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平庸美学的一次考察

宋尚诗，八十年代生，江苏宿迁人。本科就读于山东大学（威海）新闻传播学院，现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博士学位。作品散见于《名作欣赏》《诗探索》《财经文摘》等刊物。

平庸：现实主义的写作短板

清晨，一列从北平向东开行的平沈通车，正驰行在广阔、碧绿的原野上。茂密的庄稼，明亮的小河，黄色的泥屋，矗立的电杆……全闪电似的在凭倚车窗的乘客眼前闪了过去。乘客们吸足了新鲜空气，看车外看得腻烦了，一个个都慢慢回过头来，有的打着呵欠，有的搜寻着车上的新奇事物。不久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用漂亮的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箫、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这是贩卖乐器的吗？旅客们注意起这行李的主人来。不是商人，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寂寞地守着这些幽雅的玩意儿。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边。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这个朴素、孤单的美丽少女，立刻引起了车上旅客们的注意，尤其男子们开始了交头接耳的议论。可是女学生却像什么人也没看见，什么也不觉得，她长久地沉浸在一种麻木状态的冥想中。（杨沫：《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的开头运用了渐聚焦技法，将焦点缓缓对准中心人物（窗外风景→回过头来的乘客→小小的行李卷儿→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之后以她为圆心，把周围图景毛边化，该人物就自然而然地登上了文学世界的舞台。不得不说，这种书写带来的视觉对焦感，对被书写者，是一次很平常的特殊化处理。经典现实主义写作需要面对这样的状况。这是一种忠厚老实的写法，无须苛责。但是如何提升这种传统写法的内在精神境界呢？被特殊化（技法层面）处理的主人公，其品质（内在层面）依旧是特殊的？问题在于，在经典现实主义的写作语境下，书写平庸与书写特殊，何种更难？哪一种书写让作家完成了对内在精神世界类似愚公移山式的抽丝剥茧，进而实现了写作带来的超越感——对庸常本身的超越，对写作主体自身的超越？一句话，何种书写提升着写作品质，贡献更多的精神能量？让我们抛却“林道静是典型人物吗？”这样的提问，代之以“林道静是平凡的还是特殊的？”她是众多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一员吗？她的经历是普泛的吗？撕毁温情脉脉的客套面纱，我们敢不敢直截了当地问，林道静，她是一个平庸人物吗？她所经历的革命道路是惊心动魄的还是波澜不兴、环顾四周再平常不过的？

“平庸”与“平凡”这两个词历来在感情色彩上有些微区别。忠厚老实的人们喜欢用“平凡”来善意地形容世间的庸常事物，这个词带有的稳妥、和善保证了它的使用安全性，但几乎同时也注定了“平凡”这个词儿，它也是平庸的。因为二者除却细微的感情色彩差别外，仅仅区分在程度与力度上——区分在量上，而在质上其实是同一的。如此这般，那本文对书写平庸的考察，也可更方便地展开。

传统小说喜描才子佳人，王侯将相，这些人物不是平庸人物，围绕他们所发生的故事绽放出奇异的猎奇热量，烘烤着民间阅读者；于是，两颊绯红、双眼放光的专注读者由此感受到别样的世界，他们“本是经历不多的人，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可怜的人，对他来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会发生，他不得不长期沉沦，或者无所适从，他的野心却让他成为世界性事件的中心；他渴望根据自己的愿望去感觉去行动和处理事情——简而言之，他渴望成为一个英雄。”（弗洛伊德：《戏剧中的变态人物》，张唤民、陈伟奇译）读者是平庸读者，而故事人物是新鲜诡谲的，二者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成为传统小说强大吸引力和价值输出的秘钥。

那么，传统小说中有没有例外呢？类似《转运汉巧遇洞庭红》这样的类型小说浮现了出来。文若虚是才子或王侯将相吗？看上去，他是一个传统小说中少有的平庸人物。可是作者偏偏把他传奇化，它的作用并不仅仅在故事情节的技术操作层面（如吸引观众），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转运”赋予观众权力：它给观众手里塞了一个橡皮擦，把文若虚本人的平庸斑点抹除得一干二净，一路上，傻呵呵的观众喜闻乐见，两全其美。如此，小说具有了述行性，它本身是如此“真实”，而观众手里的橡皮擦只不过是受牵绳摆布的木偶，自沉假象。此外，这篇小说的典型意义还在于，传统小说通过非平庸化操作，起到了大麻的作用。小说一开始的交代：“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试看古往今来，一部十六史中，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得富，该贵的不得贵。能文的倚马千言，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瓿。能武的穿杨百步，用不着时，几竿箭煮不熟饭锅。极至那痴呆懵懂，生来有福分的，随他文学低浅，也会发科发甲，随他武艺庸常，也会大请大受。真所谓时也，运也，命也。”可知，这种非平庸化操作背后，有着强大自觉的价值观，它本身已与作家所不可控的境界层面无涉，它是精心操作，深思熟虑的。正是通过“去平庸”以驯服某些观点。

