来，牙齿在鱼肉上刮了刮，砸吧了两下嘴唇，脸色才和缓下来。

边大姐走后，这一天剩下的时间过得还算平静。老太太精神很好，吃完饭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临进门，又在门口喊叫陈阿姨。我开门后说，陈阿姨死了，被烧掉了，怎么能喊回来呢！这话说得她瞬间情绪低落，回屋后打开电视不停地换台，后来干脆把遥控器扔到茶几上。电视上正播放一档乡愁节目，一片稻田边上有个小村庄，村子里死了人，主持人在全程采访安葬仪式。这地方的习俗有点特别，埋人在凌晨时进行，好像死者生前做了见不得阳光的事。树梢上挂着花纸、白幡和灯笼，门前先是响起鞭炮声，接着一阵哭声从门内扯出来，黑漆漆的街道上丧服飘动，拉起长长的送葬的队伍。老太太伸手去摸茶几上的遥控器，遥控器一把被我拿过去了。再看一会呗，我说，我们那儿死人是不放鞭炮的，又不是什么喜庆事，搞得像要庆祝似的。老太太脸色难看，抠了抠手上的指甲，眼睛斜睨电视的当口儿，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是一个墓穴，大头小尾，像张开的阴森森的嘴巴，等着要吞噬什么。镜头拉近后，墓穴里有明厅，有暗室。城市人死掉后都在火葬场用炉子烧，边老太大约很少见过乡下土葬的墓穴。我给她讲解说，暗室是陈放装有尸体的棺材的，明厅里一会儿要往进填土，填饱后鼓起来，就成为坟堆。老太太终于看不下去了，从沙发上站起来，走过去用指头戳了两下，关掉了电视。

整个上午，她一直躺在床上。我收拾完厨房以为她睡着了，进屋后一看，她眼睛睁得和铜铃一般，把自己硬邦邦在床上横着。

这一天，我夜里再没有哭。但不知为什么，我又想起我母亲。我现在走在了另一条道上，这不是她的愿望，也不是我的心愿。我一天都没有伺候过她，却一直四处奔走去伺候別人。当然，也从来没有人伺候过我。我不知道她眼下是否还在世，掐着指头算算，应该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我有二十年没有回过家，没有和家里有过任何联系，也没有人联系过我。她在我心里早就死掉了。或许，我们彼此都以为对方早死掉了。

这天后半夜，没等边老太站到我床头，我摸着黑进了她屋子，在她床头站了一会。她睡觉没有鼾声，和我母亲一样。我不明白睡觉为什么会没有鼾声，我打起鼾声来响亮而放肆。是因为胆怯、谨慎，还是心怀鬼胎？一想到心怀鬼胎，我的血立刻往头顶上涌。边老太果然没有睡实，从梦中惊醒后一侧身从床上爬起来。她以为我要杀她，一看见我的身影，身体立刻缩成一团，像一条拐线虫。我不知哪里来的怒火，端起床头柜上一杯凉开水，一甩手泼到她脸上。很久之前的一个夜晚，我曾经试图对我母亲这么做来着，后来却什么也没有做。一股透明的液体从老太太她脸上倾泻，脖子和胸前湿漉漉一片，汗衫贴在了她干瘪的胸上。我泼完后有点后悔，又一想，这是让她清醒一下，好起身上厕所，不然她夜里又會尿床。边家的几个儿女或许并不知道，她母亲其实有尿床的毛病。先一天，我天不亮给她换了床单，她丝毫不领情，大清早还给边秀云告了我的黑状。

吃午饭的时候，边四海来了，车在院子里按了几下喇叭，我过去给开了屋门。边四海拎了一斤活虾、一块腊肉，钥匙链上又挂了一小壶酒。小余小余，边四海说，午饭把这些做了，咱们庆祝一下。

我在厨房里煮白灼虾，知道老太太在客厅一定又向边四海告状。不一会边四海来到厨房，小声说：小余呀，老太太说你给她床上泼水了，我想不会吧？我把调蘸汁用的生抽滴在小蝶里，一点一点给碟里挤芥末膏。怎么会呢，我说，老太太床为什么湿，你问问边大姐就知道了。我想边秀云是在家里待过的，老太太尿不尿床她应该清楚。边四海认了真，假说去车上拿手机，在院子里给边秀云打了电话。别理她！他回来后对我说，一日三餐什么都不缺，只剩下给人找茬儿了。边四海这天挺高兴，因为升职了，当了局长，专意来给母亲报喜的。吃饭时他呡着小酒，把单位的事一桩一件地给老太太学说。老太太夜里没有睡好，精神萎靡，加之向儿子告状后没有看到告状的效果，兴致就不高。她不接边四海的话茬，低头不住地刨饭，碗空了还在刨。边四海说：要不给再盛点儿饭？没等老太太开口，我说：已经吃的不少了，老年人的长寿秘诀就是多餐少吃。说完我问边老太：老太太，您还想多活几年不是？老太太瞪了我一眼，我接过她手中的碗，递给她一杯白开水。

