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托难”困扰日本社会

丁英顺

日前，一位日本妈妈所写的题为《孩子上不了保育园，日本去死吧》的匿名博客在日本引发巨大反响。这位妈妈讲述了自己让孩子进托儿所的努力泡汤，不得不面临离职危机。一些有相同遭遇的民众征集签名，组织集会，向政府表达强烈不满。困扰日本多年的“入托难”问题一时成为日本社会关注的焦点，令安倍政府始料未及地陷入被动局面。

日本“入托难”现状

“入托难”是近些年来日本历届政府都经历过的“老大难”问题，延续到安倍政权也不意外。而这次之所以引发民众极度不满，则与安倍政府一边标榜“女性经济学”、一边却没有推动解决女性的现实问题不无关联。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曾经无数次地表示要将等待入托的所谓“待机儿童”的人数降为零，要创造让女性能够充分发挥才能的“一亿总活跃社会”，要实现“总和生育率1.8”的目标等，而实现这些离不开充足的保育设施和完善的育儿环境。实际上，日本许多年轻妈妈依然因孩子无法及时进入托儿所，而不得不面对育儿和工作的两难困境。2015年，全日本“待机儿童”已增加至2.3万人，出现了连续五年增加的趋势。由于人口不断向大城市集中，日本的“待机儿童”大多集中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2015年仅东京都的“待机儿童”就已达到了7814人。

2012年6月8日，日本东京街头，孩子们正在等待观看山王祭游行。

日本全国大约有3.2万所托儿所，绝大多数是公立，费用较低，但入托条件比较严格，对申请入托的幼儿家庭采取评分排位制度。经济条件较差、父母双方都必须外出工作而的确无人照顾孩子的家庭，往往评分较高，其子女被安排优先入托。而那些评分低、排位靠后的家庭在落选后，只能继续等待托儿所的某些孩子升幼儿园后空出名额，甚至有些孩子一直到上小学都未能进过托儿所、幼儿园。这些儿童被称为“待机儿童”。幼儿不能进公立托儿所时，有些家长只能将孩子送到私立托儿所，但私立托儿所每月的费用大概是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750元），家长很难承担如此高额的经济负担。迫于经济压力，母亲只好辞职在家照顾孩子。有些父母为了尽快让孩子进入公立托儿所，甚至使出假离婚等手段来提高评分。可见孩子入托对于父母来说有多么重要。

日本为何出现“入托难”

首先，走上社会参加工作的日本女性日益增多。随着日本“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同时，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导致劳动力减少，日本政府也希望女性更多地为经济增长发挥作用。以前的“家庭主妇”要走出家门，解决好照看孩子问题是第一要务。日本家庭结构的变化使老年人与子女的同居率降低，家庭规模缩小，家庭的育儿互助功能也在下降。而且日本与中国不同，父母一般不会替子女照看孩子，即使照顾也只是临时性的。这种情况必然要求日本社会有足够的保育设施，但现实中日本现有育儿设施的容纳能力的提高却没有跟上社会经济结构和家庭分工模式的变化，造成“入托难”问题。

其次，保育员待遇低，压力大，人手严重短缺等导致“入托难”。据统计，日本保育员月均薪资为2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650元），比日本全行业平均月薪低11万日元左右。厚生劳动省2014年做了一项关于保育员的调查，在不想当保育员的理由中，有47.5%的人选择了“工资过低”这一原因。日本对保育员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每个保育员需要至少照看六个孩子，而托儿所接收一周岁以下的孩子，有些还在摇篮中的婴儿也被送入托儿所，因此保育员的工作高度紧张，劳动强度大。由于日本企业经常加班，很多父母很晚才能去接孩子，这又延长了保育员的工作时间。工作累工资少等因素导致保育员严重短缺。