在中外现代小说中，问题似乎变得有些复杂。展开讨论前，似乎应当明确一点。那就是这里的“平庸”人物所指并不包含那些具有负面特色的角色，比如傻、呆和境遇极其悲惨的人。应当明白，凡是故事中赋予人物自身有鲜明特色的，哪怕这特色令读者观感不悦，那它也应当被剔除出所谓平庸角色中去。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重新打量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莫泊桑的《漂亮朋友》，托尔斯泰的《复活》，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等作品。同样不能忽略的是，一些边缘人物的边缘生活，针对他们的描摹同样为读者带来一种不可替代的猎奇性，它们不在书写平庸的行列里。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艾芜的《山峡中》和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是边地传奇生活的浓墨重彩、风格尤殊的两抹奇色。前者写一群被生活逼迫铤而走险的流浪者的生活，他们走私、行窃甚至杀人越货，以恶对恶。后者则清新流丽，青山绿水，妓女、水手风流倜傥，民风淳朴。顺便说一说当代中国电影的转型特色，因为它们在这一点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中国新生代电影中，崛起一批将镜头对准边缘人群的边缘生活的新导演群体，他们多被称为“第六代导演”。与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和冯小刚等不同，他们电影的镜头语言更为平实，电影内容则针对边缘群体。这种转变在中国电影语境内自然具有某种消解性和美学革命的意味，对于边缘群体的聚焦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同时，电影本身也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但是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对于边缘群体的描摹，在受众的吸引力上具有先天优势；这意味着，在创作上，相较于描摹四平八稳、干枯平瘪的平庸角色来说，也就具有了某种先天的“润滑流利”。

平庸：鲁迅启蒙视野下

的乡村风景

对于书写平庸的这次考察，不能不谈到鲁迅，问题似乎更棘手一点。鲁迅将忧愤深广的情感蕴藉注入中国乡村腹地，那是一片密麻的问题之地。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乡土国度，乡村大众所扮演的角色实在不可忽略，一方面他们与中国本土文化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另一方面他们又分享了现代性所带来的阵痛——欲有所动，无处表达。鲁迅将目光投向无声中国的乡村部分，将笔墨深入中国平庸大众内部，其文化启蒙立场承担着纯文学之外的历史责任。这种责任试图去疗救国民某种深入骨髓的平庸（国民性之一小部分），这种类型的书写平庸与前文所述的《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的去平庸化操作，本质上无二，也是精心操作的；但是方向完全不同，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也正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它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它的发生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强烈自觉基本处于同步状态，民族国家的权力话语实践实际上渗透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层面。而民族危机下的功利性和激进主义则把它推到了国族自强的前沿。由是，文化启蒙者鲁迅一代肩负着民族使命感，深沉深刻的抉择透露着在历史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席卷之下的义无反顾，而时间线性逝去的令一切万劫不复的状况，又让读者低头哀婉，心头无语。令读者肃然起敬的，是这先行者的命运，面对这高尚的文字，读者将洒下热情的泪水。因而，当祥林嫂走出平庸大众的黑暗群影，出现在纸面文字的地平线上，令我们百感交集。祥林嫂也许并不能算得上严苛的平庸人物，她一次又一次的悲惨遭遇，似乎带来了“去平庸化”的失真效果，这力度用得过猛些了，鲁迅似乎将平庸的二次方甚或N次方压在了这个女人身上。但是，如若力图去对平庸本身进行疗救，那这是不可避免的，它是硬币的两面，二律背反。用平庸去疗救平庸，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是饮鸩止渴的悲壮行为，它超越了单薄的文学动作，已经成为先行文化设计者的一个趋向现代性的复杂动作。