边四海临走时，在门口冲我招了招手，把我叫到车跟前，对我说：我们姐弟的事让你要费心了，你把这里当成自己家，放手干好了，干得好额外给你加工资。

他开着车走了。我站在楼门口儿想了一会儿。怎么叫放手干呢？

五

我招呼老太太吃完早饭，九点钟准时去菜市场买菜。买了一块豆腐，一撮韭菜，回家时，发现老太太把家门从内反锁了。我拧了几下钥匙拧不动，就知道门反锁上了。老太太挺狡猾，吃早饭时看不出异常，我买菜出门那会儿，她起身上卫生间，也没有什么反常举止。现在却把我锁在门外了。我敲了几下门，屋内没有动静。因为是一楼，我走出楼道，趴在窗户上朝里看。老太太也趴在窗户上，贴近后几乎和我鼻子碰到鼻子。我喊她开门，她冲我摆了摆手，随后双手背在了身后，在客厅里转悠。我的第一感觉是，她想解雇我，心里不免感觉滑稽。这不是我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有一年在湘江边的一个城市，那里的人们喜欢吃河粉，我的雇主是个近七十岁的老太太，也喜欢吃河粉。她发现我每天给买来的河粉里加一种白色粉末，不干了，叫来独生儿子要解雇我。儿子说保姆说过了那是胡椒粉，去腥提味的，你嚷什么嚷呀。她终于没有拗过自己的儿子，我依旧留下来，依旧每天把白色粉末拌进为她预备的饭菜中。以我的看法，人到了年老体衰的年龄，可怕的是思维和体力不同步，凡事如果还想由着性子，到头来只会自讨苦吃。湘江河畔的夏季闷热潮湿，我想尽快离开那里换个地方，粉末的量越加越大。不出一个月，老太太就一命呜呼。我现在离开窗户，站在楼前给边秀云打了个电话。边秀云过了一个多小时才赶过来，那期间，我坐在楼前的台沿上，一直在看两棵椿树上的野猫在你来我去的追逐、嬉戏。

边大姐赶得气喘吁吁，叫开了老太太的门，一进门就说：你怎么就不能省点事儿呢！我在单位忙得要死，你还在这边给我添乱。

我不声不响，把买回的菜放到厨房里，用一盆自来水浸着，然后冲洗了抹布，去阳台上擦玻璃。

边老太说：好歹都是死，你们让我死到养老院去。

边大姐说：大清早的，说这么灰心丧气的话，谁想让你死了？我们哪个没有一大堆事要忙碌？这不是为了伺候你才雇了保姆嘛。

边老太说：这孩子不是保姆，是来索命的。

边大姐听了这话，不和她再说了，去她的床头柜里翻东西。我手里拿着抹布从阳台上走过去，问她找什么。她说，那些罂粟壳子得扔了，那玩意儿吃了人会产生幻觉，我看老太太是吃多了。边大姐大约是忘记了，进门的第一天，她就嘱咐我把一堆褐红色的壳子收拾起来，不能叫老太太再泡水喝。我当时把它从床头柜里拿出后，全塞进了我的蛇皮袋子。收起来了就好，她说，它不但有毒，吃了还会上瘾，老太太近来疑神疑鬼的，我怕是吃了它的原因。

为了防止她以后再反锁门，边大姐叫我早晨买菜时把老太太带上。她说，多运动运动，对老年人没有坏处。

从这天起，每天草草吃过早饭，我就吆喝边老太从沙发上起来，和我一起去菜市场买菜。第一天，老太太很不情愿，说如果她去买菜，我不是成了吃闲饭的。有了边大姐的话，我不由分说把她从沙发上拽起来，拽着胳膊向菜市场走。正是盛夏时节，太阳刚出来就烤得地面发烫。她一走到居仁坊的牌坊底下，就想坐在石墩子上歇脚。楼上的李阿姨早早买了菜，拎着塑料袋走过来，说，这老太太，大热天保姆买菜还要跟着，真是越老越不放心人了！边老太在石墩子上喘着气，低下头不吭声。我说：老太太在家闷得慌，想出来运动运动。我发现边老太手里攥着手机，眼睛盯着手机屏，大概又想给边秀云或者边四海打电话告状。李阿姨刚一走开，手机被我抢了过来。我抹去头上的汗，想留她一个人坐在巷口，自己去买菜。转念一想又担心她会走丢。按我的经验，家里死了人不大要紧，要紧的是走丢。报案，张贴寻人启事，网上发帖子，天南海北的寻找，没完没了，鸡犬不宁。最后，这一切都是做保姆的责任，那责任我可担不起。没办法，我又一次把老太太从石墩上拽起来。尽管身材瘦小，穿着宽大的绸衫倒不明显，可是我手在她肩膀上一提，就感到她身体的轻飘了，简直没有多少分量。我几乎是拎着她到了菜市场。买完菜，又把她一路拎回家。

楼上的李阿姨从前是剧团唱旦的，时常在家里吊嗓子，鬼哭狼嚎似的。为了隔三差五在院子的自乐班里唱戏，她练功很勤奋，早晨五点半刚过，在阳台上就开始咿咿呀呀。上午会安静一会儿，晚上八点过后，又站在阳台上咿咿呀呀。

我想起边大姐提到的那些罂粟壳子。此前我从来没见过罂粟，上学时只在课本上读到过。这是什么神奇的药物？我把一只罂粟壳从蛇皮袋里取出来，把粉红色的果子仔细看了看，进厨房往煮奶的小锅里放了一颗，完了用开水煮。罂粟在水里翻滚，水变成了淡黄色，我倒进杯子，拿过去给边老太喝。边老太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脑袋歪在一边，和往常一样一点鼾声都没有。我叫醒她，把水杯喂到她嘴边。她喝了一口喷出来，骂我想烫死她。我回到厨房用冷水冲了冲杯子，又一次把水杯放到她嘴边。她喝了一口吐出来，说：苦死了，你想毒死我是不是？李阿姨这会正在楼上吊嗓子，声音又尖又细，家里的窗玻璃跟着共鸣起来，发出扎扎的响声。我从茶几上拿起一条抹布，在手心里揉成一团，把一团抹布塞进了她嘴里。

边老太嘴里呜呜咽咽地叫，想从沙发上起身。我按住了她的双腿，那里简直骨瘦如柴，摸着叫人寒心。她扭着身子在呜咽，我把电视的声音调大，电视上正在播一部抗战神剧。在她越来越小的喊叫声中，我聚精会神地看起了电视剧。一部抗战剧被几个年轻人演得神乎其神，逗得我差点儿笑出了眼泪。

