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比利时电视台在中国拍片往事

王露露

话说2007年，北京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奥运会，欧洲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度也日渐升温，各大电视台都在拍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此时比利时电视二台邀我参加其十集大型电视纪录片《聚焦中国》的拍摄工作。纪录片将跟踪拍摄比利时十大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访问并从自己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全过程，我是这十位专家的向导和本节目的主持人。比利时电视台在中国拍过几个节目，与央视有过合作，所以顺利地得到了中国的许可。

以艺术的名义

在拍摄本片的艺术专辑时，我们请到了在比利时名扬四海的舞蹈编剧兼绘画雕塑家彼得-范-丹姆。我事先就通过媒体对他做了些许了解。就是此公曾用6000公斤即8000片熏火腿肉把比利时根特市大学礼堂前的数根高耸入云的柱子给包了起来，号称艺术。火腿一包，立马就使比利时人民分成两个阵营。一派说大柱子包上火腿酷像红色大理石，建立了变形艺术的新里程碑；一派说，世界上有无数大人小孩饥寒交迫，而我们如此糟蹋食品，良心何在？

好在彼得不是第一个在西方糟蹋粮食的。不说远的，荷兰就有一位艺术家，把30万条、总共30万公斤长型面包一举扔到海里，棕色的面包在灰色的北海中此起彼伏、膨胀腐烂。一时间，荷兰人民也分成水火不容的两个阵营，骂仗的口水跟海里的面包一样波涛汹涌。

彼得到了中国，兴奋异常。开始我还没咋注意，后来才发现，每当我们剧组围桌吃饭时，他总挑头高谈阔论，可他饭菜不沾。在前后六天的拍摄过程里，他基本不吃不喝，但精神矍铄。

我们的拍摄内容之一是在北京拍摄上海一家歌舞剧团的排练。此团以现代舞见长，在国内各城市的歌舞团中大名鼎鼎。我们的拍摄内容包括，彼得在此团排练厅观看三对顶尖男女舞蹈演员排练，然后与编导及演员“磋商”（其实就是“指导”）舞蹈技艺。

比利时的人口总数约相当于北京西城区的90%，国家总面积约为中国的1/320，但这部纪录片的剧本却要求其专家主要带着嘴来，好指点中国专家。专家带来的眼睛和耳朵则主要用来发现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即中国的“短处”。夜郎国如非弹丸之地， 能抚育出自大的人吗？

虽然我在此之前已对比利时专家的趾高气昂、指手画脚有所领教，但彼得和上海舞编和演员的“磋商技艺”还是吓着我了。他没等演员排练完就一个箭步冲上去，让舞者自排自演。他先让舞者闭上眼睛，自己则声情并茂、绘声绘色地替他们想象昨晚抽足了烟、喝高了酒、巫山云雨到天明，然后让舞者自己想象今天早晨他们醒来的那一刻。最后，他让他们要用舞蹈来表现出来这一过程。

彼得话音未落，我就看见那三对男女舞者满脸绯红，低头不语，手足无措，然后他们用眼光婉转地要求彼得换一个臆想场景。但彼得说，那怎么能行？艺术就是为了表现人的各种情感，而情感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爱情、失恋、兴奋、失落、希望、幻灭。抽烟喝酒等的刺激能使人在短时间内充分体验所有这些情感，舞者对这种场景不了如指掌怎么搞艺术？

当那三对男女舞者极不情愿、磨磨蹭蹭地接吻拥抱时，彼得在一旁大叫，不行， 你们得触及灵魂！兴奋起来，深刻起来，复杂起来！他差点就喊，你们得变态起来！这时舞编出来救驾，他对彼得说，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与西方不同，所以中国现代舞的表现内容和形式与西方不同。彼得不禁摇头皱眉，好像在说，这就是你们国家现代舞蹈吸引不了西方观众的原因，我就是要教给你们，你们的现代舞蹈怎样才能走出国门，征服世界。

我看到上海舞编脸红脖子粗但欲言又止的样子，心里怪不是滋味的，我在他们中间，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一方面我理解舞编，因为中国艺术家和西方同行的世界观截然不同：一个靠行动来努力实现美好的未来，一个用烟酒来在脑中制造美好的幻象；一个立足于大地，一个飘在云里雾里；一个相信循序渐进，千里之行始于脚下， 一个靠刺激身体来透支未来，因为烟酒劲儿一过，人的情绪便一落千丈。另一方面我也理解彼得。从他的视角来看，中国现代舞要想走入西方观众的视野，引起西方观众的共鸣，得到西方观众的好评，就得按照他的套路来编舞、练舞和表演。

