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谈自己

不能因为我现在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就把我的“五四”时期前后的作品看做是无产阶级的小说。说我是杰出的农民作家也许还是可以的，但还不能说我是无产阶级作家。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卞立强译《鲁迅传》。

我现在与劳苦大众不接近，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经验，都很缺乏，当然不敢创造。

——与谭丕模的谈话，录自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

上海像个大熔炉，只要我坐在那里，思想上就安静不下来去写小说。即使能写一篇，想必不会有出版商会有足够的胆量去出版它。这里给我提供写短评的材料及激发灵感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因而，除了继续的翻译及做短评外，我还能做点什么别的呢?

——与姚克的谈话，录自姚莘农(姚克)作，许佩云译《鲁迅：他的生平和作品》。

我像所译述的Kupoin的一篇小说的主人翁，是一个在明暗之间的彷徨者。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写给<彷徨>》。

我想骂的人不一定是国民党要骂的人，国民党要骂的人我不一定想骂，所以我不加人国民党。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一点回忆》。

我是畏见生人的。

——与国风的谈话，录自国风《鲁迅怕见生人》。

有一点病，不大舒服。

有病，没病，我总是不愉快的。不过也很奇怪，没有病的时候，拿起笔来，也写得叫人欢喜一点。有病，不欢喜，我想就不应当拿笔……

——与黎锦明的谈话，录自黎锦明《一个印象》。

章太炎可以写，既写他前期革命业绩，亦述其晚年“渐入颓唐”。蔡元培坚持民主进步，值得写(指写传记／编者)。至于我自己就不必写了。

——1936年7月27日下午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罗慧生《鲁迅与许寿裳》。

不很好看，三十年前还可以(此指自己的丰采／编者)。

——与于伶等人的谈话，录自于伶《鲁迅“北平五讲”及其他》。

只是……其实，我这个人，只是在文章里给了人许多忌讳，至于其他……倒并不如一般人想像中的那么使人可怕……

——与冬藏老人的谈话，录自冬藏老人《雪夜访鲁迅翁记》。

我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了。譬如这封信(指某大书局要人作寿的征文信／编者)，看似很简单，而其实包含有我的地位，声望，和各方面的情况等等，才会有这样的信到来，这，是我积了多年的精力，物力，苦心所致的，所以即此一端，就看出我这个人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了。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欣慰的纪念》。

他们(指叶灵凤等／编者)比得我太大了(指将鲁迅比成高尔基／编者)，我只恐怕承当不起。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郁达夫忆鲁迅》。

有脾气有什么不好。人嘛，总应该有点脾气的。我也是有脾气的，有时候，我还觉得有脾气也很好。

——与丁玲的谈话，录自丁玲《鲁迅先生与我》。

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

我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在鲁迅灵前的献辞。

中国多几个像我一样的傻子就好了。

有一百个，中国就不是这样了。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景宋《鲁迅的日常生活》。

你怎么知道我的学问好，……听别人说是靠不住的。老实告诉你，我的学问并不好，我写的文章，常要挨人骂的。

谁说我有本事，又能干?我常常上人家的当，吃别人的亏的。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论理讲，我是没有承受这么多的攻击的资格的。我有过什么值得人们这般注意的呢，我不是总共才写过两本小说，两本小品，几本杂感吗?要我倒掉是颇容易的，假使他们也稍稍努力地作出一些实际工作来，然而就是这点点，他们都不能作，这是颇使我悲哀的。

——与韩侍桁的谈话，录自韩侍桁《文学评论集》。

弄政治宣传，我到底不行的；但写点杂文，我比较顺手。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

出版社呢，让我写些国民党不禁止的好卖的小说，但是，那样的小说，我绝不能写。

——与浅野要的谈话，录自原胜(浅野要)作．陶晓燕译《紧邻鲁迅先生》。

我一个人不能样样都做到，在文化的意义上，长篇巨制自然是需要的，但还有别人在；我是斩除荆棘的人，我还要杂感杂感下去。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雪峰《过去的时代——鲁迅论及其它》。

我不是什么文士，只不过是偶尔拿起笔写写文章罢了，我不是什么文士。

我是写实主义者，只是把所见到的和所听到的如实地记述下来罢了。

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写不出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品。我只能算是左翼方面的一个人。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

我不能写批评，因为我不能冷静。……我把认识藏在心里，而叫自己的感情说话。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

说我是中国的高尔基，我并不高兴。高尔基只有苏联的才是真的。被人家说成是中国的高尔基，其实就是说不如真的高尔基。我不是中国的高尔基，我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鲁迅。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卞立强译《内山完造(花甲录)中有关鲁迅的资料》。

未免过誉了(指冯雪峰在《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文草稿中将鲁迅比成屈原、杜甫，但是鲁迅并未将这句话涂去／编者)——对外国这样说说不要紧，固为外国人根本不知道屈原、杜甫是谁，但如果我们的文豪们一听到，我又要挨骂几年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武定河(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九三六年七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

我虽清穷，但不愿和当道往来，就是日本的公人也不乐多所交游。

——与山本实彦的谈话，录自山本实彦《鲁迅的死》。

我希望你们停止字面上的争斗而做有意义的工作。我个人是否参加组织，你们现在不必这样作为问题的。

——与山本实彦的谈话，录自山本实彦《鲁迅的死》。

(厦门大学开欢送鲁迅的会，一位同学致辞说“夫子温良恭俭让”。)

我不敢当!说不定我明儿，会变成一个小偷，或是一个土匪的。

——与厦门大学学生的谈话，录自陈梦韶《鲁迅在厦门的鳞爪》。

我对别人，从来没有这样屈从过(海婴有时以不吃不喝反抗父亲，这时鲁迅只好对他说好话了／编者)。如果我对父母能够这样，我就是一位孝子，可以排上第“二十五孝”了。

——与友人的谈话，录自张款、张能耿《鲁迅爱子周海婴》。

我离开书报就写不了东西。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回忆大哥鲁迅》。

因为《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理由(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鲁迅的生活——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鲁迅座谈会讲》。

(钱玄同见鲁迅名片上不署“鲁迅”而署“周树人”，故而发问。)

我近些时候在中国的一个笔名不能用上三回，否则就会从文章的倾向和语调里被发现出来。前些日子日本某学者在和我见面的时候对我说：“最近没有阅读到你的作品呐”，我说现在我写的东西很不少，用的都是变换频繁的笔名。

——与山本实彦的谈话，录自山本实彦作。吕元明译《鲁迅某种内心的历史》。

【选自吴作桥等编《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时代文艺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