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彩序章：聂耳的故乡岁月

如果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作曲家聂耳人生的华彩乐章，那么，走出云南之前，聂耳在云南的生活岁月，就是他人生华彩的重要序章。

资深剧作家吴德铭的电影剧本《花季聂耳》所表现的聂耳生活正是这样，因此，收到作者发来的文稿信息，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趣。因为，以伟大的人民音乐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聂耳为创作对象的作品真不算少，司空见惯的写法，当然伴随着国歌那雄壮、激越的旋律，写聂耳的爱国热情与民族情怀，重点记述他在上海参加左联、参加各种进步的文化活动的事迹，将他的个人追求、艺术生涯与民族的困兽犹斗、祖国的艰难时世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写出英雄的民族、英雄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英雄的人民艺术家的风采。眼下这部电影剧本——《花季聂耳》，显然不同于这些写作视点，而聚焦聂耳的少年时代，展示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成长经历，这不能不说，擅长于描写人物、塑造典型的老作家吴德铭在选材方面，是立志出新、别出心裁的。

新就“新”在避开寻“高度”、找“亮点”的惯常描写角度和一般塑造方法，去写似乎不“高”、不“大”、不“上”的聂耳少年生活——在细腻、平实、寻常的生活场景与社会环境中展示、铺叙人民音乐家聂耳的“前史”。为什么这么做？又怎样在平实叙写中蕴含喷发的能量，在寻常铺垫中累加后来的峭拔，在看似偶然的事件中埋藏必然的种因……我也许可以试着猜想一下吴德铭先生的写作思路，看看他的切入角度和构思特色。

聂耳当然是中国的聂耳，但首先是云南的聂耳。所以，对于云南这方水土养育的音乐奇才聂耳来说，云南人最有发言权。所以，20世纪90年代，云南省女作家陈佳光为昆明儿童艺术剧院创作了儿童音乐剧《小小聂耳》，就显现了云南人写聂耳的地域文化优势：风土人文、乡音乡情、特殊的音乐艺术土壤、狼窥虎伺的中国南疆大门等等，构成了独特社会环境，给了聂耳独特的成长养分。23岁就不幸溺亡于日本的聂耳，18岁前，除了短暂离滇的从军生活外，基本上就是在云南昆明的读书、生活、成长的。陈佳光和吴德铭前后两位编剧不约而同地选取这一段时光去展示聂耳的生命内容，显然是出于同样的价值认知和理性判断：早年生活对一个音乐奇才、民族英才的性格养成、“三观”基础，具有奠基性影响。我赞赏他们的这种题材取舍眼光，也认同他们的这种判断。

如果说，陈佳光的视点，更多聚焦在云南的民间音乐、地域文化对聂耳作为音乐家的熏陶性影响，对后来的人民音乐家聂耳所形成的艺术特色与所具有的民生意识，都潜移默化地发生了作用;那么，吴德铭当然也注意到了聂耳成长经历中滋养他的这一重要的文化资源。但是，吴德铭没有在音乐艺术的层面上停留和深入，而更多瞩目于聂耳“人民音乐家”身份的“人民性”的早年思想素养积累与少年情感内容发酵。陈佳光的《小小聶耳》“由耳入心”，花了大量笔墨去“复活”在聂耳的耳畔回旋过、心底流淌过、血液里沸腾过的旋律，剧作追求的是“既养耳又养心”的艺术效果。吴德铭的《花季聂耳》，植入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生活场景，人文视野显得更加波澜壮阔，社会时局显得更加波涛汹涌。在这样的生活舞台上，聂耳的成长经历，就有了更加复杂多样、沉重厚实的社会内容。读者或者观众会看到，中国大变革大革命的时代风云、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的一些著名领导者、先驱烈士的身影、帝国主义殖民者的魔影、从安南延伸到云南、直抵昆明掠夺中国资源的吸血管道——滇越铁路，底层社会饱受欺凌、民不聊生的惨况，还有，作为“中国少年”的边疆学生聂耳心中构建的“少年中国”的憧憬……这一切，为的是编织起影响聂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成的感性意象。耳畔听到的，是劳苦大众的嗟叹;眼里看到的，是底层民生的苦难;胸中翻涌的，是难以遏制的不平的呐喊！具有这样生活观察和人生理解的音乐家，想要“为艺术而艺术”都难。这就是为什么，走出云南、到了上海的聂耳，短短几年间，就迅速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文员会（文委）领导下的积极分子、骨干艺术家，并于1933年经由著名戏剧家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以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内在原因。编剧吴德铭发掘并突出了这种必然性。“花季”之后，是“果季”。“花”与“果”之间，有内在的规定性与发展的逻辑性，这是吴德铭的剧本《花季聂耳》在写作时格外用力、突出表现的内容。