不晓得边老太是什么时候睡着的。我看完两集连续剧，她又醒了。

我把抹布从她嘴里掏出来，抹布被她的口水泡得湿淋淋的。

她目光惊恐地睁着，平躺在沙发上看着我。

我说：以后你得听我的，明白不？

她的神志有些迷糊，但听了我的话，还是朝我点了点头。

我把剩下的罂粟水趁势又灌进她嘴里。

要说，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认命的。边老太从这天起认了命，每天按时起床吃饭，吃完饭跟着我出外买菜。七月刚过半，酷热难耐，她每天跟在我身后连颠带跑。罂粟的药效真的很神奇，边老太的精神似乎被激发，不再喊热，也不再半道上偷懒。白天很少再睡觉，夜晚和我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我看到夜半三更，她一眼不眨在边上陪着。不过，这玩意的副作用很快也显现。我看完电视剧在床上躺下，迷迷糊糊刚进入梦乡，她在隔壁房间喊上了，说打鬼打鬼。我吓出一身冷汗，跑过去开灯一看，发现她在地板上躺着，怀里抱着一只枕头。她看见我，喊着儿子边四海的名字，说，四海你快开门去，你爹从上海出差回来了，快开门去。我把她从地板上挪到床上，对她说，夜晚里乱叫不但会叫来鬼，还会叫来吃人的狼，小心狼吃了你！这话是我母亲从前给我说的。在我们那个山村，很久以前就没有看见狼了，可是每次我在睡梦中说胡话，她都会那样吓唬我。我长大后才知道狼和狗有点像，体型比不上野猪庞大，牙齿也没有水牛尖锐。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用狼吓唬人。不过这话还真管用，边老太听了我的话，头上蒙住毛巾被，嘴巴就闭上了。

边四洋这天回家看边老太，进门后说：不对呀，这才几天时间，人怎么就廋成这样了？

边老太不看她儿子边四洋，看着我。我说：没有呀，老太太本来就廋，都说有钱难买老来廋，还是廋点儿好。

边四洋和边秀云一样，面皮长得白净，细眉细眼，有一丝女人像。他问边老太是否按时吃饭，按时休息，每天去外边活动了没有？边老太午饭后发困，躺在床上想睡午觉，他坐在床边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嘴里唠叨不停。问完边老太又问我，哥哥边四海几时来过，姐姐边秀云呢？午饭吃什么了，饭量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才几天不见，脸色怎么就蜡黄了呢？在他的询问中边老太不住打哈欠，后来，干脆就睡着了。

临出门，边四洋嘴里还在念叨说：这才几天不见，怎么成这样了呢！

到了门口，他回身拿出一千块要塞给我，说：小余，这算我奖励你的工资，老人的事你真得费点心，拜托了！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拒绝了他的钱。我说：工资我按月领着，当然会尽心的。

这天晚饭后，家里闷热得厉害，边老太不喜欢用空调，我把客厅的落地扇调到最大，可身上依然一层一层起热汗。入夜后来了一阵凉风，刚打开窗户，远处传来打雷声。一道道闪电撕裂开夜空，雷声像火车一样轰隆隆从头顶碾过，接着下起了瓢泼大雨。雨水击打着窗户，窗玻璃似乎顷刻会被击碎。随后又是闪电，天空裂开长长的口子，一声巨雷炸响，震得床都在晃动。头顶不断响起雷声，我觉得自己要遭报应了，抱着毛巾被蹲在床头，身体蜷缩成蜗牛状。随着窗外的闪电和雷鸣，我的神经一下一下收缩，感到自己即将和我伺候过的那些人一样，很快要不久于人世。我头疼欲裂，心慌得厉害，脑袋钻进胸前的毛巾被，双手揪住头皮，仍然无济于事。外面霹雳啪啦响起塑料棚的倒塌声，响起树枝断裂落地的声音，响起此起彼伏的汽车鸣叫声。世界在这一刻仿佛崩裂，天塌地陷，万劫不复。我想起了我母亲的话，尽管极不愿意，我现在却常常想起我母亲。她说：这是你的命！难道我的命真该如此？那另一个我呢？什么是她的命？她现在在哪儿，是否也和我一样正经历这种折磨？

天色微亮，我从双腿间抬起头，看见窗户上挂着一截树枝，沾了一大片树叶。我起身去隔壁房间看边老太，这个可怜的家伙头栽在床和衣柜之间，身子在床头柜上架着。我以为她被吓死了，走过去扯她肩膀，發现她肩膀上发硬，拉起脑袋一看，嘴角上挂着一滩口水。她眼睛斜看着我，乍看像不怀好意似的。我把她抱起来放到床上，发现她还有呼吸，只是脸上的肌肉歪到一边，搬都搬不过来。是中风了。

我立即打电话把这事告诉了边秀云。边大姐是个心态平和的人，没有和我在电话急，反而安慰了我两句。毕竟，夜晚的雷雨是多年未见的，也不是下给老太太和我两个人，每个人都经历了，这不是我的错。很快，边家的三个儿女从不同方向赶过来，他们二话没说，一起帮我把老太太弄到了救护车上。

经过了这遭事儿，从医院回家那天，我把边老太在床上安顿好，拿起抹布收拾被一场暴雨搞得凌乱不堪的阳台和窗户。他们姐弟三个在客厅里坐下来，商量接下来的事。边四洋提出辞退我，他说，没见过这么不中用的保姆，有事了只管自己不管老人，要这个保姆干什么！边四海黑着脸不做声，不停地抽烟。边秀云用手打了边四洋一下，低声说：哪家的保姆能像儿女一样尽心行孝？这话你就别说了。边四洋说，那不行，我们雇了她就为的是替我们行孝，不然何必每月花三千多块钱。边秀云还是不同意辞退我。小余是大山里出来的，我看够老实了，说不定换一个更差劲，那时怎么办？边秀云说，你们哪个有时间来伺候老太太？要不然你们各忙各的，叫媳妇过来和我轮流伺候，成不？边四海这时掐灭了烟头，对边四洋说：老年人哪能没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单位的退休干部老黄，上午还在易俗社看了场戏，晚上说走就走了。他家可是没雇保姆的，难道这事得怨儿女？边秀云最后打住了他们的话，边秀云说行了行了，不说丧气话了，往后的日子还得靠小余。先问问小余，像老太太这种身体状况，是不是需要多加工资？

