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怀念我的二哥

朱继光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人的一生都曾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都会慢慢地淡忘。但是在我的一生中却有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那就是长眠于广西边陲烈士陵园的烈士——朱继国，他是我的二哥。四十多年过去了，回忆起他最后一次与家人团聚，又是最后一次告别亲人时的情景，至今使我记忆犹新、往事历历在目。

那是一九七八年农历十二月的一天，家里收到二哥从部队发回的电报，得知他回家探亲过年的消息，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喜出望外，具体哪天到家还不知道。那时主要通信工具就是写信、发电报，不像现在通讯发达，手机随时可以联系。

二哥是幸运的，那时当兵提干必须是通过军事院校毕业才有资格提拔，二哥是个例外，他没有进军事院校破格提了干。

自从他七三年当兵去了广东台山烽火角之后，这次回家探亲还是第一回。

“光伢子，你到村口去看看你二哥回来没有？”娘对我说。自从收到二哥电报后的日子里，母亲几乎每天都会吩咐我去外面打听情况，每当我回到家里告诉母亲没有看到二哥时，她就会自言自语“怎么还没回来啰！”盼得望眼欲穿。到了二十九日下午，我哥终于回家了。当母亲见到儿子时，一刹那眼眶全红了，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拿着一条蓝花点的小手帕不停地擦眼泪。

“你回来啦！”父亲显得很淡定的对二哥说了一句。

我能看得出来，父亲其实心里是非常激动，只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感。

除夕的那天娘是最忙的一个，张罗着团年饭，父亲就在鸡埘抓鸡。

“你把那只不会生蛋的黑鸡婆杀了吧，别抓错了，另外两只母鸡是下蛋的咯。”只听得母亲在厨房里对我父亲大声说。

母亲把几只鸡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要不是二哥回家过年，她是绝对不会杀鸡的。平日就是靠几只母鸡下蛋，拿到集市上去卖，再换回一些油、盐、火柴、煤油之类的东西回家。如果家里不来客是不会吃蛋的。

有件小事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娘见我平日在家爱写毛笔字。那天娘把鸡蛋卖了，她就用两个蛋钱，买了一瓶小学生读书用的墨汁和几张白纸回家，给我练毛笔字。父亲发现后还训了我娘一顿，说“家里没有钱还花些空钱，买这些无用的东西！”

从此以后，我把买回的小瓶墨汁倒到大塑瓶里，兑上几倍的水，没有纸我就到生产队会议室捡些废报纸，这样就少花一些钱。

母亲一边炒菜，一边切着已经煮熟了的猪肉，准备做一碗回锅肉。刚煮熟的肉特别的香啊，趁母亲不注意的时候我偷偷拈了一块塞到嘴里就走了，弟弟见了他也抓一块就跑，结果被母亲发现，吼了一顿。还是三哥懂事些，他站在一旁没来凑热闹，其实他也在流口水。二哥看着我们这模样只是发笑。

三十晚上的年夜饭很丰盛——四荤二素。在我的记忆里像这样丰盛的年夜饭恐怕还是头一回吧。

按照乡村习俗，吃过年夜饭，晚上全家老少都围坐在一堆柴火旁烤火守岁到十二点，而且火都会烧得很旺，预示着来年红红火火、五谷丰登。到了十二点，父亲就会打开大门燃放爆竹，也就是我们乡下人所讲的“开财门”。

大年初一，刚吃完早饭就听到外面有叽叽喳喳讲话的声音，“炳公，过了热闹年，给你拜年了，恭喜发财”。大队张支书，一边打拱手一边说。

刘秘书紧随其后，把手上提着的一块肉和一个红枣纸包交给我父亲说：“这是大队革委会给军属拜年的一点意思”。并且解释说：“这块肉是两斤半，其他军属家里只有两斤，你们家是双军属，所以不同一点”。

刘秘书讲的“双军属”，意思是我大哥、二哥都是当兵的。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猪肉统一价格是七角八分一斤，这也算是一份厚礼啊！

父亲高兴地接过慰问品，连忙说“谢谢，谢谢！”

二哥见大队干部都来了，立刻起身迎接说：“大家新年好！请坐！请坐！”

