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什么科学依据

刘　瑜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看很多事都觉得新鲜。其中有一样，就是电视里的药品广告。除了宣传药品的功效以外，广告里都有长长一段话交代药品的副作用和风险。当时一看就乐了：这样做广告，能卖出去药吗?你想，刚说完这个药如何让你从此免受关节炎之苦，突然来一段：“吃这个药可能引起头晕、恶心、拉肚子，增加心脏病的概率……”你还敢买吗?

当然，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广告没有用，商家会傻到去做它吗?药厂当然不会做赔钱买卖，有统计表明，在正常范围内，药厂每在广告上花费一美元，就可以从消费者身上挣回来四美元二十五美分。

这么多钱砸进了广告，会不会把药效吹得天花乱坠?暗示性的吹嘘肯定不可避免。不过。“吹”亦有道，按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1997年出台的“面向消费者的广告行业指导”规定，药品广告必须对其可能的副作用作出说明。同时，电视广告还应该包括以下四个要素：显示一个免费的咨询电话；显示一个网址；提及一份印刷品或资料册；提及向医生咨询。这四要素，都是为了保证消费者有机会获得该药的详情。总之，药品广告要合乎“一个声明，四个要素”的模式。

如果没有做到这些呢?当然是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世界知名的默克医药公司，最近就因此狠狠摔了个跟头。这个公司1999年研制出一种止痛药ViOXX，并且猛做广告，2003年销售高峰期该药销售总额曾达到二十五亿美元。可惜好景不长，人们逐渐发现，这种药使心脏病的发病率提高两倍，而默克公司在初期广告中没有对此作出声明。接下来的后果呢?消费者风起云涌的起诉。2006年4月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起诉默克，声称ViOXX导致他心脏病发作，并成功赢得四百五十万美元的赔偿。此后默克就陷入了被起诉的汪洋大海之中。一个邮局工人赢得了两千万美元的赔偿额，同时默克公司还要为此接受两千七百万的罚款。判决的理由仍然是：默克公司没有在广告及标签中提供足够的警告。目前。默克仍然任重道远：还有两万八千个ViOXX官司要一个个打呢。

这点事在中国，一个医药公司也许可以靠一餐饭或一个红包“搞定”，但是在美国，默克公司不得不为此接受“千刀万剐”。在这个背景下，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辉瑞制药会在2006年放弃研制一种降胆固醇新药——虽然已经投入了八亿美元，但是试验显示该药增加病人的死亡率。有了默克的前车之鉴，就是扔掉那八亿，也好过被人民群众追杀得无处可逃何。

这样重大的事故，不仅使医药公司从此更谨小慎微，而且也给制度改进提供契机。ViOXX出事以后，2005年就有议员提出制订“药品广告责任法”，要求一种新药开始面向消费者作广告之前必须至少试用三年。事实上，有不少社团干脆要求政府下令禁止针对消费者的医药广告。提出这一主长的社团表示，巨额的广告费提高了药品成本和价格，又容易误导公众，得不偿失。

当然，增加药品安全，不仅仅是广告监督的问题。广告监督仅仅是药品安全监督的一小部分，其他更重大的环节，包括药品的严格审批程序、审批人员的资格认证、对消费者申诉的处理机制、司法机构的独立裁决等等。

那么，美国对保健品广告，又是如何管理的呢?首先，保健品不是药品，根据法律规定，它的上市不需要经过药检部门的审批。但是在保健品说明书上必须注明它的功效“没有得到食品药物管理局验证”，同时，在广告中它可以宣传对身体“结构或者功能上的好处”，但是不得宣称能够“治疗任何疾病或情况”。其次，即使是保健品，一切广告信息都必须是“真实的、没有误导性的、有科学依据的”，且这个科学依据必须“有力而可靠”：由专家以公认的方式研究试验；数据结果不能有选择性，产生数据的附加条件不得隐瞒。尤其强调个人经验，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算作科学依据：再次，与药品广告相同，保健品广告中必须交代此药的副作用和风险，而且这个交代必须以醒目、清晰、易懂的方式呈现。比较有意思的是，法律还规定了，不仅仅是生产商，而且“产品推广中任何有关方面，包括广告商、发行商、零售商、电视台等等”都有义务确认广告的真实性和科学依据的充分性。

最近，中国“3·15”晚会曝光了藏秘排油，批评其误导性的广告，其代言人郭德纲也因此受到指责，据说有位老人打算起诉郭德纲。这事怪不怪郭德纲?如果按照美国法律“任何方面都有义务”的说法，老人起诉郭德纲不是全无道理，当然他更可以以同样的理由起诉厂商、广告商、发行商、零售商、电视台等等。

消协与其苦劝明星不要滥做广告，不如劝药检机构强化管理。劝人大增加相关立法，劝法院为民做主，劝这些权力机构追问吹牛不打草稿的厂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

[原载2007年4月24日《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