边四海来阳台上和我谈工资，边四海说：小余你就看着办吧，还需要加多钱，你尽管说！

以往做保姆的行规是，伺候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原有工资上最少加一千。我不想乘人之危，叫边四海他们自己看着办。边四海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他说：那按你们的行规来吧，不过往后你可要加倍小心了，别再出什么意外。

这话我不爱听，听他的意思好像这场意外是我成心做出来的。在那个雷鸣电闪的夜晚，我自己没出意外已经万幸。这次，我可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六

那天，边四洋临走前要过我的身份证，拿在手里端详了半天。我为此好几天心里忐忑不安。我是个没有身份的人，那张身份证是我在网上买的。连名字都是假的，是世界上另一个我的名字。我曾经在北京做过半年保姆，当时去北京的目的不是为了做保姆，是为了看长城，那些是我以前在课本上才能看到的。在北京转悠了一个月时间，有一天爬完长城，在长城脚下一家餐馆吃下午饭时，店主和一个中年人谈论找保姆的事。那会儿我身上的钱花的差不多了，心念一动，主动和他们攀谈。后来，在附近的村庄做了几个月保姆。一桩差事干完了，到了秋天，北京的风沙大，天气也一天天变冷，我寻思着得找个舒心的地方。没想到去了火车站，车票突然改实名制了。我以前的身份证已经过期，很多年没有和家里联系，不可能再补办一张。为了解燃眉之急，我只好从票贩子手里买了张高价票，一口气坐到了广州。到了广州，我在网上买了张身份证。当时不知怎么想的，我厌恶了自己的生活，连自己的姓名都想一脚踢开。我左思右想，想起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我给卖假证的人在QQ上说，我叫俞慧敏。那些人真是神通广大，在茫茫人海中竟查到了俞慧敏的身份证号码。据说那时她正在东南一所大学读研究生。办假证的人见到我发过去的照片，惊讶地说，你还办什么假证呀，你不就是俞慧敏么！是的，我也以为用上了这个名字，我就会成为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可是，我此后仍旧过着四处游荡的生活。在饭店里刷碗，在家政公司做清洁工，被中介公司贩卖到不同的人家做保姆，后来又自己单干。这才是真实的我。

回想起来，如果边四洋随便上网查查，或许就发现这个叫俞慧敏的人不是讲师就是教授，应该站在大学的讲台上，而不是屈就在他家。我等了三天，边四洋没有回家。看来他查验我的身份证不过是做做样子。他不是在保险公司上班吗？这或许只是他的职业病。

李阿姨他们在院子里唱戏，我用轮椅推着边老太在院子转悠一阵，完了围在边上看热闹。这期间，碰见过几次对面陈阿姨的儿媳，她比我大五六岁，在超市上班，每天早出晚归。她对边老太怀着一腔怨气，每次见到我们都会说，咦，这老太太倒真会偷懒，坐上轮椅了！边老太的精神已大不如前，眼眉一边高一边低，眼皮松弛耷拉，时常昏昏欲睡。这是我度过的最悠闲的一段日子，没有执拗、较劲和相互算计，面对一个垂死之人，我的身心完全放松，只需把一日三餐填进一张乌哩乌啦的嘴巴。

下午从院子里转回来，在客厅给老太太剪发时，我发现她一头白发已经稀疏得可怜，头顶上苍白的头皮裸露在外，像一张皱巴巴的婴儿的脸。我剪着头发，她脑袋倚在我腋下，干瘦的嘴唇嗫嚅着，不晓得想说什么。这时，我忽然又想起我母亲。几个月以来，我恨我自己，为什么莫名其妙会想起她。是预感，先兆，还是以往的恨已经化解，才不由自主想起那个生养我的人？我搞不明白。我有点想家，想半山腰上那三间厦房，想门口的鸡笼、门右手的羊圈，还有在山路上背着柴火的母亲。想家的感觉一时压得我透不过气，匆匆给老太太剪完发，外面的院子里还在唱戏，我推着轮椅从家里又出来。李阿姨唱完一出戏，正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喝水。我快步推着边老太过去，叫李阿姨帮着照看一会，就一小会儿。李阿姨说，这丫头火烧火燎的，着急做什么去呀？我说，好久没给家里寄钱了，我上趟巷口的邮局。我的确好多年没有进过邮局，因为世界上没有值得我鸿雁传书的人。到了巷口的邮电营业所，我甚至填不了窗口递过来的单子。一个来邮局寄发快递的年轻人从包里拿出签字笔，拿起我的汇款单，坐在大厅一角的桌子上帮我填汇款单。他问一句给单子上写一句，我脸色通红，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了老家的地址和母亲的名字。年轻人很奇怪，他大概没有见过一个人对家乡和亲人的记忆会那么艰难和生涩。问到汇款人地址时，我犹豫了一下。我不想让我母亲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可是又忍不住想告诉她。这些年来我不知道她的生死，她自然也不知我的死活，我们像阴阳相隔的两个人。犹豫的结果，我还是说出了老太太家的地址。把五千块钱汇款递进窗口后，我如释重负。许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把自己的期望投递出去。转身回到小巷，我的心又悬了起来，我预感到自己即将会遭受期待的煎熬。为了这份期待，我得把老太太的生命尽可能多延续些日子。

八月十八这天是边老太八十三岁生日，提前两天，边大姐就提出一家人上饭店吃顿饭。平常大家各忙各的事儿，难得一聚，老太太的生日正好是个机会，几大家子人能借机团聚一下。到了前一天，姐弟三個来家里一合计，又感觉去饭店不合适。老太太再热的天也受不了空调，而媳妇、孙子却是一刻也离不得的。如果随了老太太，他们受不了，不要说吃饭，待在包间里都难。可假如随了他们，搞不好老太太又会中风。团聚的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后，决定还是在家里凑合一顿便饭。家里两室一厅，七十多个平方，地方小，一大家人团聚也谈不到了，三姐弟过来陪着老太太吃顿饭，就算完事。