“朱继国同志，当年你在家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就是个当干部的料，我没有看错人吧。”李大队长笑嘻嘻地对二哥说。

“哪里哪里，都是你們过去培养教育的结果，感谢你们啰”二哥恭谦地回答说。

七十年代部队还没有授军衔，统一着六五式军装，将军与士兵的区别，就是四个口袋与两个口袋。穿四个口袋的都是干部，士兵都是穿两个口袋，其他没有什么不同。二哥穿的是四个口袋军装，什么级别谁都不知道。其实就是一个副连职干部，级别很低。但是就当时讲，全县每年当兵入伍的有三、四百人，真正在部队提干的也是凤毛麟角。

“炳公，跟你拜年喽！”只听得外面又有人在喊。大队干部看到又有一拨人进屋拜年，也就起身作别了。

刚进来的这拨人都是乡里乡亲，讲起话来也都直来直去的。“炳公，你咯如今崽当官了，以后你就享清福，当老太公啰”。一位大叔笑着对我父亲说。

父亲坐在一条靠背椅上，一边翘着二郎腿，捲着喇叭筒土烟，一边笑得嘴都合不拢，我知道父亲最爱听这样的奉承话。从此以后“老太公”三个字就成了父亲的代名词，无论走到哪里都叫他“老太公”。其实是个虚名，父亲一辈子日子过得很悲催，还不如一般农户家好。

我父亲有七个子女——-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哥、二哥都在部队当兵，两个姐姐很早就出嫁了，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家。留在家里就是我、三哥和满弟，年龄都还比较小。那个时候搞人民公社，社员统一出集体工，每家每户都是靠工分吃饭，全劳力一天记十分，妇女记六分，我父亲身体不好，个子又矮小，算不上全劳力，一天只能记9.5分，三哥和我只能拿八到六分，弟弟还在学校读书，每到年终生产队决算，我们家工分最少，分配的粮食自然也就少。我们兄弟三个干活不行，可是吃起饭来不比大人少，每年过了正月十五就是青黄不接，有上顿没下顿。

我们家是军属户，大队上每年虽然照顾一些返销粮，但还是不够吃。过去有句俗语“十家扯皮九为贫，一家只为争工分”。因为家里穷，父亲和母亲扯皮吵架成了家常便饭，我们做儿子的只能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无能为力，时不时地偷偷流泪。我记得那时二哥还没有提干，家里十分困难，他把每月津贴费五、六块钱都寄回家，提干以后每月工资38元，大部分都给了家里，自己仅留一小部分。

二哥这次回家探亲，其实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那是个人的婚姻大事。前些日子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女的是县城里吃国家粮，有工作单位，人也长得漂亮，年龄也相当。二哥想利用探亲的机会与女子见见面，互相了解一下。

时间总是在欢乐中过得很快，转眼就是正月初五了。吃过早饭，我站在大门口，一个邮差骑着一辆自行车停在我家坪里，掏出邮件说“朱继国是住在这里吗？他有一份电报。”

二哥听到叫他的名字，马上出来了，接过邮件拆开一看，是部队发来的加急电报，电报内容“马上归队”。

这时二哥神情非常凝重，目光一直盯着电报，半晌没有吭声。站在一旁的我猜得到他此时内心很复杂，回家才几天，现在就要回部队，怎么向娘开口，娘又会是怎样的心情？

人们常说忠孝不能两全，此刻才真正体会到它的意义和感受。对国家和人民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电报就是命令，明天必须启程归队。

“娘，明天我就要回部队了”二哥带着低沉的声音对母亲说。“什么？你讲什么？”母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便反问一句。

“部队发来电报了，要我马上回部队！”二哥提高了嗓门又对娘重复了一遍。

“你不是有半个月的探亲假吗？回来才五、六天呀，怎么就要回部队呢？你还约好了初十去县城里看对象呢？”娘背靠着门框很沮丧的反问二哥。

“娘，部队发来加急电报，要我立即回部队，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我得服从命令，至于看对象的事没关系，给过通讯地址，到部队可以信中联系，等我明年探亲回家再去也不迟。”二哥带着坚定的语气对娘说。母亲低下头一言不发，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往下落。