《挪威的森林》：平庸

的特殊少年

对平庸美学的这次考察中，我觉得有两个个案值得细读研究。分别代表正反二例。先来看一看《挪威的森林》，这部村上唯一的长篇现实主义作品，其典型意义在于，写作者自觉到应当创作一个并非特殊的人物，但是也许是受限于创作过程的不由自主，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饱满已经具有了独立性，二者相互黏合互相纠缠，超越了作者的控制；因而，我们在这部作品中，清晰地看到了力不从心的情形，矛盾地撕扯着主人公，也在撕扯着写作者。先从绿子与渡边君初次对话这个细节看看：

“喂，今天上课点名时你怎么不答应呢？渡边是你的名字吧，渡边彻？”

“是啊。”

“那为什么不回答？”

“今天不大想回答。”

她再一次摘下太阳镜，放在桌面上，俨然探头观察什么稀有动物似的盯着我的眼睛。“今天不大想回答？”她嘴里重复道，“我说，你这话很像亨弗莱·鲍嘉嘛！既冷静，又刚毅。”

“不至于吧？我可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到处有的是。”（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林少华译）

这个细节是渡边君被绿子赞叹说话内容（下文绿子接着惊叹他的说话方式）——“既冷静，又刚毅”，被回之以“不至于吧？我可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到处有的是。”渡边自认为再“普通”不过，此角色的自我认知并非偶然，因为他几次表达过自认为是“平庸无奇的”（见下文分析）。第一人称的多次表述确保了写作者赋予人物性格的自觉性。作者是想要强调，“我并非要创作一个性格是多么独特的人物，只是想尽可能让他不要太过扎眼，是再普通不过的人。”为了更充分地体验这个角色的自我感受（普通）与他者感受（独特）之间的对立，我们再看紧接下来的绿子的二次“攻击”：

“经常这样一个人旅行？”

“不错。”

“喜欢孤独？”她托着腮说，“喜欢一个人旅行，喜欢一个人吃饭，喜欢上课时一个人孤零零地单坐？”

“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乱交朋友罢了。那样只能落得失望。”我说。

她把眼镜脚衔在嘴里，用含含糊糊的声音说：“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然后转向我：“如果你写自传的话，可别忘了这句对白。”

……

“我说，你以前就是这么说话的？”绿子充耳不闻似的说。

“我想是这样的，可并不是什么有意的。”我回答。说话方式被人说是与众不同，这还真是头一遭。（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林少华译）

对孤独的偏好，独来独往一人，以及类似格言式的话语，还有书面化的表达方式——让绿子感到新奇，其实，这也正是读者的感受。从前两章叙述的人物建构来看，绿子的感受是客观和正常的，渡边有一种孤独自守、自娱、自得、自乐的情怀，这种冷酷的、把玩孤独和无奈的特质使他走出人群，得以推动情节发展，认识另外两位女主人公——绿子和直子。但是，渡边始终（或者说作者始终设置）认为他是普通的，没那么与众不同。

如果说村上春树有意想借渡边之口表达角色自身的平庸性的话，那么永泽这个人物则走上了相反的道路，作者丝毫不含蓄地表达此人的特殊性，借此我们会更明晰地看到，渡边这个本应被作者自觉设定为平庸人物的角色，是如何被去平庸化的。

小说从《了不起的盖茨比》入手，揭开渡边与永泽的关系肇始。渡边赞叹这本书“何等妙不可言，我想把其中的妙处告诉别人，但环视四周，竟无一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甚至连想读的人都没有！”——这本身就是一件奇特（非平庸）的事情。永泽进而感叹“若是通读三遍《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倒像是可以成为我的朋友。”而永泽“实非等闲之辈”：他生吞三条蛞蝓，具有天生的那种自然而然地吸引人、指使人的气质，有能力站在众人之上迅速审时度势，向众人巧妙地发出恰到好处的指令，使人言听计从，生出敬畏。接下来，小说罕见地、明确地点出问题所在：“所以，当永泽把我这个平庸无奇的人选为他的私人朋友后，大家都大为惊异。”这可谓渡边这个人物平庸与奇特二种特质相撞的最明显自白。再次令人惊奇的是，渡边“对于他成绩突出、气质非凡、风度潇洒之类，却是一丝一毫不以为意。这确实是一反常态，颇为稀罕的事儿。”它也支持了上文对渡边性格特质的分析。渡边的与众不同表现在多个方面，他一开始就清楚地察觉出永泽的内在矛盾，而其他人却对此视而不见，委实令人费解。——这又一次体现出了他的出众脱俗。