这顿饭吃得有点煽情。我一大早开始忙活，边大姐也过来帮着洗菜、烧菜，临近午饭，手忙脚乱弄了八盘菜。边四海带来一瓶酒，不敢给老太太喝，边秀云也不喝，他和边四洋往玻璃杯里一人倒了一大半，边吃边喝。第二杯酒下肚，边四海忽然抱着头呜呜哭了，眼泪从指头缝淌出来，怎么都劝不住。边秀云见劝不住边四海，自己也眼圈发红，背过身用纸巾抹了会鼻子。边四洋说，人还没死，好歹还能看着我们给过生日，有什么好哭的！边老太每天夜里烦乱不堪，一边的胳膊腿动不了，另一边的胳膊腿乱踢乱抓。每次睡觉前，我都从蛇皮袋里抽出几节带扣的帆布带子把手脚给捆绑上。可她白天里目光呆滞，几乎无话。边四海在哭，她一边的嘴不灵用，另一边自顾嚼我喂进去的虾仁，一丝表情都没有。边四海哭着说：这简直是生不如死么！边秀云指头戳了他一下说，你每回喝酒都这样，喝舒服了就开始胡说八道！边四海端起杯子还要喝，被边秀云一把夺过酒杯。边四洋说：既然大家都不安心，不如送养老院好了，反正都是等死！边四海瞪了他一眼，边四海说，那会儿胳膊腿能动的时候都没送养老院，什么时候了，送养老院干什么！

边老太还没有吃饱，边四洋站起身，说下午还有事，起身开门走了。边四海下午有会，司机在门外按了几阵喇叭。两个人一先一后走了，边秀云帮着收拾完碗筷，我在厨房里洗漱，她陪着老太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我过去擦拭茶几时，看见她手拉着老太太那只没有知觉的手，身子伏在沙发靠背上，嘴里呜呜不止。那天，她着实痛痛快快哭了大半天。

七

如果没有陈阿姨的儿媳傍晚来敲门，我想，也许边老太会多活几年。

那段日子，我不知哪里来的心劲儿，一心想把老太太服侍好。我承认我很少怀着一股心劲儿服侍人，除过我第一次做家政的那个男人。记不清是多少年前了，因为那事我后来很少去想，现在却偶尔会想到。我刚在世界上闯荡，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川菜馆里打工。打工时，一个中年妇女负责传菜，我负责给客人上菜。有一天，她传给我的一盘泰安鱼里有一根长长的头发，头发几乎在鱼头上绕了一圈。客人发现后要投诉，谁喜欢把头发和鱼肉拌着吃呢。他叫来了老板，老板说换菜可以，但一再解释说这不是厨子的错，厨房里一尘不染，每天都有检验所的人来检查。他暗示我，头发是我掉进去的，叫我向客人道歉。我那时刚从山村里出来，给自己染了一头黄发，和菜里的头发颜色明显不同。我嘟着嘴不肯道歉，被老板炒了鱿鱼。当天被赶出饭店，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转悠了三天，我夜晚就睡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在候车室的墙上，我看见了一个家政公司的电话，开始在家政公司里做钟点工。做了两年钟点工，两年过后，我和一个电焊厂的病退职工生活在了一起。起初，我只在每天中午去一片棚户区给他做午饭，那里有一个废弃的钢厂，顺路还能捡到卖钱的钢丝、钢片。他比我整整大了二十五岁，论年龄能给我做父亲。我们住在了一起，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有了自己的家。尽管只是棚户区的一间平房，可我心满意足，打算在那间平房里安稳地度过一生。我那会儿心劲特大，他断了一条腿，每天捧着茶杯在平房门口喝茶，我在周围的街区里拾废铜烂铁换钱。每天累得腰酸腿疼，我却一顿饭都没有少过他的，尽心尽力地伺候那个男人。直到后来，他动不动用烧红的烙铁烙我。我至今都不明白，我像父亲一样伺候他，他为什么要用烙铁烙我。如果说他后来的死是因为我，那不准确，应该是因为烙铁。我每次给他的茶杯里放完农药后，都要用烙铁的把手试一试，看他是否还能握住。

他是我生命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我悉心伺候过的人。

我现在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也想尽心伺候一下边老太。说实话，那段日子我把她照顾得挺好。除过夜晚为了防止她下床跌一跤，把她捆绑在床上，别的时间，我是把她当亲生母亲般照料的。再没有给她喝过罂粟水，也没有夜半三更溜到床头猛不丁吓唬她。没有给她身上泼水，一边又口中念念有词地诅咒。大熱天晾晒床单很方便，我几乎一天给她换一次床单。我每天夜里起两次床，一次把她从左边翻到右边，另一次又翻回去。她半边身子动不了，我担心她在溽热的天气里会出褥疮。边大姐有天回来，看见我把老太太抱上坐便器，完了又用一盆温水给擦洗屁股，当时眼圈就红了。她说：多亏你了，我们做不到的事，你全都做了。把老太太放回轮椅，边大姐过来抱住我肩膀，忍不住又想哽咽。我叫她改天过来时带张钢丝床，打算夜晚睡在老太太房间，那样招呼她翻身、起夜更方便。我不想夜晚里再捆绑她手脚了，活生生一个人，被我用布带子把手脚扣上，想想有点遭罪。自从汇出那笔款子，我是如此耐心，如此平静地待在这个家里，等待来自另一个家的消息。那对我来说像另一个世界，我曾经拥有却又失去了的世界，当我真的需要它时，才知道它对我有多么重要。有几次，我甚至担心因为我母亲老眼昏花，看不清给我回信的地址。但是在这个傍晚，陈阿姨的儿媳却敲响了屋门。

