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吟之间

王文昌

明朝的焦竑仿照《世说新语》，分“行谊”“文学”等五十余门，撰写笔记体著作《玉堂丛语》。卷五《廉介》中载有明朝中期的名臣刘大夏的一则故事，读来滋味绵长，令人叹为观止。

刘大夏曾任广东的一个地方官，当时府库有一项“羡馀钱”（征收钱税时，以耗损为由，多征钱银），明朝称“火耗钱”，按照惯例不上库簿，地方官“公然取去，以充囊箧，相袭以为固然”。刘大夏到任，府库中还有前任没有取走的部分“羡馀钱”。库吏告诉他，这个钱不用上库簿，可以作为长官的“私房钱”。“公沉吟久之”，突然大声说道：“刘大夏平日读书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许多时，诚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随即，让库吏将“羡馀钱”悉数登记入簿，“作正支销，毫无所取”。

面对相延多年的旧习，刘大夏并非顺水推舟、同流合污，而是将“羡馀钱”全部记入库簿，“毫无所取”，不跟风，不从俗，如此清廉自守，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让我尤其钦佩的是，他对自己的“沉吟之间”，竟然做出了更加深刻的解剖和反省：“愧对古人，非大丈夫。”即使“沉吟之间”，刘大夏便觉得愧对古人，那么，面对刘大夏这个五百多年前的“古人”，面对他在“羡馀钱”上的所作所为，扪心自问，我们的言行是否有愧？

有些贪官会写“忏悔录”，其中往往“痛心疾首”地谈到：开始收钱，都是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即所谓“沉吟之间”。这些人并非不知道人间大义，并非不知道天理国法，有的履历上甚至是博士学位，他们在“斗争什么”？说到底，无非是在百般思量，“我收下的钱，我干的坏事，被发现查处的概率有多大？”他们的“沉吟之间”，是在权衡被查处概率的大小，是在权衡个人利益的得失。一旦他们认为相对安全，就会铤而走险，不再“沉吟”，自谓“该出手时就出手”。“侥幸”让他们迈出罪恶的第一步，而有了第一次的“湿鞋”，以后再混浊的泥水也会不管不顾、“勇往直前”，就像陈佩斯所演的小品《警察与小偷》所言“习惯了”。古人所谓“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诚非虚言。

此“沉吟”非彼“沉吟”也。不错，面对诱惑，人人都会思量。但是权衡的结果却大相径庭：是满足自己的私欲、屈节徇物，还是立定高处、直道而行，“沉吟之间”便见分晓。正是这“沉吟之间”，有的清史留名，有的遗臭万年——“沉吟之间”，荣辱千古，此等关节，焉可不慎？

接下来，我更关注的是，刘大夏何以在“沉吟之間”做出正确的选择。其实他说的话已经给出了答案：“平日读书做好人。”好人标准很多，作为官员，手握公权，不贪不占，“俸外皆赃”就是底线；如何做好人，路径也很多，基础就是“平日读书”。读书可以明事理，可以知兴替，可以见荣辱，可以分轻重。南宋文天祥，面对风雨飘摇的南宋江山，一片磁心向故国，临刑写下《绝命词》：“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读书是为了做人，是为了在关口处心明眼亮，不至于让非分的欲望蒙蔽双眼，“误入藕花深处”。正像程颐所说：“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之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沉吟许多时，诚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刘大夏斩钉截铁的话，今天读起来，仍然让人血脉偾张。“不让古人是谓有志”，今天，时时品读刘大夏的“沉吟之间”，会让我们凛然一惊，然后在利益攸关处立定脚跟，心向高明，努力自爱。

【原载《检察风云》】

插图 ／ 贪心 ／ 佚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