渡边自我体认之平庸和客观表露出来的独特之间的矛盾可以理解为这个角色性格的复杂性和饱满度，二者之间的冲击也是对世俗成见的冲击；同时，把它理解为村上春树写作背后的哲学理念也并不为过；但是，平庸人物设置的不彻底（正如前文举例论证），也可视为作者写作上的言不由衷，控制上的鞭长莫及——这一点，也许作者本身都没能察觉出来。

《玉米》：将平庸进行到底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玉米》是由三个貌似情节相互扯连，实则彼此独立的中篇组成的，它们是《玉米》《玉秀》和《玉秧》。玉米独立，能干，有担当，令人心生敬佩；玉秀性感，有女人味和小心思，让人心生怜爱。但玉秧，却很难去概括她的领导性特色，是什么呢？思来想去，一个不厚道的词儿也许最一针见血：平庸。这是一个平面的，没有棱角的词，抵达这个词，并非易事，因为作者需要控制各方面的力度，试图避免有单薄特色的出现。不错，重读《玉秧》让我发现，玉秧就是一个完美典型的“平庸人物”。

小说的开头是一个有关平庸的宣言，作者毫不客气地先点染出玉秧身上的这一特质。再者，平庸人物与情节发展中引人注目的角色之间是何等的关系？——它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以小见大，就这两点，让我们细细看这个漂亮的开篇：

玉秧在体育上头没有任何能力，和同学们比较起来，她做不到更高、更快和更强。玉秧的身体矮墩墩的，很结实，死力气也许还有一把，不过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玉秧是一个缺少锻炼的乡下姑娘，胳膊腿之间缺少必要的协调性和灵活性。和大部分乡下女同学一样，玉秧没有任何特长。学习还行，别的都不怎么样。长得就更不怎么样了。这样的女同学还能指望班主任对她有什么印象呢。（毕飞宇：《玉米》）

这段描写展现了赤裸裸的平庸，她是你我他身边最常见最普通的人，她是班级里沉默寡言很少举手的人，她是一毕业名字就被大家忘记的人。这样的描写也体现了作者自信的气度，和敢于尝试的魄力。《玉米》和《玉秀》已经尝试过浓墨重彩的独特个性，而如此平庸的玉秧到底该如何挖掘出更有嚼头的故事，更好更合理地推动情节的发展——这是个不易且有意思的任务。

写完玉秧，紧接着庞凤华便粉墨登场，她的个性如何？她又怎样衬托着玉秧？

庞凤华也是从乡下考上来的，是一座小镇，各方面的情况和玉秧差不多。但是庞凤华显然比玉秧有见识，老师一批评她，庞凤华的眼泪来得比小便还要利索，哗啦哗啦的，弄得你反过来要可怜她。玉秧看得出，庞凤华骨子里头比她有胆量，她眼睛一挤一挤的，眼泪一把一把的，嘴头却不乱，该说什么一字一句总能说到点子上。这一点王玉秧就比不上了，说到底庞凤华还是比玉秧自信，主要是好看一些，漂亮是说不上的。可是庞凤华有她的一套，玉秧看出来了，庞凤华骨头缝里天生有那么一股子的骚。（毕飞宇：《玉米》）

设置完人物对比后，小说开头交代了一次3000米长跑比赛，它对于玉秧的性格展开意味深长，算是小试牛刀。“王玉秧的第一步其实是吓出去的（被发令枪），几乎跳了起来。看台上哄起了一阵笑。王玉秧人是跑出去了，却羞得不得了。”类似这样点石成金的细节简直俯拾即是，它们指向了平庸（平凡）这个核心特质。庞凤华利用例假的把戏，玩弄了班主任，也欺骗了玉秧。真正带着例假比赛的是玉秧，而获得责任豁免权的是庞凤华，那种哑巴吃了黄连亏的感受，那种长跑过程中累得无意识的感受，小说交代的通透过瘾，每一个字都向“平庸人物”这个目的地驶去。

以上片段，庞凤华可以说是最出彩的中心人物，平庸的玉秧貌似只是衬托而已。平庸人物作为衬托来处置，这是极其容易的事儿，真正有难度的是，正如本文开篇所言，当一个人物被特殊化处理时，他本身如何避免个性的特出。特殊化书写VS平庸的质料，换句话说，当聚光灯下的中心人物与无甚特色的平庸人物合二为一时，作者该如何处理呢？鉴于《玉秧》类似的例子很多，我只捡出二例。

