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前童年

张艺生

自古以来，有灶的地方才是家。灶台的主要功用就是煮食，民以食为天，所以灶台对人们的作用就显得极其重要，以至于被人们称为“司命灶君”，接受人们的供奉。

我对灶台的记忆多在童年，那时的灶台是传统的，以砖、石灰、沙土垒砌而成，烧的是柴禾。在我的认识中，相较于今天烧液化气和用电的炉灶及兼具烹调操作平台的灶台，那样的才算是灶台，因為它的纯粹。

1978年，我的爷爷过世了，我父亲、叔叔兄弟两人都已成了家生了娃，一大家伙吃住一起，又不富裕，相当不方便，不久后便分了家。那时我大约3、4岁的样子，能有的记忆相当少，但依然记得分家后煮第一餐饭的情形。

父亲分到的是新房。所谓新房，不过是一间只有三个单间的两层“独眼”房子，四壁都是黄土，地板也没铺砖，没有灶台，更谈不上家具。幸亏分家时，家产中有一个炉灶。

那是一只红陶土烧制的炉灶，放得下一口铁锅，分成两层，上层放柴火，下层盛火垺，中间是陶土烧成的隔漏。母亲第一次用那个炉子在新家里煮饭，滚滚白烟熏得围观的我和大哥、二姐一直咳嗽。母亲一边往灶口扇风，一边揉眼，也分不清楚是不是因为烟熏的缘故。

饭做好了，没有桌子、凳子，母亲便把一只大篾框倒扣在地板上，放上大概是腌咸菜或者腌萝卜的下饭菜，一家6口人或蹲或站围着吃了。记得那是一顿白米稀饭，没放干地瓜丝，这对于小小年纪就吃怕了地瓜稀饭的我来说无疑相当美味，所以印象深刻。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个类似的日子，父亲请来泥水师傅，给楼上楼下三间房的墙壁都抹了石灰，给一楼外间的地板铺上红砖，并砌起灶台。

那是一座让我们家所有人都感到自豪的灶台：红机砖砌台，红瓷砖铺面，又用调成红色的石灰浆包外。灶台拥有三只灶眼，可以放两口做饭烧水的铝锅和一口烧猪食的大铁锅。放铝锅的两灶眼一前一后排列，从灶口烧火，热量就从前灶经后灶再从灶体内迂回到设置在两灶口中间的烟囱向上排出。一个灶口烧两口锅，一边做饭一边烧水，做晚饭时就可以饭和汤同时熟，既节约柴火又提高效率，这在当时可算是极为先进和前卫的设计。正是这样一座灶，为我们贫困的家庭带来温饱，也让我的童年过得温馨。

父亲是教师，他总是调侃自己是“教册仙仔”，因为教书的缘故，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难得周末回家，又因为把学生的事看得比自家孩子的事重要，所以陪伴我们兄弟姐妹的时间是少之又少。

那时候还没有分田到户，母亲参加生产队劳动，基本是起得比“日头”早，回得比“日头”晚，因此我的哥哥和姐姐都早早的学会在和个头差不多高的灶台上做饭，我和弟弟则早早地学会在灶前烧火。我们能做的就是雷打不动的地瓜丝稀饭午餐和白米饭晚餐，再加一锅煮黄了的青菜汤。

夏天的傍晚，兄姐放学回家便早早煮了饭，希望劳作一天、饥肠辘辘的母亲早点回家，到家就能吃上饭菜。然而总是事与愿违，生产队放工常常是很晚的。早在家里等得五内如焚的我们，干脆结伴到村前母亲回家必经的小石桥前等候。

在昏暗的夜色中，农人们陆续或扛着锄头或挑着担子回家。每每有农妇模样的人走来，我们便都使劲瞪大双眼辨认，然后从一次次的热切过渡到一次次的沮丧。终于看到母亲远远地走来，我兴奋地喊道：“妈妈，妈妈”。兴许是盼望太过于热切了，我和姐姐都不止一次地叫错了人，等到来人走近了才明白过来，羞愧难当。

冬天的太阳下山得早，妈妈回家就显得更晚了，那时的冬天又特别冷，我不敢再去村前等候，便窝在灶前干稻草堆里，看灶洞里不时闪亮又迅速熄灭的火星。灶前很暖、干草很软，我无一例外地睡着了，直到妈妈回家，把我摇醒，都还意犹未尽。

后来，分田到户了，日子似乎好过了不少，但母亲更辛苦了。父亲在外教书，我们都还小，家里分到的6亩地几乎全靠母亲耕种，没有牛、缺乏运输工具和犁耙等农具，母亲的艰辛可想而知。

我稍大一些后，也学会了做饭，因为邻家同龄的孩子基本不掌握这个技能，这让我可以在他们面前嘚瑟一番。然而，做饭远没有和小伙伴们“打冲锋”来得刺激，一个人端坐灶前，反复往灶口添草添柴，这对于一个好动的孩子来说，无疑需要不少耐心。