为着《花季聂耳》的评论文字，特地再度踏勘了聂耳故居，阅读了大量相关材料，翻看自己早年写的《田汉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10月）的相关章节，重温田汉和聂耳合作《义勇军进行曲》的历史事件。尤其是，找来468页的《聂耳日记》（大象出版社2004年4月）仔细阅读，试图获得聂耳“花季”更实在具体的内容。从1926年6月1日起，到1935年7月16日戛然而止，日记承载了聂耳从14岁到23岁之间生活筹划、学习安排、情感状态记录的生命独白。这种自言自语，应该说，再真实不过了。但是我发现，日记中，鸡毛蒜皮的琐事，同学过往的痕迹，日常情绪的涟漪，记得非常具体细致，还有青春期的躁动、烦闷、任性、自律、自省、自警、自促、自我期许、自我设计……感受这些情感温度，触摸这些思绪纹理，让研究者看到聂耳真实可感的少年、青年生活内容和情感方式。尤其是在上海明月歌舞团当演员、在百代唱片公司当音乐编辑、参加电影和歌剧的创作排演活动，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但是，日记也给研究者留下了大片的补白空间和想象余地，譬如让他蜚声中外、誉满全球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一事，居然在他的日记里找不到一星半点儿的痕迹;《风云儿女》的编剧、《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他最重要的合作者、也是他的革命引路人、入党介绍人田汉，在日记当中只有两三处轻描淡写地提及名字;还有，他在“左联”组织中的活动，他在中国共产党“文委”领导文化工作安排里承担的任务内容，甚至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人生大事，统统了无痕迹。倒是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的戏剧家郑君里、陈白尘、音乐家任光，还有中国音乐剧的先驱者黎锦晖等人，出现的重复率极高。明月歌舞团的男女演员们如王人美兄妹、金焰等，更是聂耳日记中的常客。不少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化名人，都有记载录入。最切近的朋友、战友，反倒较少、极少出现。

那么，在“人民音乐家”形象的书写当中那些常常被提及的最重要的内容、那些高光点为什么没有记载？为田汉编剧的《风云儿女》插曲《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谱曲的事情，也没有提及。细节，是夏衍等当事人事后回忆中提供的。这些情况，显得十分蹊跷。

1935年，因为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密切关注，已经有了危险。他的引路人、入党介绍人田汉也已经被严密监视，不久后被捕，关押于南京。实际上，《义勇军进行曲》的合作，应该是之间与田汉有过口头约定，词作者田汉与曲作者聂耳，后来都没有见面。歌词是田汉写在一张香烟内包装锡箔纸上，后来由夏衍转交的。但是，田汉和聂耳当时已经没有再见面。由于田汉在南京被拘，而聂耳已经被通缉，中国共产党组织安排他离开上海，离开中国。取道日本去苏联学习深造音乐艺术。孰知此一去，竟然成为一个天才音乐家的意外，一去不回……《聂耳日记》永远定格在意外发生的前一天，聂耳再也没有机会一如往常补记日记，补充那些“余地”，填补那些“空白”。

但是，为什么出现这种“重大事件”缺失的情形？合理的推测是，聂耳1930年到上海，即刻投入了火热的斗争生活，投入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文化委员会领导的文艺工作内容。此前，在云南生活之时，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事变为标志的国共两党合作的破裂，白色恐怖已经在中华大地蔓延。云南形势严峻，耳濡目染，对环境的观察和对形式的判断，聂耳应该是心中有数的。参加左翼文化运动进而加入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战士，日常生活中的谨言慎行，就成为地下党成员的聂耳的生活本能了。有一些细节特别值得注意：《聂耳日记》中多次记载，他在明月歌舞团女团员同事们，特别有相互抢夺日记阅读的嗜好，聂耳的日记就是经常性的抢夺目标。那么，党的机密，工作内容，重要事情，绝不出现在日记中，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所以，日记承载心思的碎碎念，日常的琐琐事，感觉就是，留给后人看了20世纪30年代歌舞音乐艺人生活场景的一地鸡毛。