她手里拿着一个单子，边递给我边说，想不到你一个保姆，竟挺能挣钱的。

我接过单子看了一眼，是退回来的汇款单。备注里写了几个潦草的字：查无此人。

当时，我脑袋里“嗡”的一声，像揭开了一只蜂箱。我关上屋门，额头顶在门背上站了好大一会，仍没有理清“查无此人”几个字的含义。把揉成一团的汇款单重新展开，上面的收款人确凿无疑是我母亲的名字。地址更不会写错，就算走遍天南海北，我也记得我来自某乡某村，甚至第几村民小组都记得。但汇款单还是被退回来了。我像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浑身都是麻木的。查无此人，也就是说那个人不存在了，走丢了？搬家了？还是……曾经相依为命的我们，现在缺少了一个。世界上只剩下两个俞慧敏，一个是我，另一个也不知去向。

我黑着灯坐在小房间的床上，外面路灯闪烁，高处的天空上星辰点点。一只野猫在院子里叫，从一棵树枝跃到另一棵树枝上，树杈上露出一对明亮诡异的猫眼。我不知不觉从床下拉出了蛇皮袋子。这条跟了我多年的蛇皮袋子，是从一个乡下人家带出来的，从前上面写着字，这些年已经被我用后背磨得模糊不清。我打开袋子，从一件缠裹的秋衣中间取出几个针管，在另一件外套口袋掏出一把针头。每一个针头都匹配着一根针管，有长有短，有粗有细。我捡起一根针头，严丝合缝地插进一个针管，把袋子里的衣服一咕噜倒出来，下面是一堆杂物。一瓶敌敌畏，两瓶安眠药，四条扣带，一盘尼龙绳子，一个装着的白色粉末的小塑料包，还有灌了沙子的一只枕头。我从枕头下边拿出敌敌畏，扭开瓶盖，针头伸进去饱饱吸了一口，攥着针管来到客厅。

边老太晚饭喝的稀粥，此刻正打着饱嗝在沙发上看电视。她看任何节目都神情淡漠，但眼睛却一眨不眨，呆滞地盯着前方。

我坐在她身边，一只手抚摸着她花白凌乱的头发。她眼睛眨了一下，像有某种预感，脑袋想挣脱我的手。我一把揪住头发，另一只手抡起来，针头扎进她一侧的屁股。她哼了一声，脑袋歪在沙发上。

我一点点把针管往进推，边推边给她说好话。我说：乖乖的就会少受点疼，你看，快打完了。

边老太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打完后甩了一下针头，把几滴敌敌畏甩到了地板上，才发现打针的这边屁股原本就是动不了的。我白白浪费了药物。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发生。当年我给我的残疾男人下药时，第一碗熬好的骨头汤里下了药，他接碗时失手掉到地上，碗摔成了两半。边上跑过来一只鸡，在地上的汤里啄。我假装扫地赶走了鸡，把他拉进了屋。鸡没跑出多远就倒地不动，我走过去抓住翅膀扔进了垃圾堆。第二碗汤放到饭桌上，他刚准备喝，家里的小狗贴着门跑进来。他放下手中的碗，用筷子从里面捞出一截碎骨扔给狗，狗叼着骨头出门。我劝他继续喝汤，他不肯喝了，骂骂咧咧地说：这哪里是喝汤，是想烫死我！他要等汤凉一凉再喝，起身想去外面转一圈，拿拐杖时一头勾住了桌腿，饭桌晃了几晃，一碗汤又全洒到了地上。这全是他的错，他却气急败坏去锅台边烧烙铁。我终于忍无可忍，当天就用一根尼龙绳子解决了他。我在他的茶杯里浪费过三袋农药，那天又用去半瓶敌敌畏，外加两碗骨头汤。这样的事以后再没有发生过。

边老太这边的身体是麻木的。我搞不清麻木的身体能否感受到刺伤和疼痛。我回到小房间，又在我的百宝箱里翻腾。尼龙绳是不适合的，夏季穿衣服少，很容易看见脖子上的勒痕。安眠药也不行，边家的几个儿女说不准什么时候回家，回家后发现她长眠不醒，势必又要折腾到医院，洗胃，住院，到头来还得我伺候。我一天都不想待下去了，从汇款单退回的那刻起，我的心已经走了。我想回家，想看看家里的鸡笼、羊圈，还有那三间厦房。我想象不出我母亲的坟在哪里，乡下人不像城里人死后被烧掉，好歹会修一座坟。她的坟在哪儿？在屋前的崖畔下，还是屋后的山坡上？我现在连想象的耐心都没有了，只想立即赶回家去瞧瞧。

我又一次给针管里吸饱了敌敌畏，回到客厅后，边老太头枕在沙发靠背上，脸朝上，嘴角抽动。她眼下的姿势，倒是很适宜用灌了沙子的枕头去捂，任凭她左右挣扎，不出三分钟准会断气。可是我不忍心，我看见她垂着眼帘，一只手正在抠另一只手上的戒指。我提着针管在她跟前站住，她看着我，露出祈求的目光，手仍在指头上抠着。戒指快要被抠下来了，从一处关节退到另一处关节。她右手把麻木的左手抬起来，把一枚黄亮亮的戒指送到我眼前。我终于明白，她是想收买我，在最后关头为自己买命。我才不会稀罕一枚戒指！提起这玩意儿我就来气。还是在一个老太太家做保姆时，老太太丢了戒指，无端地怀疑到被我偷了。她的女儿是个舞蹈教练，不知在哪里练就的一副身手，三下五除二脱光了我的衣服。她怀疑我把它藏进了内裤或者胸衣。我的胸衣被扯得稀烂，最后从两个鼓起的胸罩里，只掉出了两圈铁丝和两片海绵。过后，我在她家的马桶边上发现了那枚戒指。我本来打算用它给自己洗刷屈辱来着，但不由自主地一抬手，把它冲进了马桶。边老太用这枚戒指又一次刺伤了我。我把她的脑袋抱到腰间，一弯腰，把针头刺进她肚子。

