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状告学生家长：可悲的次优选择

王石川

不久前，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的玉尔其乡、阿恰勒乡人民政府，将二十九名孩子的家长告上法庭。理由是他们的孩子因忙农活辍学，要求法院责令家长把孩子送回学校读书。政府起诉辍学学生家长的行为得到了当地绝大多数农民的认可。(6月25日《中国青年报》)

“不让一个家长非法剥夺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柯坪县副县长李旺军这话说得不可谓不斩钉截铁，也不可谓不理直气壮。诚然，根据新义务教育法规定，每个适龄儿童都有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也都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孩子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不得使在校接受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因此，乡政府起诉学生家长，名正言顺，于法有据。

孩子不是家长的私有物产，孩子的受教育权不能被恣意剥夺，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乡政府状告学生家长，是对学生家长的法律启蒙。柯坪县法院党委书记金胜林认为，农村的普法工作任重道远。这番认知显然并非矫情，而是基于现实认识的苦衷。因此．尽管乡政府和学生家长走上了对簿法庭的尴尬地步，仍然值得我们叫好。

叫好之余，我们却不能止于思索。必须追问：在柯坪县，为何有那么多家长勇于置孩子前途于不顾?为何置威严法律于不顾?为何仅仅为了菲薄的薪酬而财迷心窍?一个细节不容忽视：柯坪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里的农民长期生活在贫困环境中，信息比较封闭，观念得不到改变。显然，表面看，学生家长胸无大志，目光短浅，实际上这背后隐匿着残酷的现实——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当温饱尚未解决之际，追逐口腹之欲，而不是精神营养，这只不过是发自本能的意识。

因此，当我们在力挺乡政府的状告之举时。是不是该体恤贫困农民的揪心之痛?当我们在谴责困苦农民的燕雀之志时，是不是更应该关注当地困窘不堪的经济状况?

据报道称，一些农民认为，农民家的孩子大了，就该替家里干活儿挣钱，书本上的东西知道得再多，也没地方用。毋庸置疑，这样的认知是经不起推敲的，甚至是荒谬的，这种论调简直是新读书无用论的翻版。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知识英雄叱咤风云的年代里，这些农民为何如此“愚鲁”?“信息比较封闭，观念得不到改变”当然是直接原因。既如此，当地政府似乎更应该在顺畅信息上大做文章。

由此，我们不妨联系到曾经煊赫一时的新读书无用论。民调显示，34.7％的受访者后悔上大学。因为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因为“毕业即失业”。不少农民家长甚至叫苦不迭，早知如此，还不如不让孩子读书了。这种沮丧、绝望以及愤慨的情绪为何会蔓延?正是因为大学乱象丛生，就业难短期内又得不到纾解。因此，读书无用论，咎不在读书，罪在于外因。同样的道理，柯坪县一些农民之所以慨叹读书没地方用，显然也不是读书本身的过错，而是因为他们确实没有看到读书能带给他们希冀，带给他们切实的价值、灿烂的前景。无需埋怨农民急功近利，当读书不能迅疾转化为生产力时，当读书甚至成为家庭拖累、成为家庭贫困的加速器时，他们的功利完全可以理解。

在曾经一个时期，先治愚还是先治穷，先治穷还是先治愚，被当作全社会参与的命题讨论不休。其实，愚和穷从来都是孪生兄弟，治愚和治穷从来都不该分先后。当信息严重闭塞时，当贫穷像毒蛇一样缠身时，谁都没有足够的理由对愚表示出道德优势，谁也不该有底气对穷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歧视。因此。在这一现实语境下，我们解读乡政府状告学生家长，就应该明确认识到，不真正使当地农民脱贫，不彻底改变当地信息闭塞的状况，不让当地农民切身体会到读书的诸般价值，单纯地状告之举除了有一丁点的普法意义，充其量只是可悲的次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