彼得正指手画脚、慷慨激昂呢，舞编正一筹莫展、进退维谷呢，摄制组副导演大手一挥：关机，时间到了，要赶往下一站，访问北京798艺术区，到那里给中国画家指导工作了！

“回到文明大国”

在去798之前，我们先到一家湘菜馆吃午饭。在那儿，彼得又是饭菜不沾，碗筷不碰，但口若悬河，兴奋异常。难道他不食人间烟火？一个念头在我脑中闪现，彼得该不是在对上海舞编和舞者以身作则吧？虽然我自己烟酒不沾，但我听说酗酒的人不容易饿，不咋吃饭。而且酒鬼一喝完，年轻的便精神大振，像彼得这岁数的中老年便精神矍铄。如果真是如此，这就不仅能解释彼得为什么偏要教给中国舞者臆想烟酒外加云雨并用舞姿表现出来，也能折射出彼得的单向思维。他一边在艺术上大胆创新， 一边在生活中胆小如鼠；一边要求中国舞者向西方人学习，一边自己都到了中国，却连中国饭都不敢吃。

艺术专辑的拍摄结束了，我和摄影组的其他成员一起坐飞机回欧洲。到了阿姆斯特丹斯机场后，只听彼得长叹一口气说，好不容易又回到文明大国了！我隶属习惯性动物，一听“文明”和“大国”两字，就不禁想起祖国，所以脱口而出：我们不是刚离开了文明大国吗，怎么又回到了文明大国？摄制组的其他成员面面相觑一语不发，可我看得出來，他们同意彼得的话。中国在他们眼里愚昧落后，他们在这六天里是自费学雷锋做好事，给中国传授文明知识去了，现在回到了世界文明之巅，所以他们长叹一口气，如释重负。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在历时半年的筹备和拍摄中，我目睹了西方人与祖国同胞之间的各种不理解和大小冲突，左右为难。虽然我竭尽全力地进行沟通和调节，可鉴于我的地位——比利时方面的工作人员，我经常不得不选择沉默，说好听的叫顾全大局，说不好听的叫忍气吞声。

山不转水转

在天津拍本片的相声专辑时，我们租了一条渔船，从一个港口开到另一个港口，好让比利时电视观众欣赏一下天津的风采。在船上，我思绪万千。100多年前，八国联军的铁蹄就是通过天津卫踏上中国领土的。比利时也跟在八国联军后面，分得了庚子赔款的一杯羹。而今我却陪同比利时人重访天津，心里老不是滋味了。所以，我貌似轻描淡写地对此专辑的导演——比利时某大学的国政专业硕士毕业生——说，100多年前，你们国家可不是带着摄像机来的，你们的祖辈在这里烧杀抢掠，各种恶行，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你们做不到的。

我本以为这位导演会像反省二战的德国人那样，立马向我这个中国人道歉， 可他却灵感来了：对了，露露，给你加一句解说词。我让摄像师给你找合适的背景，在船靠岸之前，你就在海浪上对着镜头说，中国当时拒不开放通商港口，导致八国联军亲自来中国讨公道。

我一听，骤然忘了自己的身份，脱口而出：您的国际政治理论怎么听起来像强盗逻辑呢？对不起，您让我临时加的这句解说词，我说不出口。导演一脸黑线，回到舱里冷静了一会以后，爬上甲板对我道，你不说那句台词就算了吧，反正那句话也不在稿子里。我嘴上没说，但心里想，如果稿子里真有这句话，我连这只船也不上。就在这一刻，我虽然跟剧组的十来号人挤在窄小的甲板上，但感到十分孤独。

今天我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在短短的十年里，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迅速上升了。我坚信，要是我再随欧洲人到中国拍纪录片，他们的视角和口吻将与十年前有天壤之别。这不，在荷兰电视台今年年初播放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里，讲解人的口吻已与十年前截然不同，多了一些客观，少了很多指责。诚然，欧洲人难免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现状，可批评和挖苦早已不被视为政治正确，这种态度大转弯我十年前连想都不敢想。

（作者为荷籍华裔作家。为保护隐私，作者对文中一些名称和人名等有所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