现在是晚上八点半，电视上又开始播放那档乡愁节目。这些日子的乡愁节目里老演死人，一个地方的丧葬结束了，接着又是另一个地方。一个村子里死了人，这回他们不是在黑漆漆的夜里埋葬，而是大白天把小船开到河面上，船上装着棺材，河面上搭起木架，用木架把棺材吊上一侧高高的悬崖。我想起了我母亲。她这辈子所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架空了我的人生，把一切留给了另一个我。她给了我黑暗的生活，应该被黑夜埋葬。要不，该把她挂在悬崖上，让她也过一世提心吊胆的生活。

八

早晨去菜市場买菜，半路碰见李阿姨，李阿姨说，小余你今天买菜这么早，是清闲了？不用照顾老太太洗脸刷牙上厕所了？

那时八点钟还不到。

在菜市场买完菜，我在对面的旅行社买了张回老家的火车票。没想到老家的县城已经通上动车，只有六个小时车程。早知道这样，接这单生意之前就该回家去看看。网上许多人说，出门打工若干年，在外时怀念故乡，等回到家，又发现物是人非，往昔的风物不在，故乡成为回不去的故乡。我心想这怎么可能呢。只要我家的三间厦房还在，门前的沟、屋后的山还在，故乡就在那里。我回去后会养一笼鸡，圈两只羊，最好再养一条狗。不是城里的宠物狗，而是毛色金黄的大狼狗，那样，我会在半山腰的老屋里了此残生。男人我是不会再找了，兴许会在周围的村子收养个孩子。我有一些积蓄，会一直供养他上学，让他带着我的理想上完大学上研究生，完了再读博士，最后像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样，信心满满地待在城里。他只需个把月来一次电话，告诉我他没有受欺负，没有受骗，没有遭遇小偷，没有四处漂泊着讨生活，我便心满意足了。

我提着一兜菜进了楼道，对面陈阿姨的儿媳这天换休，拿把扫帚在门口扫楼梯。我开门后放下手中的菜兜，走进边老太房间，边老太的脸被我擦洗得清清爽爽，看上去一尘不染。她闭着眼躺在床上，一直戴在手上戒指放在床头柜上，下面垫了一张餐巾纸。清晨的阳光从窗户射进来照在戒指上，反射出一道耀眼的光。我转身走过客厅，走出大门，对正在扫楼道的陈阿姨的儿媳说：老太太走了。她没有听懂，问：走了，干嘛去了？我手往屋子里指了指说，走了就是走了。这回她听明白了，从楼梯上探身朝屋内望，说那你还等什么呀，还不快点给边秀云打电话！

边秀云回家时，李阿姨和陈阿姨的儿媳正在门外议论，说没想到走个人会这么快，无疾而终，简直和跑了只蚂蚁一样。说着话看见边秀云，一时又不知说什么好，脸上讪笑着给她让出过道。不一会儿工夫，家里来了不少人，院子里也变得热闹起来，汽车声，杂沓的脚步声，到处人影晃动，却听不见有人说话，像夜场结束后的剧院或者电影院。边四海来后，一直躲在厨房里打电话，嘴皮动个不停，始终听不清在说什么。边秀云在边老太房间翻箱倒柜，找出一身式样怪异的衣服，像是提前给老太太预备好的。她现在把它捧在手中，久久地凝视着，目光空洞。李阿姨从门外走进来，没有像往常一样鼻子里哼着戏曲儿，气都不敢大出，刚出现在里屋门口，被边秀云一把拉了进去，门从内关上了。一伙人脚步匆匆地过来，又脚步匆匆的过去。边四洋站在客厅里骂人，说家里来了这么多人爆炸了似的，却没有一个活人。我不理解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事实上是来了不少了，但全都默不作声，像鬼魂一样在屋里晃动。没有一个人哭，连抽泣声都没有，不知道是为什么。有的人死掉后有人庆祝，有的人死掉会有人哭，这家人很蹊跷，既不搞庆祝，也没有哭声。我独自坐在小屋里的床上，大热天头上直冒汗，心里却瘆得慌，直发冷。我从床上起来，学着他们的样子在屋里踱步。买回的一袋菜倒放在门边的小方凳上，西红柿、黄瓜七零八落，在方凳上冷清地摆开。人越来越多，家里透不过气，我从人群中挤出大门，来到院子。院子里也闹哄哄的，一些陌生人彼此间微笑、点头，低声交谈，仿佛正等着参加什么有意思的活动。我站在他们中间感觉很多余，没有人和我微笑、点头、低声交谈，怎么站都显得碍事，只好又回来。一个男人在大门口呵斥了我，以为我是凑过来看热闹的。另一个男人对着我点了下头，给我让出走道。我低头走进门，走过客厅，在厨房里找到边四海。

快？怎么能叫快？在轮椅里耗了几个月了还叫快？边四海给电话那头的人小声说。

我等了一会，等他打完电话后，告诉他：这里没我什么事儿了。他拍了下脑袋说：对不起小余，把你这茬儿给忘了。说完又开始打电话。我再次拨开几个满屋子乱窜的小孩，挤出门站在了院子里的一个角落。几个楼门口都聚着人，大老远对着这边在指手画脚着。过了好大一会，边秀云和边四海一起从楼道里出来，看见我，把我叫到不远处一个凉亭边上。边四海拿出钱，数了数，交到我手里。我当着他们的面又数了数，一分钱不少，也一分钱不多。他们没有按劳动法的规定多付我三个月工钱，因为着急回家，我懒得计较了。我想等边秀云说几句感谢的话，边秀云面善，这是我看见她第一眼的感觉。我替他们做了近五个月事，现在又让他们彻底解脱了，几句感谢话总该有的。但是，边秀云什么也没有说，脸色蜡黄，我数完钱，她醒了一下鼻涕，跟着边四海一前一后向家里走去。