但在这枯燥的劳动中，我却找到了新的乐趣。

豆子成熟的季节，把未晒干的豆子用针线穿成串，放稀饭里一起煮，饭熟了，豆子也就熟了，长串的挂脖子上当项链，短串的圈在手腕上当手镯。玩累了，这颈链和手镯就成了我们解馋的零食了。

那时候，家里常年储藏一摞地瓜。母亲把刚收成的地瓜堆在阴暗的里间一角，再从池塘边挑回两担沙子，把地瓜埋起来。这样地瓜在潮湿阴暗的房间一角存放着，我们时不时掏出两三个，去皮、洗净、剁成小块，和着珍贵的大米煮地瓜粥，可以吃上一整年。

不料这堆地瓜却成就了我们孩子们的另一项乐趣。饭熟之后，往灶口里塞两个小的、长的地瓜，用火垺盖上，利用灶里的余温将地瓜焐熟。虽然常常因“紧嘴”而提前将地瓜挖出来，不得不半生不熟地啃，我却乐此不疲，一次次重蹈覆辙。

我最爱的还是烤花生。落花生成熟的时节，抓一把半干的、未掰壳的花生，塞到灶台前面用来放火柴的方形洞里，往里面填几块火红的木炭，用块木板堵住洞口，再用木棍顶着木板，不大一会儿就大功告成了。扒出那烤得滚烫的花生荚，手忙脚乱地掰开，匆忙丢进嘴里，在一番舌头乱动、猛吸冷气之后，细细品尝那嚼起来绵、吃起来香的爽劲，美味啊！

但是，可怜了那火柴洞，经不住两次折磨就被烤得黑乎乎的了。父母对我们的管教一贯严厉，但却没有因这事揍我和比我还顽皮的哥哥，现在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或许，身处贫困的岁月，作为过来人，父母很理解嘴馋的滋味。

其实，我们家的灶并不是只会生产稀饭和地瓜汤。

下雨天，母亲不出工，只见她围着灶台忙上忙下，不多时就变魔术般地用个大铝盆端来一盆炒面条，或者炒米粉，甚至是蒸饺子，里面可都是有肉的！所以，整个孩提时代，我最盼望的就是下雨天，因为不用煮饭，也因为有母亲做的美食，还可以吃得很饱很饱。

过节时，母亲会提前一两天开始准备，那正是灶台上那口大铁锅大显神通的时候。按照节日不同，母亲会在大锅上蒸各种米粿、面粿和糕点，比如春節蒸“红龟”、元宵蒸“甜粿”，此外还有“千层粿”“发粿”“松糕”“鳖头糕”“糍粑”等以及那些我用闽南话叫得上名字如今却又写不出来的东西。这让我不禁惊叹母亲的心灵手巧。

在众多种糕、粿中，我特别喜欢“甜粿”。印象中，儿时母亲每年都要做两次甜粿。做“甜粿”是相当费工夫的活，母亲提前几天将糯米和籼米按比例混合，用水泡软，接下来就要磨米浆了。

外婆家有一台石磨，那可是极少数人家才有的，外婆用这台石磨磨米、磨豆子、磨面，做出了各种糕、粿，做出豆腐，甚至酿出米酒来。可见，母亲的心灵手巧是来自外婆的遗传。

磨米浆的过程，在我小时候看来虽然好玩，但后来推过一次磨，才清楚其实是极其枯燥无味的。而且对于母亲而言尤显困难，因为经常没有人配合“放磨”，母亲不得不推一会儿磨再停下来“放磨”，这样效率就低了许多，不但耗时而且耗力。于是我便自告奋勇，请缨由我“放磨”。然而“放磨”也并不容易，磨钩不停从磨眼上方经过，想成功地将米和水投入磨眼中，需要既快又准，又要适时适量。虽然如此，但经过多次试错，最后我终于跟上了节奏，这也是我后来常常嘚瑟的资本之一。

米浆滤去过多的水分，加入适量红糖，终于到蒸粿的环节了。尽管多次看到过母亲蒸粿的一系列操作，但总没有一次是专注从头看到尾的，反正过程记得不太真切，仅有一个细节是万分清晰的。

为了使甜粿充分熟透，在米粿将熟未熟之际，母亲会拿一根两尺来长的擀面杖将米粿搅拌均匀，而我的注意力就在那根擀面杖上，因为那上面粘着一层米粿。母亲早看透了在灶前灶后晃悠了老半天、又装模作样帮忙烧火的我的心思，用一把小刀把米粿刮下一团来，说：“来，试看看，熟了没有？”我便毫不客气地当起了“专家”鉴定起母亲的手艺来。末了，还不过瘾，又趁母亲去灶前添柴火的空儿，拿起擀面杖啃起来。

那米粿到底有没有熟透我不清楚，但那甜、粘、软、烫的滋味和我留在擀面杖上那几道深深齿印我是一清二楚的，如今闭起眼来想想，还是满满的幸福。

灶前给我留下的童年记忆还有许多，有失火烧了装火垺的粪箕，有冬天躲在灶洞里的猫猫……每每回忆起这些，我总是情难自己。这里，有母亲忙前忙后的身影，有我清贫又温馨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