那么，留下的空白，就给了后世编剧在进入创作时的想象空间和补白余地。但是，补白和想象，绝对不是凭空编造，而是根据文艺创作理论最基本的“可然率”和“或然率”原则展开的。20世纪20年代开始带40年代，引领了中国历史剧创作的郭沫若，也正是根据这种原则去写历史和复活历史人物的，失貌存神，失事求似。不是写传记，不是做考据，而是“在历史家搁笔的地方”，去发挥文学家、艺术家的创作才能，按照历史与生活必然发生的逻辑（“必然率”）背景下去呈現其可能发生的样子——依据“可然率”与“或然率”的原则去施展创作才华。

电影剧本《花季聂耳》的编剧吴德铭显然也试图这样做。他基本按照聂耳生存环境里的历史氛围和生活逻辑，去“补充”聂耳成长过程中可能的社会内容，编织到聂耳的生命内容与性格基因中，让聂耳身上的“人民音乐家”素养从其学生时代就开始积累和慢慢发酵，呈现出聂耳在国家苦难经历、民族屈辱环境中成长时留下的深深印记，这种时政痕迹、中共地下活动与日益增长的进步文化环境，成为聂耳性格深处强烈的爱国御侮的家国情怀的必然情感指向和当然思想逻辑。这一点，在《聂耳日记》中是可以体察到的。聂耳在1927年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等革命导师的著作，听各种社会演讲，阅读《创造月刊》，观看甚至参加话剧演出，尤其，被他称为“我的同志涟”的同学，是从省外回滇的中共党员，“带着一顶半新的毡帽”，“戴一架金丝玳瑁边眼镜”，聂耳感觉他像个新人，“简直不像从前的邓向富了”。一番兴奋的畅谈后，聂耳自己也觉得：“我以后的生活，我想一定是一个新的生活。”（聂耳·日记·1928;第33页）我想，编剧吴德铭应该是看过《聂耳日记》的，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思想潜流和价值指向。于是，根据聂耳中学、师范的生活，“补白”了中共地下党的云南活动，让先烈们、老师先贤们成为聂耳成长的关键因素，这些作为聂耳成长的重要环境因素出现的王德三、李国柱、李鑫、郭耀辰、赵琴仙（应该改还有吴澄）等共产党员们的活动，虽与聂耳无直接联系，但是，为观众提供了聂耳生活的社会土壤与时代内容，对于聂耳的生命内容，这是相当重要的理解通道。聂耳日后在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中大显身手、成为战士的革命生涯，在少年时代的成长中，已经有日积月累之功，后来作为人民音乐家的社会成就，就是水到渠成了。对于电影剧本《花季聂耳》而言，塑造聂耳形象的过程中，这大约是最重要、最厚实、最有价值的历史书写了。

当然，《花季聂耳》在寻找生动可感的材料去塑造主人翁形象的时候，也有需要斟酌的地方。譬如，他在学习音乐艺术过程中，与老师、朋友的交往，显得稍许空泛，缺少内容;又譬如，一些交待性说明性的文字，显得生硬：去上海要绕越南香港之类……应该让那些交待性、说明性的文字逐渐成为不必要的内容，成为剧情的必然构成部分，化为人物行动和场面构成的自然。以吴德铭的自身写作经历，克服这些瑕疵，应该都不是难题。

预祝《花季聂耳》早日拍摄完成，与观众见面。

2022年1月日20-2月11日

昆明经开区，果林湖畔

作者简介：

吴戈，系吴卫民的笔名，1958年生，戏剧理论家、批评家、艺术教育家、教授，曾任云南艺术学院校长，云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云南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云南艺术学院国家一级专业戏剧与影视文学建设点带头人。出版学术著作20部，发表了300余篇学术论文60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