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影响下的中国童话

高源

一、20世纪初中国童话的特殊境况

中国是文学大国，但中国传统的儿童文学却被长期冷落，童话更是寥寥无几，现代意义上的童话直到20世纪才出现。20世纪初，随着世界近代化潮流的扩展和交流的增加，东方各国的童话普遍受到西方童话的影响，中国也开始引进西方现代童话，并尝试将古代童话进行改写。这一时期中国童话的特点可归为两点：

1、童话素材稀缺

在中国，20世纪之前，对儿童影响较大的民间童话和传说，通常表现为超自然的英雄故事、自然神崇拜等观念。这类古代童话大多保存在《搜神记》《幽明录》《述异记》等志怪小说和笔记中。古代对儿童有决定性影响的，则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注重说教事理、人文知识、伦理道德。儒学秉承实用主义的现世思想，讲求实际，排斥幻想。人类童年泛神论的时代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只留下匆匆一瞥，神话叙事在汉文学中过早中断。之后中国传统儒学又习惯将文学历史化、真实化，流传下来的能够改编成现代童话的幻想性素材就寥寥无几。

相比之下，印度习惯把历史神话化，衍生出幻想故事，留下了丰富的童话素材——大多作为神话传说或宗教故事——为童话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为童话的改写备下了多样的选择。阿拉伯对东方童话的贡献也极大，如流传世界的《卡丽莱与笛木乃》，以及融合了古印度、波斯、古埃及智慧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学硕果《一千零一夜》等。虽然其中的故事并不全都适合儿童阅读，但东方传统民间童话的价值不容忽视。

2、改写传统童话素材受挫

20世纪初，中国开始在对西方的模仿中踉踉跄跄地走向近代化，儿童开始被重视。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相关刊物《童话》，主要撰稿人是孙毓修。孙毓修意识到西方童话的重要，在翻译西方童话的同时，也着手改写中国传统童话材料——取自古籍、史书、话本、传奇、小说、戏曲、笔记等——例如写程英救孤的《秘密儿》，写伍子胥报仇的《芦中人》，写荆轲刺秦王的《铜柱劫》，写田单破燕的《火牛阵》，写蔺相如完璧归赵的《夜光璧》等。但这些作品大部分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童话，究其原因，除了孙毓修童话理论的欠缺之外，中国传统材料的严肃性、说教性也是重要原因。

与东方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对西方童话的学习和改写是较为成功的。日本的童话起步較晚，但近代化之后则迅速发展，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在一批优秀的作家笔下生机勃勃。例如，20世纪前期涌现出的小川未明、新美南吉、宫泽贤治等优秀童话作家。小川未明的《红蜡烛和人鱼公主》，在吸收西方童话理念的同时汲取了日本传统文化的营养，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近代童话风格，并成功融入了世界。

东边，中国童话在历史和文化的僵局中一筹莫展;西边，童话则已在二百多年的前行中突破了类型化僵局——从世界上最早的为儿童乐于接受的17世纪法国贝洛童话，到19世纪安徒生引领的现代童话的成熟，再到20世纪初童话崛起为公认的可以与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体相提并论的文学体式——如火如荼地继续发展。

二、20世纪西方对中国童话

的影响：“游戏性”与“说教性”

20世纪西方对中国童话的巨大影响，不仅体现在童话作品的大量传入，还表现于思想观念和文学理论的强烈冲击。西方童话的译作占据中国童话市场的重要位置，欧美的“儿童本位”思想促进了中国“儿童的发现”和对“游戏性”的学习，而苏联童话的教训意味却使本身就爱讲道理的中国童话“变本加厉”。

1、中国“儿童本位论”的形成

西方现代儿童观肇端于18世纪，法国教育家卢梭最早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他在《爱弥儿》一书中提出，在人生中儿童有儿童的地位，儿童具有自己的天性。西方现代儿童观的奠基人，美国教育家、哲学家、心理学家杜威，从美国现代化发展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出发，认为教育也应适应这种变化，提倡实用主义教育，提出“儿童中心主义”。

对“五四”时期的中国人来说，“儿童中心主义”这种富有冲击力的观点有独特的魅力和力量。在内忧外患、救亡图存、思想爆炸的时代，在知识分子重估传统文化、引进西方文化、社会各界争论不休的氛围中，在提倡民主科学、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的背景下，“儿童的发现”自然成为关注的重点。儿童文学界声势浩大地打出“儿童本位”的理论大旗，中国童话出现了新的变化。许多译者把之前引进的西方童话进行了重译，恢复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例如，周作人把刘半农改译的安徒生童话《洋迷小影》重新翻译为《皇帝的新衣》;林纾译的《海外轩渠录》被重译为《格列佛游记》和《大人国与小人国》;赵景深、徐调孚、顾均正等重新翻译了许多被孙毓修、陈家麟改译的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

