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开放式街区与中国的大院式住宅

欧洲的城市贫民窟和郊外富人区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工业化和大幅度城市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这种说法适合于欧洲的城市发展史，但如果把中国的城市发展史硬往这个理论里套，就是削足适履了。中国的城市化远远早于欧洲， 看看汉唐时代的长安洛阳，宋代的《清明上河图》。那跟工业化一点关系没有。

言归正传，欧洲的工业化是怎么促进其城市化的呢？它又与欧洲的开放式街区有什么关系呢？这要从头说起。

三百年前，欧洲开始了工业革命。弄潮儿大肆圈地，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只用“一只苹果和一个鸡蛋”（荷兰话）就给“买”过来了，说白了就是，给霸占过来了。圈地者所到之处，百姓怨声载道，但圈地者圈着圈着，就把自己给弄进钱眼里去了，所以听不见钱眼外面百姓的哭声。圈地者囤积居奇，哄抬地价，一夜之间晋升为土豪劣绅。昔日自给自足的农民沦为赤贫的无产者。

王露露在荷兰一景区。荷兰人的理想就是一座房子、一棵树和一只动物。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工业化为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了新的饭碗。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为资本家卖命。城市人口剧增，城市化初见端倪。

在城里，农民工靠卖苦力好歹不饥肠如鼓了，但他们初来乍到，无立锥之地，凑合着找个能付得起租金的窝儿住下来就得了。此地段住满了饥寒交迫的无产阶级，根本没有什么卫生条件，细菌滋生，疾病蔓延，人声嘈杂，打架斗殴、偷盗抢劫乃家常便饭。贫民窟初现雏形。雨果笔下的不少人物就挣扎于这种环境，比如《悲惨世界》中参加革命的那些法国城市贫民。

当时工厂多建于城里，资本家跟圈地者一样，赚着赚着钱就把自己给弄进钱眼里去了，听不到钱眼外自然环境在工业污染下的抽泣，也看不到自然环境在工业污染下的遍体鳞伤。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讲的就是在伦敦雾霾中的苦孩子。

随着城市贫民的迅速增加，贫民窟如雨后春笋，遍地抽芽。城市规划跟不上城市变化。这导致市内车水马龙，交通拥挤，自然和人文环境恶化，社会治安每况愈下。本来住在这里的富人逐渐逃离市区，搬往乡下——他们的世外桃源。他们能这样做是因为有资金置买或雇用马车，以便来往于城里的工作地点和乡下的住宅。留在市中心居住的多为穷人。新的社会结构改写了城市版图，市里成了穷人的代名词，乡下成了富人的天堂。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经济萧条、失业率飙升、贫富悬殊增大等因素使这里已在进行的社会主义运动更加如火如荼，挑战着资本家的贪得无厌、敲骨吸髓。希特勒就是利用贫民的不满情绪来煽动民族仇恨，甚至点燃战火。

亲民政策和城市简易房

二战后，欧洲在战争废墟上开始重建。到上世纪70年代初，欧洲的经济不但全面复苏，而且已能与美国比肩。欧洲从二战的恶梦中惊醒之后，痛定思痛，下决心限制贫富悬殊，不让它再激化社会矛盾，否则会孕育出第二个希特勒式的机会主义狂人。

因此，荷兰等欧洲国家进一步完善其政治民主机制，采取了一系列亲民措施来缓解阶级矛盾。这些措施不但使城市贫民有吃有喝有生活保证了，而且还使他们的儿女像富家子弟一样，接受高等教育，攀登社会阶梯，虽然不能一步登天，但至少能从给主子跑堂做起，逐步鸟枪换炮，从奴隶到将军。

无需赘言，欧洲的进一步民主化和亲民政策并非空中楼阁，它们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物质丰富的基础上的观景楼。

为了让城市贫民住上卫生条件好一点的房子，欧洲国家铺天盖地建造简易楼房，又称火柴盒。对习惯于在村儿里独门独院的欧洲人来说，这挺新奇的。一时间，在市里住高楼成为时尚。

