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提“卖红薯”

吴　非

很久没吃烤红薯了，很想吃。但我看烤红薯的那些炉子不顺眼，想到那炉子是废油桶改的，便大倒胃口，再加上民间添油加醋的传说和健康专家的电视讲座，我只能爱而远之了。

不过，冲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话，我还是要肯定：卖红薯是个正当职业。“卖红薯”究竟是指什么形式，当年有过争论。一般人的理解，就是卖烤红薯的。这句话本是二十年前的电影《七品芝麻官》中，唐知县审诰命夫人时，发了野性的一句台词。虽然老一辈卖红薯小贩中未必真有因无法为民做主而挂印的官吏，但因这句台词的流行，全国城乡卖红薯小贩一时显示了他们的存在。当时“不为民做主”的现象已渐而成风，百姓有牢骚，也就推动了这句话的流行。

本是舞台“戏言”，一流行，便化作官场戏言。我从识字起，就常受宣传鼓动；到了中年，看得多了，就觉得好多人物满脸都是戏，即使不施粉墨，骨子里也浸透西皮二黄。“文革”中，极左权贵喜欢假惺惺地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喜欢标榜“人民勤务员”。虽然这“人民勤务员”和今之“公仆”意思差不多，但是“勤务员”们生杀予夺，精通罗织，比古代官老爷的派头猛多了，百姓畏而远之。劫乱过后，百废待举而诸多不顺，“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一句顺口溜式的戏话，立刻就成了流行语，又经久不衰，向经典语言发展。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不过是牢骚，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唐知县那样的七品芝麻官，俸禄及待遇远远不如当今一个科级公务员。可是唐知县时代，毕竟是几千百姓养一名来管他们的人；现在平均每二三十人就要供养一个管他们的人或根本不管他们的人，待遇反而变高了。百姓的负担很重很重。也许正因为当官的人太多，太多了反而没有人“做主”，如果有朝一日，大家都不在乎了，或是有领导率先垂范，势必“一窝蜂”地都来卖红薯，这样一来，老百姓吃得起烤红薯吗？每天的摊位费是少不了的吧？还得提心吊胆地躲避各路大盖帽的驱赶，一旦省市卫生检查团驾到，便只能在家里饿肚子，营养学家还在电视台讲座上聒噪，说吃烤红薯致病……于是不才如我便马后炮般地想到，这唐知县虽然能装正经，水平却不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一句凑趣的话，如“春晚”上小品红人的胡言调笑，流传全国，实在不足为训。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说的不过是“为民做主”（也许按某些专家的理解，这也就是所谓“民主”了），好像非此就不像个官。其实老百姓未必非要他做主，只要他们每个人都肯老老实实地上班做事，能有多少事要麻烦他们做“主”的？

顺口溜毕竟是顺口溜。事实是，即使他不想“为民做主”，或是他是想做主而没法做主，扬长而去之际，权衡一下，卖红薯绝非排在移动电信、供电局、高速公路及各路财税官前的首选。今之所谓能人弃官“自谋出路”，不过是下海经商，去做财主，而他们能利用的优势，往往是他在“不做主”、“不作为”时留下的后路。我们的社会，“养”的环境、“养”的习惯甚至“养”的文化似乎都有问题。很少能听到官员辞官后能靠自己的智慧谋生路。不少官吏平庸无能，在任无所建树，卸任无所事事，制度把人养懒，许多人根本没有基本的劳动意识，你如让他卖红薯，以为置之死地而后生，那不是要他的老命吗？

黄昏，街口那位卖烤红薯的老大姐，站在那里一天了。冷风吹拂着她花白的头发，她呆呆地望着公交站方向。她以前会不会是个“不为民做主”的局长？会不会是哪个法院“不为民做主”的法官？甚至会不会是个“不为民做主”的市长？——我忽然疑心：我这样想，会不会是对卖红薯这种诚实劳动的轻慢？

所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不过是玩笑。穷人过得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要再拿他们的生计开玩笑，好么？

【原载2007年12月16日《新民晚报·夜光杯》】

题图 ／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