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江南”的风流云散

黄 波

在中国历史上,“江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概念。

自南宋以来,江浙沿海的城市经济便日趋繁荣,元统治者更是趋近“功利”,大力倡导海运,鼓励商业,使元末江浙地区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同时,因为元朝统治者管理相对粗疏,对民间风俗变化不太放在心上,清规戒律较少,江南文化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之上,也随之得到了蓬勃发展。元末大乱,张士诚割据江浙,他实行的仍然是元王朝的统治政策,所以,虽在战乱之中,但江南地区偏安一隅,文化并未受到摧残,反倒呈现出一种奇异或曰畸形的繁荣态势。

商人地位的提升也是元末江南文化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商人被贬抑的社会不能称作正常,崛起的商人阶层如果缺乏对文化的热情,不想获得除金钱以外的尊重,也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元末的富商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即急欲使自己获得一种文化的认同。他们不仅舍得为“附庸风雅”而大把花银子,更迫切希望使自己和整个家族真正风雅起来。于是在元末江浙地区,由富商主持的如顾瑛“玉山雅集”一般的纯粹私人性质的“文艺沙龙”一时蔚为大观。文人们在这里被待为上宾,商人们也从文化上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士商良性互动的一幕,终于在元末的江南上演了。

而这样一个“文化江南”,是从乡野间崛起的朱元璋所无法理解的。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民风淳朴、士农工商按儒家传统规定的秩序各安其位的小农社会。商业文明发展以后必然带来的社会流动性的加大,使这个新天子深深恐惧和仇视,他认为这是不利于其控制的。因此,他既要从经济上压榨江南,力图铲除这一地区由于工商业而带来的社会富庶与繁华,同时,作为文化的江南也是他要竭力扼杀的。

朱元璋对江南的民风和士风早存不满。据《明实录》记载,早在明朝建国前,朱元璋就曾经这样训诫归顺的张士诚旧将:“我所用的将领多半是濠泗、汝颖、寿春、定远(现均归安徽省)诸州之人,他们勤苦俭约,不知奢侈,不像你们江浙人,因为富庶就耽于逸乐。现在你们既然归顺于我,就一定要把过去的习惯和毛病好好改掉。”

明王朝对江南实行重赋政策。在攻下苏州数月之后,朱元璋便下令强迫大批苏州富民迁徙至临濠(今安徽凤阳),这些人甚至被禁止回乡扫祭祖墓,违者会受到严惩。这是要从根本上拔除“文化江南”的举措。除此之外,朱元璋对江南人士还充满了强烈的不信任。据考证,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苏州知府竟然换了三十次,而且这三十人当中,遭到“左谪”、“坐事去”、 “被逮”、“坐赃黥面”、“坐法死”等严厉惩罚者就有十四个。

在朱元璋的强力打压下,元末发展起来的“文化江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外观残破、精神枯滞的江南。

许多人对此是不甘心的。“吴中四杰”之一的杨基在世时,曾经向一个朋友打听故乡的情况,朋友告诉他“吴中风景,大异往昔”,他不禁百感交集,写下了一首非常深沉的诗:

三年身不到姑苏,

见说城边柳半枯。

纵有萧萧几株在,

也应啼杀城头乌!

这样一个衰败的江南,即使是城头的乌鸦,也要兴起浓厚的今昔之感!

江南的复苏,要等到明中叶以后了。直到弘治、正德年间,随着政治上的松动和经济上的发展,萧条已久的江浙地区才重新恢复了活力。一本叫《寓圃杂记》的笔记记载:“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才辈出,尤为冠绝。”在这里,江南城市的演变轨迹是一清二楚的。人才每代都有,關键在于统治者采用什么样的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弘治、正德两朝,统治者明孝宗、明武宗都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英主,明武宗更被指为荒淫的庸君,而恰恰是在他们的手下,江南经济和文化才又得到了恢复性发展。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吊诡的现象?与其说是他们的措施多么得当,毋宁说根源正在于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什么强有力的措施。皇权统治者控制力的削弱,对一个企图代代相传的专制王朝可能是个坏消息,但于激发民智和社会进步却是充分利好。

【选自黄波著《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

报出版社版,本刊有删节】

题图 / 文化禁锢 /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