但大面积建筑楼房，重画城市版图，谈何容易？欧洲的土地法和财产法如暴风雨中的灯塔，任凭改朝换代，却几百年如一日，纹丝不动，一字不改。 政府再苦口婆心地说服业主搬迁也是白搭，到头来还得尊重法律。这就给国家统筹规划城市建设增加了难度。

开放式街区和市场经济

没辙，政府只好动用国库储存、与地产开发商合作，好从业主手中一小块一小块地购买老房子，然后推倒重来，兴建高楼。因此，在很多欧洲大城市内，新房旧房并存、新路旧路交错，老的格局限制新的格局。但歪打正着，这倒使许多欧洲大城市古韵犹存，令人回味无穷。

在囿于法律条文不能完全打破城市框框的情况下，欧洲国家要让大家住上卫生一点的楼房，又要确保城市功能健全，就得保证全城的交通畅通无阻。楼下店面，楼上住家，既要让居民小区内的服务设施齐全到位，又不能让围墙挡道。不难推断，这些需求的总和就等于开放式街区。

实际上，开放式街区也是旧的街区模式之延续和完善。民主化和亲民政策也正需开放式街区来助一把力，因为这样有利于大家的工作和生活。 比如，开放式街区的交叉路口、机动车道、人行道、自行车道等，都设计得人性化。百姓无论开车、骑车、还是步行，都较方便。

不过，也许最重要的是，欧洲的市场经济只有在减少创业者的经营成本和缩短消费者购买过程的条件下才能正常运转。而减少经营成本不仅包括精简开办公司的手续、缩短办手续的时间和降低办手续的费用，也包括减少经营者通过各种关卡的手续、时间和费用。开放式街区零关卡，便于商品和商业服务及时抵达客户端。

中国的大院文化和计划经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加速民主化进程、施行亲民政策、完善开放式街区的同时，我们的祖国开始建立机关大院。大院内形成独立的小气候。居民在同一家单位工作，共享一个食堂、澡堂、打开水的锅炉、幼儿园、卫生所等。

这与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解放后，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百业待兴，又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隔离。为了满足机关里职工和家属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国家施行了半供给式的制度，以单位划分大院顺理成章。

机关大院与我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计划经济也有着紧密的关系。人民公社是我们经济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人民公社和机关大院在理念上遥相呼应。

另外，机关大院好似扩大化了的中国传统四合院。由此可见，这种居住模式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和集体主义思想密不可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新建了不少居民小区。它们也设有围墙。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之前传统四合院和机关大院模式的延续。

国情不同，历史和传统不同，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同，导致中国与西方国家城建模式也不同。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但政治经济与二战刚结束时有天壤之别，而且传统也没停滞不前，一直在追赶时代的步伐。

新的国情，新的需求，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以往的街区模式。最近国家提出了新的城建方案，鼓励开放式街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开放以往的封闭式街区。

这是因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的经济腾飞，逐步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就如欧洲国家一样，开放式街区零关口，有利于交通、 物流、商品和商业服务及时抵达客户端等，有助于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正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欧洲特色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区别一样，中国特色的开放式街区估计也会与欧洲特色的开放式街区有所不同。而且，中西的历史和传统不同，二者的城建模式也难一模一样。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开放式街区应符合中国的经济模式、历史和传统，满足中国人的需求。

这些中国元素有的显而易见 （比如集体主义思想和大家庭生活方式），有的则需要我们研究和思考。比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开放式街区应怎样互为作用、相辅相成？再比如，我们集体主义思想、大家庭生活方式与我们的开放式街区，二者之间的微妙互动到底会是什么样子？还比如，泱泱大国十三亿人口的、既悠久又现代的华夏文明， 她所需要的开放式街区和有史以来就分封割据的、多为袖珍尺寸的欧洲诸国应有何不同？

这些问题考验着政府和人民的智慧和定力。难怪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不过，政府和人民在过去的数十年里，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的务实精神、应变能力和创造奇迹的实力。我相信，祖国仍将发挥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依靠华夏文明的丰富底蕴，把这锅开放式街区的小鲜，烹制成美味佳肴。固然众口难调，但只要我们求大同存小异，这一大锅小鲜是能被调制得符合多数人口味的。

（作者为荷籍华裔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