“儿童中心主义”的传入和“儿童本位论”的形成，对20世纪的中国童话乃至中国儿童文学都有着深远意义。但是，这二者并不完全等同，从一定程度上说，后者是对前者接受产生一定误解的产物。杜威本人的“儿童中心主义”并不排除教育过程中的引导作用，但中国化了的“儿童本位论”则带有偏颇，对传统的儿童观矫枉过正。五四时期，一些作家以纯粹儿童世界为参照、为本位，过分关注游戏性，反而变成了躲在儿童乐园中闭门造车的理想主义者。事实上，许多传入的西方优秀童话，与现实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例如，安徒生童话在美好幻想之外也反映了许多社会现实问题。

“儿童本位论”在中国童话的发展上确实起了积极作用，但其与西方的“儿童中心主义”的偏差也带来不少争议和偏颇，显出“水土不服”的症状。此外，在战争背景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之下，“儿童本位论”生命力较弱，几乎一度消失殆尽，直到“文革”结束后，儿童才重新被发现，中国童话才迎来新的春天。

2、欧美对“游戏性”的倡导

说教性是童话乃至整个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由来已久、挥之不去的重要元素。欧美诸国最先意识到淡化说教性，创作儿童喜闻乐读的童话，是世界童话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

在清教理性发达的西欧，童话发展到19世纪初还困难重重，各类幻想性的故事不被重视。直到浪漫主义大力推行并深入人们的意识，儿童才渐渐从宗教理性、宗教道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呼吸到轻松童话的清新空气。欧洲童话从19世纪中后期就开始重视游戏性，例如1865年出版的《爱丽斯漫游奇境记》，英国作家刘易斯·卡洛尔向其中加入乐观、欢快、理想、轻松的元素，这个妙趣横生的荒诞童话已与安徒生时代的童话不同——幻想成分更多，带有许多象征意味，游戏性更强。意大利作家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塑造了一个有着顽皮儿童特点的木偶形象，通过趣味离奇的经历，构造了一个神奇的幻想世界。

20世纪，这种趋势更为明显。被誉为当代安徒生的瑞典作家林格伦的名作《长袜子皮皮》，完全突破了童话教育的桎梏，塑造了一个反传统的儿童形象——9岁孤儿皮皮顽皮淘气，天不怕地不怕，制造出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恶作剧。如果说《木偶奇遇记》是通过奇特历险把一个淘气的孩子教养成听话懂事的“好孩子”，那么《长袜子皮皮》则是完全视道德教化于不顾。皮皮并不是完美的儿童形象，也不是儿童读者的榜样，而是儿童的朋友。英国作家罗尔德·达尔的童话作品也畅销世界，如《女巫》《查理与巧克力工厂》《吹梦巨人》等，构思奇特，幻想离奇，可读性和游戏性强。他曾说：“儿童书籍作者首要的职责，是写这样的书，它应该是引人入胜的，激动人心的，有趣的，通畅的和优美的。只要孩子一读到它，就爱不释手。”游戏性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作品对儿童的吸引，更在于成人对儿童本性的理解和尊重，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和勇敢正视。

总之，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欧美各国的童话乃至整个儿童文学的走向是排斥说教性，体谅和尊重儿童本身，提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引导儿童就童话所提出的问题去思考，依靠自己的大脑分辨是非善恶，自然而然地发出感悟。

3、苏联对“说教性”的坚守

就在欧美诸多国家努力发扬童话中的游戏性之时，同属西方的苏联却固守儿童文学中的教训性传统，许多教育意味十足的童话，在20世纪中后期大量传入中国，给原本就喜欢说教的中国童话带来一阵“教训之风”。

尽管有着民间童话的深厚根基，20世纪的苏联童话在质量和数量上却并不能与西欧、北欧国家相提并论。别林斯基就认为，教训性与趣味性并不矛盾，主张采用生动活泼的故事、图画来教育儿童，而不应采用处世格言、冷漠训诫和枯燥故事之类的形式。但不管采用何种形式，教育目的都是首要的。“教育的目的性”始终被苏联作家放在重要地位，作家创作拘束谨慎，过多描写正面形象、榜样力量，而忽视了文学本身的审美属性。尽管如此，苏联童话还是世界童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许多优秀成果，如《三个小矮人》《古古采和他的朋友们》《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作品。

由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基础薄弱，50年代出版了15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书籍，这些理论、思想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甚至支配性作用。在此影响下，中国童话界涌现出《宝葫芦的秘密》《小溪流的歌》《一只想飞的猫》等优秀童话作品。它们有健康向上的基调，掩盖了鲜明的说教性质，但依然把教育目的摆在首位，而且把好奇、好玩的儿童天性视为一种“缺点”并加以批评，忽视儿童精神与个性的发展。

4、欧美向“哲理性”的攀升

中國童话说教性强的状况，直到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才有所改变，出现了喜人的成果，突破了“教育工具论”，摆脱了“成人中心论”，开始走向少年儿童的内心世界，走向多元共生的创作状态，重视与引导性并不矛盾的游戏性精神。

