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访华背后的日本战略动因

唐奇芳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体现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明显调整。这一调整背后存在复杂的日本国内政治和外交战略动因，其未来发展前景仍有待观察。

安倍调整对华政策

这是2012年底安倍上台以来首次正式访华，距离上次日本首相访问已有七年。中日关系如此“相邻不相亲”的原因众所周知，正是包括安倍本人在内的日本右翼政治力量在钓鱼岛和历史认识等问题上的错误言行所致。此前迫于国内外实际压力，安倍政府不断做出要改善中日关系的姿态，比如多次向中国领导人递交亲笔信，但在行动上依然故我，通过“价值观外交”打造对华包围圈，到处渲染“中国威胁论”。这样做，中日关系改善自然无从谈起。

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日本参展企业达450家，居各国之首。图为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的日本SRA高密度汽车点焊生产线。

安倍对华政策的真正调整开始于2017年上半年，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对“一带一路”态度的变化。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日本一直持观望态度，甚至实行各种抵制、对冲策略。从2017年上半年开始，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明显转向积极。5月，安倍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出席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作为资深政治家和党内“二把手”，二阶在日本政界和财界影响力很大。他对“一带一路”的成就和前景高度评价，认为这一倡议“未来一定能得到大力发展”。来华期间二阶向***主席递交了安倍首相的亲笔信，信中表达了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与中方深入对话与合作的愿望。6月，安倍在《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的“亚洲的未来”晚餐会上发表演讲，表示“一带一路”是“具有连接世界不同地域可能性的构想”，并“希望进行合作”。随后，他在国会答辩中重申这一观点。

到2017年下半年，“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合作就成为中日领导人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7月，20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期间，安倍向习主席表示，日方愿同中方探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11月，岘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安倍表示日方希望同中方积极探讨在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与此同时，日本对参与“一带一路”的理念和形式也有了明确的想法。12月，安倍在东京举行的“中日CEO峰会”上致辞时提出，“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下，也可以与倡导‘一带一路构想的中国大力合作”。同月，二阶再度访华，表示中日两国应当推进在第三国的节能与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商务合作。

除了对“一带一路”态度转变，安倍政府在对华政治关系上也表现积极。在汉堡与习主席会晤期间，他表示要以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为契机，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势头。由此，安倍作为日本首相在15年后首次参加了中国大使馆国庆活动，表达了期待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中日官方和民间举行了大量纪念缔约40周年活动，双方关系回暖氛围逐渐升温。2018年先是外长互访，接着李克强总理于5月访日，最终成功实现中日政府首脑年内互访。正如安倍在访华前的推文中所说，他正努力与中国一起“把中日关系推进到新阶段”。

调整背后动因复杂

作为一直对华态度强硬的“鹰派”，安倍为什么突然“转性”了？背景自然错综复杂，但简而言之：安倍发现在很多方面他都需要中国。

最直观的是经济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尤其“一带一路”带来的巨大商机是谁也不可能忽视的，遑论在中国市场深耕多年的日本商界。早在2017年之前，不少日本企业就开始研究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可行性。之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商业协会开始广泛呼吁和支持日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2018年5月，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在欢迎李克强总理的致辞中强调，“希望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先导，积极推进在第三国市场的合作”。日本的有识之士已经理性地接受了中日经济相互依存，而且日本对中国需求更大的现实。2017年中日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额21.7%，但只占中国的7.4%。中国从日本的生产基地转向产品市场、从日本对中国单向投资转向中日双向投资、中日在第三方市场从激烈竞争转向开始合作，这些巨大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同中国深化经济合作，与“安倍经济学”的初衷并不矛盾，反而会成为“安倍经济学”的新动力，以务实著称的安倍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关于参与“一带一路”，他曾对身边人说：“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为中国服务，因为对我们也有利，与中国合作又有什么不好呢？”

在与经济关系密切的政治方面，日本同样离不开中国。經历过2009年和2012年的两次政权更迭，日本选民已经对自民党及其对手在政治上的表现彻底失望。再加上近年安倍自身和执政党层出不穷的丑闻，以“安倍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政策就成了他稳定政权的根本。如果“安倍经济学”完全无法兑现当初的承诺，多么坚固的“安倍一强”地位都可能被动摇。而且，在安倍成功实现党首三连任、有望成为日本历史上在位最长的首相之时，只差临门一脚的修宪是他最急于实现的目标。但是，执政联盟内部关于修宪的细节和日程存在不小分歧。在这个节骨眼上，安倍要在任内完成修宪，对内要控制分歧，对外要安抚中国。2017年曾出席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会议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公明党干事长井上义久等执政联盟要人，向安倍政府呼吁要推动和发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在综合考量下，安倍调整对华政策就是必行之路。

在外交方面，日本对中国更是有多层次、全方位的需求。就东北亚安全而言，在朝鲜半岛形势缓和的背景下，日本为了避免在这一问题上被边缘化，与影响力巨大的中国进行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安倍第二次上台后一直将恢复中日韩首脑峰会和改善与中韩关系标榜为自己的外交目标，离开中国的合作，这些目标都无法实现。就东亚一体化而言，中日协调是推动进程的最大关键之一。无论日本以“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还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优先，都必须与中国密切沟通，才能推进谈判，实现其利益。就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而言，日本与中国有越来越大的共同利益。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多个国家的关税战，中国固然是主要目标，日本也没能幸免。更重要的是，日本同样是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受益者，美国从TPP等多边或小多边机制陆续“退群”，对其损害难以估量。

调整前景尚不确定

安倍首相此次访华标志中日关系逐渐回归正轨，这当然令人鼓舞。但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才刚刚开始，处于试探阶段，很多因素都存在不确定性。

经济上，中日第三方合作有待进行磨合。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日政府和商界力推的重中之重，也是决定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之一。中日企业各有所长，具备互补性，但经营理念、行事作风颇有不同，况且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是过去双方竞争最激烈的。要真正实现“从竞争走向协调”，双方必须有足够的诚心、耐心和决心，不惧挫折、相互适应，用经验和成绩的积累增强信心。

政治上，日本对华政策有待深刻调整。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40多年，双边关系似乎一直在“恶化—改善—再恶化—再改善”的怪圈中循环。摆脱这个怪圈的出路就是增强中日政治互信，而开门的钥匙在日本手中。客观地看，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还处于表层，并未真正改变“政经分离”的老路子。要真正增强互信，日本对华政策必须持续深入调整，真正认可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

外交上，中美日大三角有待重新平衡。随着三方实力对比和国际政治环境变化，中美日三角的微妙平衡被打破，特朗普的行为更使其严重失衡。目前三个双边关系都在重塑之中，日本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的外交战略虽未改变，但其追求外交独立性的意识明显增强，对华政策调整也是表现之一。未来中美日关系可能持续变化，相互产生复杂影响，目前难以就日本对华政策前景做出明确预期。

但可以确定的是，此次安倍首相访华所展现的中日关系走向得到普遍的欢迎。中国公众对日本的好感率创历史新高，日本七成的受访者对安倍访华成果表示肯定。只有这样逐渐实现民心相通，中日关系的前景才会一片光明。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