我摸了摸裤兜，尽管在闹嚷嚷的人堆里挤来挤去，我的火车票还在。差一点儿，我扭過身朝巷子口走去，我要赶下午的火车。走了几步一想，我的棕色挎包还在边老太家，还有那条蛇皮袋子。挎包里有我多年的积蓄，至于蛇皮袋子，兴许一回家我会扔到山崖下。如果我母亲的坟碰巧在那里，就让他们长相厮守去吧。

我最后一次回屋，从大门口一直挤到我住的房间，房间里也站满了人。蛇皮袋子被我扎紧了袋口，和棕色挎包一起放在墙角。我走过去挎起挎包，拎起蛇皮袋子。两个七八岁的孩子趴在窗户上，正和外面的人喊话。我从他们身边擦过，一个小孩嘴里“妈呀”叫了一声。我一低头，发现一根针头刺出蛇皮袋，扎到他大腿上。他转过身双手抓住袋子不放，我揪住袋子继续往外走，头碰到一个男人胸脯上。我一抬头，发现是边四洋。他嘴角冷笑着，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抓着袋子的小男孩嘴里又“妈呀”一声，又有几根针头刺出袋子，一根扎到了他手上。他抖了抖手指上的血珠。我正在发愣，边四洋接过袋子解开袋口，从里面掏出几件衣服，随后，他把袋口朝下，我的所有家当一下子全倒到地上。针管、针头，药瓶、尼龙绳，装在小袋里的白色粉末。一瓶敌敌畏和两瓶安眠药在地板上磕碰了一下，滚了一会儿才停住。我一时间有点发呆，浑身打了个冷颤，转身向门外跑，我着急着去赶下午的火车。我能听见轰隆轰隆的车轮声，还有火车到站后那一声粗重而深长的叹息。但是我在一个人的怀里挣扎了半天，最终没有挣脱。

我再没有看见边秀云和边四海。我被几个人推推搡搡到院子，边四洋喊叫院子里给钢架管上拧螺丝的人停下。那些人没有听他的话，仍旧给钢管上拧螺丝。把螺丝拧紧！边四洋说，不想停下了就拧紧。

按说，我的事到这里算结束了。

说惩罚也好，说报应也好，都算是一种结果。我后来给警察也是这样说的。一个人做了什么事，最后就要承担什么后果，这没什么可辩解的。

但是，我被关了七天之后，警察仍反复问我那句话。警察说：你别尽扯那些没用的词儿，你的名字并不叫俞慧敏，你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

九

法官要给我指定一名律师，说像我这种情况，即使自己不肯请律师，法院也会给指定一名律师。至于律师会给我做些什么，法官说，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为你辩护，你做的一切总有原因吧？他会追根溯源分析你的作案动机，尽量为你开脱。

我的辩护律师四十多岁，姓郑，是个文质彬彬的人，提着公文包，说话慢条斯理。第一次和我谈话时，郑律师说：我不管你犯了什么罪，既然指定我为你辩护，在我眼里你就是个正常人，一个和我一样有正常心智的人，但前提是，你得和我说实话。

我其实没什么好和郑律师谈的。事情在那儿明摆着，我只盼着法官尽快把我从人世上处理掉。我在很多年前已经把自己处理掉了。没有家，没有故乡，没有一个人惦记过我，我也没有值得留恋的亲人，始终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上。活着和死掉，对我又有什么区别呢？

郑律师是个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他问我：边家老太太打骂过你、虐待过你吗？

我摇了摇头，心想他问的话真逗。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哪儿有劲儿打骂虐待我呢！

那以前呢？以前做保姆时，有人打骂过你、虐待过你吗？

要说，他真是个问话专家，这句话一下问得我心里一咯噔，眼睛就潮了。以往的人和事，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闪过。我曾经差点儿被人捏死，又险些被人用一堆钱砸死。记得有一年，我在南方给一家人做保姆，那家的儿子是个老板，常年在国外做生意，母亲瘫在床上，是个植物人。他从来不给家里打电话，为了报平安，每次都是我打给他。他一接到我电话就来气，说我半夜三更打电话影响了他休息。明明是大白天打的电话，怎么就影响休息了？难道他在国外整天睡大觉？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之间有八个小时时差。但是我仍然很生气，我不想为了顺应他，自己总是从凌晨的床上爬起来打电话。再后来我就不打电话了，直到他哭丧着脸从国外赶回来奔丧。丧事很隆重，我说了，他是老板，有的是钱。安葬完他母亲那天，我最后一次打扫了屋子，站在客厅里等他付工钱。他突然扑过来捏住我脖子，叫我救活她母亲。我说我只见过人怎么死去，没见过怎么活过来。他松开手，从保险柜里抱出一摞钱迎头砸来，想活活把我砸死。你不是要钱吗？他说，全给你，你叫老太太活过来。钞票是很沉重的东西，凌厉的棱角给我额头上留下一道抹不去的伤疤。但是不管他怎么有钱，我的确没有那个能力。我现在想，如果我有那个能力，我会让所有我伺候过的人都活过来，不管当初花钱雇佣我的人高兴还是不高兴。一想到这些，我心里有点恨法官、恨郑律师，心想以前你们上哪儿去了，为什么现在才要听我倾诉？

好一阵子，我和郑律师什么话也没有说，面对面坐在接待室的一张桌子前。大概是担心我情绪失控，郑律师话锋一转，问到了另一件事。他说：来自侦查卷里的材料表明，你真实姓名叫俞慧燕，那么，你为什么办了一张俞慧敏的身份证？俞慧敏是谁？

听了他的话，我站起身要回监室。我给门外的警察说，我烦死了，不想和这个人再说话，放我回去。

被拉扯到派出所的那一刻起，我撕掉了火车票，撕掉了我所有的前途和梦想，只想着一切快点结束。我已经很疲惫了，不想和这个世界再有任何关系。可郑律师却提起了俞慧敏，一提起她，我的心情没法平静。我是曾经叫俞慧燕，可我不喜欢那个名字，我喜欢的名字叫俞慧敏。世界上没有俞慧燕只有俞慧敏，这事公安在审讯我时，我已经反复申明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