目前，日本国内大约有124.6万人持有保育人员资格证书（2014年），但其中真正从事保育工作的人不足半数。每年在大学或专科院校取得保育员资格证的约有四万人，但仅有半数人选择到托儿所、幼儿园就职，而且80%保育员大概平均工作2.8年之后就选择辞职。日本厚生劳动省预测，到2017年底，日本保育人员会有6.9万人的缺口。在日本开办托儿所有严格的标准，如果保育员达不到规定的人数就不被允许开设。所以，保育员的短缺直接带来托儿所的不足。

第三，日本托儿所的公益性比较强，公立托儿所大部分费用由地方政府来补助，保育员也是地方公务员。但随着经济发展低迷，财政紧缺，日本地方政府在增设托儿所方面面临财政困难。如果想在城市增设托儿所，地价太高，很难解决选址问题。有些托儿所改建在居民区的闲置房屋中，这又带来扰民问题，容易遭到附近居民们的反对。日本现阶段还没有关于保护托儿所等育儿设施的法规，一旦出现争执，有的托儿所迫于压力不得不关闭。为了增加托儿所的数量，解决“入托难”问题，日本政府希望民间企业投资经营托儿所，以减轻财政负担。但另一方面又担心民间企业只顾收益，影响服务质量，因此对民间企业经营托儿所又有较多限制。在公益性和盈利性之间怎样取得平衡也是一个难题。

日本解决“入托难”尚无良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以应对少子化问题为契机，对育儿和保育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加大了对育儿的社会支援力度。1994年日本制定了“天使计划”，提出要“构筑快乐育儿的社会”，1995年制定了《育儿·护理休业法》，对育儿员工提供支持，使他们能家庭和工作两者兼顾。同年制定了《紧急保育对策5年计划》，要求在该计划实施后的5年时间里增加托儿所接收幼儿的人数。然而，因没有硬性规定地方政府有完成该计划的义务，该计划完成率较低。1999年日本制定了“新天使计划”，增加了多种形式的育儿服务设施。该计划以扩充托儿所功能的相关政策为核心，在改善社会育儿支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实质性进展。2001年制定了“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2005年制定《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虽然日本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但人口出生率仍一路下滑。2013年日本妇女生育率仅为1.43，这比2005年的最低值1.26略有回升，但仍不足以扭转少子老龄化的大势。2015年日本14岁以下人口仅有约1500万人，少子化形势仍很严峻，而“入托难”问题却始终得不到解决。

安倍再度出任首相后，2013年4月发表了“加速消解待机儿童计划”，提出用五年时间提供可以保育40万儿童的保育设施和保育员，但该计划进展缓慢，“入托难”没能得到缓解。此次匿名博客事件让安倍政权陷入被动局面。夏季参议院选举在即，在野党抓住把柄不断追究此事。2016年3月24日，日本民主党、共产党、维新党、社民党、生活党等在野党向众议院提出了给每一位保育员每月增加五万日元工资的法案。在野党希望该法案能凸显出其与执政党的不同。而要改善保育员的待遇，每年需要284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3.3亿元），这在经济低迷的状态下想要实现也很困难。

作为解决“待机儿童”问题的措施之一，日本政府急忙推出了扩大小规模托儿所定员人数的方案。根据相关法律，日本小规模托儿所只能接收6～19名幼儿，面对此次“入托难”风波，政府准备放宽限制，将其定员增加到20人以上，限定在“待机儿童”较多的地区。安倍政府本来打算在5月制定日本“一亿总活跃计划”时推出这一政策，但迫于夏季参议院选举临近，提前公布显然是应急之举，以期在选举时加分。实际上，目前日本政府还找不到改善情况的良策。

总之，安倍政权虽然推行让“女性活跃”、“女性进入社会”的政策，但由于日本经济低迷，财政紧张，一直难以在完善育儿设施方面投入充足的资金。无法解决儿童入托的问题，女性也就无法真正回归社会。为了拉选票、打选战，安倍政权这些年没少向民众开“空头支票”，只是许诺容易兑现难。如果“入托难”状况得不到明显改善，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在今年夏天的参议院选举中所能得到的支持率有可能大幅下降。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