母亲做好晚饭，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要是平时很热闹，不是兄弟三个吵嘴就是父亲训话。可今晚鸦雀无声。娘端着饭碗发呆，二哥默不作声。从未见过父亲喝酒，可今晚他一个人端着酒杯喝闷酒，他以这种方式表达对儿子的不舍。

也许是气氛的影响，我和三哥也放慢了吃饭的节奏，唯独满弟趁机捞一把，一碗肉几乎全包了。晚饭过后二哥开始收拾行李，做好明天清早出发的准备工作。南方的冬季往往是昼短夜长，住在山沟里还不到十点就觉得很晚了。

母亲说“你们三个还不去搭铺，别人睡了不会开门呢。”自从二哥回来这几天，每天晚上母亲都会叫我们兄弟三个分别到自己的伙伴家里去借宿，把床铺让出来给二哥睡，生怕碍着二哥睡不好。

三哥和弟弟都已经出门，我挨着二哥坐着还不想走，心想明早二哥就要走了，睡在外面肯定见不到他了，很想陪他多呆一会儿。

“光伢子，你还不去，太晚了人家不开门，我看你到哪里去睡呀？”母亲又催我说。

“今晚他就和我一起睡吧，睡两个人没事。”二哥对娘说。

听二哥这样一说，把我高兴死了。

因为明天起床要早，我和二哥也就准备睡觉了。当我爬到床上时感觉今晚特别舒服又暖和，床上铺着一条棉布毯子，还有二哥的军大衣盖在上面。平时我们床上垫的是草席子，冬天里睡觉确实是冰凉冰凉的，加上盖被又小又薄，兄弟三人晚上经常争被子你扯我拉，搞不好就打起架来。

第二天，天刚朦朦亮，二哥就起床了。母亲在厨房里忙着做饭，锅碗瓢盆交响曲把我吵醒了，只是睁着眼睛躺着不想起床。

二哥吃过早饭，正准备提行旅袋出门。母亲见二哥就要动身的样子，连忙说：“等一下，带几个煮熟的鸡蛋在路上吃吧。”娘亲自把十来个鸡蛋用塑料袋装好，塞到行李箱里。

“不要那么多，留几个给弟弟他们吃吧。”二哥从行李箱里把鸡蛋掏出来说。

“他们平时吃的多，你就不要拿出来了。”母亲把二哥拿出来的鸡蛋又塞回去两个。

我估计今天娘把家里的库存全部都搬了出来，非常慷慨，一点都不吝啬。

二哥将要出发时，母亲对我说：“儿子你送一下你哥吧！”

“嗯”我高兴地点了点头。 我帮二哥提了个小旅行袋，跟随他的后面出了门。江南的冬天虽然没有北方冷，但是天空不作美，下著毛毛细雨、北风呼啸寒冷刺骨。从家里出发赶到公交车站，大约有十四、五公里。

这儿是穷乡僻壤，交通十分闭塞，走在山沟里的羊肠小道，路面上全是泥泞，行走十分艰难。二哥的解放鞋上沾满了泥巴。我穿着一双开裂的雨胶鞋，虽然塞了一些稻草，但感觉到泥水已经渗透到里面了。

大概走了两个多小时吧，当赶到公交站时，汽车已经开走了，我们只能站在雨棚下等候。北风越刮越大，天上还飘着雪花，走路时倒还不觉得冷，停下来就不一样了，两只脚已经湿淋淋的麻木了，全身有些发抖，身体蜷缩一团。二哥见我这般模样，伸手捏了一下我的手臂说：“你穿的太少了。”

然后他把行李放在地上，脱下上衣，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手工织的毛衣脱了下来说：“你把它穿上吧。”

“我不要，你脱下来也会冷！”我推开他的手说。

“你穿着吧！我没事，部队还有棉衣。”他以严历的语气对我说。

我接过他递给的毛衣，感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其实我感觉到他身上也很冷，这几年来他一直在广东当兵，那边气温比湖南高，回到老家一下子很难适应。

这时公交车已经进站了，二哥打开旅行袋掏出两个鸡蛋对我说：“你早上没有吃饭，拿去吃吧！”然后急忙上了车。

汽车开动了，他站在车窗边向我挥手，示意要我回去。我站在车站门口，含着热泪凝视着汽车徐徐地向前移动，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车站。