而此时，欧美的童话则开始了新的追求——探寻更加开放的艺术思维，尝试突破传统的更为深刻的主题，包容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时代内涵。这种新作品不再单纯地娱乐儿童、简单地表现社会，而是加入了哲理性的思考，童话主题也从爱、友谊等扩展到工业化、都市化、生态学、战争、国家独立等当代较为复杂的问题。

法国作家格里帕里的童话集《布罗卡街的故事》，是当代哲理童话的代表作，阐释了当代社会深刻的哲学主题。其中一篇《可爱的小魔鬼》，描写了一个长着犄角的地狱里的小魔鬼，希望行善却屡遭惩罚，在人间被拒绝甚至拘捕，最终被天堂所接纳。与传统童话中的善恶分明相比，格里帕里的童话主题有一种复杂斑斓的特质，能够启发儿童对良知和价值判断标准的思考。再如，美国作家塞尔登的童话《时代广场的蟋蟀》，描述了蟋蟀、老鼠、猫和小男孩之间的温暖的友谊故事。一只草场上的蟋蟀意外被带到了纽约时代广场的地铁站，在人情冷漠的城市，它遇到了聪明的老鼠和憨厚的猫，还遇到了男孩——它的主人。它在地铁里唱歌并一炮走红，最后回到故乡过着安静的生活。塞尔登在童话里寄寓了家园意识和环境意识，他通过蟋蟀对乡村草场的回忆与城市喧嚣生活的对比，表达了自己的田园梦想。田园本是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但人们对物质贪得无厌的追求，最终丧失了最初的幸福。返回田园，不仅仅是回到宁静的自然，更是对心灵和真实自我的找寻和回归。

如果说童话“游戏性”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相较于“说教性”是一种超越，那么，从“游戏性”发展到深刻丰富的主题（笔者将之笼统地概括为“哲理性”），则是童话抵达的又一新境界。

三、对中国童话发展历程的反思

对待现代童话这种从西方引进的文体，只有把中国童话放在东西方童话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才能得出完整的结论。纵观20世纪中国童话发展的轨迹和西方童话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童话可以说是“亦步亦趋”，在西方童话的引领下一步步艰难前行。客观地说，中国20世纪的童话发展状况着实堪忧——起点偏低，进程曲折。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对儿童的发现和对童话的重视晚了将近一个世纪，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是以“家国同构”的宗法关系为社会支点的国家，“三纲五常”束缚着人们的手脚，个人的独立自由和价值被长久压抑。正如周作人所说，“中国还未曾发见了儿童，——其实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见，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儿童的发现——如果没有接受西方思想的冲击——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童话是为儿童创作的，在各种文体中最为儿童所喜爱。儿童的发现促进了中国人对童话的重视。

进入21世纪，中国童话要发展，除了经济支持，还要在文化上重视。西方国家早在20世纪前中期就设立了多项儿童文学大奖以鼓励儿童文学创作。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也设立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鼓励发展儿童文学的奖项，但重视较晚，力度不足，影响也不够大。应该注意到，对儿童文学的关注和尊重，就是为儿童、为国家的未来积蓄力量。

此外，我们既要继续引进外国优秀童话，以世界眼光、视野和胸襟与世界接轨，同时也要努力发展自身，创造出带有中国特色的童话。不仅让世界童话走进来，也要让中国童话走出去。事实上，在长期的临摹中，一些作家生硬照搬外国童话，滥用王子、公主、巫婆等异域元素，导致中国童话西化严重。早在上世纪80年代，洪汛涛谈到童话的民族化和现代化时就提出，中国童话要有中国气派，“一个认为中国的童话……应该彻底抛弃，袭用外国的，这样跪着写童话的人，是怎么也写不出中国气派的作品来的”。如何才能有中国气派？洪汛涛提出，首先要有民族自信心，其次要有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最后还要有中国的独特审美。他认为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就是成功的一例：宝葫芦是中国传统特色的意象，主人公王葆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孩子，他的家庭是中国式的家庭，学校是中国式的学校，语言是标准的汉语普通话……一切都是民族化的。民族化并不意味着守旧、复古、排他，而是一种在包容基础上的创新，是一种对个性的坚持，是一种自信的展示和表达。创作出属于中国自己的童话，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任务，不仅需要童话作者，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综上所述，20世纪中国童话历经波折，但依然在千辛万苦和种种束缚中有所发展和成就。西方的影响——“儿童中心主义”的儿童观、欧美童话的“游戏性”“哲理性”和苏联童话的“说教性”——对中国童话的发展起了启蒙、示范、引导的重要作用。纵观东西方童话的历史，我们应该意识到自主创新的必要：中国童话与西方童话的交流始终是中国单方向地接受，中国童话不能总是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的步伐和方向，不能始终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自身，而要在学习中超越，在吸收外来影响的同时超越影响，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

责任编辑|王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