第一个例子还是开篇的3000米长跑，当——

“撞过线的女同学该庆贺的庆贺，该撒娇的撒娇，田径场上已经有一点冷清。玉秧还在跑，默无声息，却又勤勤恳恳，像一只小乌龟伸长了脖子卖着她的死力气。有一度王玉秧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想停下来，高音喇叭却响了。高音喇叭在鼓励王玉秧，音调昂扬而又抒情。高音喇叭对王玉秧的‘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王玉秧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王玉秧了，身体没了，胳膊没了，只是‘精神，抽象得很，完全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惯性，还满利索的。”（毕飞宇：《玉米》）

每一个读者都是有期待视野的，当我们接受过太多长跑虽是最后一名但是凭借毅力坚持下来，高音喇叭挥洒热泪，观众与运动员心手相连的情形后，一种固定的阅读联想产生了——接下来如何发展，考验着作者：他是自觉要创造出一个平庸人物，将平庸进行到底；还是满足读者的怜悯心与期待视野？毕飞宇处理得冷静彻底：

王玉秧撞线的时候全场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了田径赛场上。不少同学走下看台，直接来到了田径场内。那个八一级的高个子的男生正在冲击师范学校的跳高纪录。他是田径场上的明星，师范学校的明星。……王玉秧就是在这个时候跑过了3000米的终点线。除了终点裁判例行了一下公事，没有人知道叫王玉秧的女子3000米已经跑完了。（毕飞宇：《玉米》）

第二个例子更加彻底，实际上，也就是这个细节，结结实实地打动了我，令我觉得，毕飞宇将人物的平庸性真是刻画到骨子里去了，入木三分。在班级进行“一二·九”大合唱演练时，体育委员孙坚强吊儿郎当，嬉皮笑脸，公开抵触班主任，被开除出大合唱队伍，“滚出去”了。由于他的离开，队伍队形出现了豁口，此时需要再离开一人，不意外，落到玉秧头上。孙坚强的离开是事出有因的，而玉秧则完全是由于过于平庸，被踢出了队伍，甚至无法说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接下来的这个片段，可以说是针对“平庸”的一次最不平庸的描写，回顾当代小说史，这样旁若无人、不动神色、细腻周到地以特殊化技法高度聚焦平庸质料的精彩情形，少之又少。它也是中国当代小说最立体最动人最生活的华彩聚焦之一—在这里，中心人物与平庸人物高度重合，“特殊”与“平庸”这组悖反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当看完这出戏后，我们或环顾四周，或回首往事，或多或少总会感同身受，会心一笑。玉秧被揪出队伍后，站在班主任旁边，并没有走——

她站在一边，知道自己被“枪毙”了，但是并不能肯定，还有点侥幸，有点麻木。她不敢走，她担心班主任在她的背影上再补上一枪。可也不敢留，留在这儿太尴尬了。这一来，玉秧仿佛是在等。说她在等其实也不对，老师并没有让她归队的意思。她其实已经被忘却了。玉秧站在一边，耷拉着眼睛，下嘴唇咬得紧紧地，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圆口布鞋特别地难看，太土气了。玉秧后退了两步，想把鞋子藏起来，没有成功。玉秧只是惭愧。是另一种惭愧。太丢人了。好在玉秧比过去聪明了，知道给自己找一个台阶。玉秧走到班主任的侧面，说：“老师，我不舒服，先回去吧。”班主任听见了。班主任没有回头，他做了一个“走人”的手势。他的手腕同意了。玉秧往外走的时候两只手臂不会摆动，一边一个拳头。由于步伐太过僵硬，玉秧差一点同手同脚，走成了一边顺。这十几步的路太难走了，每一脚都踩在了玉秧的心上。（毕飞宇：《玉米》）

书写平庸注定挑战着平庸本身，它是一次加速度相撞，这一行为对于作家来说，必须是自觉的。它需要勇气，挑战着一些诸如“每个人的生活都毫不重复多姿多彩”的励志名言；也告别了作家眼中的特殊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似乎一切都是悬疑，一切都具个性，一切都吸引猎奇的眼球。应当承认，生活本身，庸常居多；芸芸大众，平庸居多。在文本书写之外，一个真实的生活世界里，不应否认，大多数人是需要被书写平庸的，是需要被更质朴地直面的，他们就在我们周身，他们就是你我。由此，书写平庸也赋予写作更深刻的超越性，不仅是对写作能力的超越，对平庸本身的超越，也是对写作背后的一套理念的超越，它抵达更广大更沧桑的关怀，这种关怀溯洄而上，清澈，温暖如流，注入生活的母体。

栏目责编：阎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