过了几天，二哥写信回家报了平安，并且在信中说，部队马上要调防到广西，因为部队正在调防，家里也就没有给他回信。

七十年代乡下很少有电视机，信息闭塞。条件好的人家有电视机也是黑白的，信号很差，收视效果也不好。即使是这样也不能随便到别人家看电视，除非是亲戚或好朋友家。外界的信息渠道主要来自公社广播站，广播站每天早、中、晚三次定时播报新闻内容。我们偶尔也听到越南侵略我广西云南边境，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犯，发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后来又不断地听到一些小道消息，现在中国人民解放軍与越南军打得很惨烈，而且还牺牲了不少的人。

有一次娘对我说：“你哥三、四个月没有写信回家了，他是不是也在打仗？”

“我也不知道，只是听到广播里讲打仗。”我对娘说。

母亲是个睁眼瞎一字不识。广播里讲话她也听不懂啥意思，每天一到放广播的时候，她就会催我去听广播，看有没有二哥的消息。年少的我贪玩，有时很晚才回家，娘见我开门进屋，立马从床上爬起来，第一句话就是“你哥怎么样，有消息啵？”我每次回答都会使她失望。

几个月来，她总是长吁短叹、无精打采，经常一个人坐在大门口发呆茶饭不思，本来身体就很瘦弱，可如今身体更差了。

我见母亲这帮状态，总是安慰她说：“二哥不会有事，别想那么多。”

长时间见不到儿子的来信，母亲就越着急，有时一个人走很远的山路，站在邮差经过的路口，询问邮差有没有儿子的来信，每次都是垂头丧气、无功而返。

大概过了五个多月吧，也就是初夏的一天上午，我们站在大门口，望着远处有一群人朝我家方向走来，随着距离越来越近，看得出来都是一些干部模样，有的提着黑色的公文包，还有的穿着军装。这时母亲终于露出了笑脸，她想这一定是有儿子的好消息了。

一会儿他们就到了家门口，大队书记向几个干部介绍说：“这就是朱继国同志的家，这两位就是他父亲和母亲。”

“嗯”其中一位领导干部点了点头。

大队书记又转过身来对我父母亲说：“他们是市、县武装部的首长和民政局的干部。”

肃穆的氛围使母亲发呆，不知道是见到了这些大人物心里紧张，还是预示着将会发生什么，平日见到公社干部都成了老百姓头条新闻，今天这阵式真叫人忐忑不安。

到了堂屋里，一位身着制服的首长示意大家坐下，以非常凝重的表情和缓慢的语速对我父母亲说：“朱爸、朱妈，朱继国同志是您的好儿子，也是人民的好儿子，他在这次中越自卫反击战中与敌人英勇作战，壮烈牺牲了……”

“哎呀，我的崽呀……”娘一声叫喊，半天没有回过气来，一下瘫倒在椅子上。

如晴天霹雳、天崩地裂一般，全场一片哭声，在场的乡亲们无一不痛哭流涕。

自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后，二哥在一次战役中，他亲自带领一个主攻排攻打六五0高地时，因头部中弹而壮烈牺牲，从此他的人生永远定格在26岁的青春年华里。部队授予他“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光荣称号。

他的遗体安葬于广西宁明烈士陵园，此后的几十年里，母亲日夜思念自己的儿子，特别是每逢年三十和二哥生日的这一天，她总是一个人偷偷地流泪，吃不下饭，也常常念叨，想去广西宁明烈士陵园看看儿子的坟墓，可是那时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也就一次次放弃了。后来家庭经济条件好起来了，我们想为母亲实现她几十年来的夙愿，可是她老人家身体又不行了，最后成了她终身遗憾。我们做儿女的深感万分内疚。直到母亲九十四岁那年，在她弥留之际还紧紧捏着我的手说：“儿呀，每年清明节要到你哥坟上去给他多烧些纸钱……”

二哥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每当想起他生前的点点滴滴和他的亲切教诲，特别是夜深人静之时，常常使我潸然泪下，深深地怀念着他。

二哥，我们的父、母亲都已经相继离开了人世，但是你的兄弟姐妹都还健在，生活得很好，你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