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的未来：统一还是分裂？

到今年3月，叙利亚危机已经整整持续了五年时间。3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撤出去年9月30日进驻叙利亚的俄军，并称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任务已经完成。就在普京宣布撤军当天，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在经历暂停后重新启动。而在此之前，由于美国与俄罗斯就叙利亚冲突各方停火达成协议，就有人猜测俄美两国已就叙利亚联邦制达成秘密共识。叙利亚危机将出现转机吗？叙利亚的未来将会如何？它会联邦化吗？叙利亚问题如何影响中东局势？……

叙利亚危机如何影响世界

在研讨会上，穆罕默德·海依尔·瓦迪大使首先发言。瓦迪大使是叙利亚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曾任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台长、《革命报》和《十月》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在2004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驻华大使。2009年创办叙利亚的中国和亚洲问题研究中心，其主要工作是为阿拉伯国家的决策者提供有关对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政策的建议，该中心在中国和俄罗斯设有分支机构。

2016年3月27日，叙利亚政府军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了帕尔米拉古城。

瓦迪大使说，五年来的叙利亚危机不仅给叙利亚自身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也对中东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一，叙利亚危机打破了阿拉伯世界的传统格局。这个传统格局的特点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相互支持、互不干涉内政，巩固和发展以阿盟为代表的泛阿拉伯机构，巩固与阿拉伯周边国家和地区，例如与伊朗、土耳其的关系。在这个格局中，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叙利亚构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和影响。叙利亚影响、控制着与阿以冲突有关的机构和组织的行动，并在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关系中扮演调解者的角色。埃及是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地理位置独特，并对阿拉伯在北非的事务有巨大的影响力。而沙特的作用和优势则体现在宗教和财力等方面。

2016年3月29日，叙利亚反对派控制下的德拉（Daraa）。

然而，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后，叙利亚不再是稳固的三大基石之一，伊朗对叙利亚政府直接和公开的支持，导致一些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关系日益紧张;在叙利亚、也门、苏丹和伊拉克等国，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甚至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此外，埃及和土耳其之间也发生了冲突，土耳其与海湾国家之间也出现了不少矛盾。阿拉伯世界原有的游戏规则已经结束，而新的规则尚未找到。

这些变化一是导致沙特在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作用越来越大，石油美元开始控制阿拉伯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二是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冲突，而且沙特和伊朗在多个阿拉伯国家发生冲突，现在甚至有可能在黎巴嫩发生代理人战争;三是海湾国家干涉其他阿拉伯国家内政成为惯例。可以说，叙利亚从三角形中出局导致了现在这种乱局——阿拉伯国家之间从互相支持变成互相干涉内政、互相打架，而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导致叙利亚危机继续恶化。

2015年10月20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访问莫斯科，与普京就叙利亚危机进行会谈。

其二，叙利亚危机促使俄罗斯重返叙利亚，重新在中东地区扮演重要角色。

俄罗斯此番对叙利亚局势的介入，虽然采取的是军事行动，但也宣布希望用政治对话解决叙利亚危机。实际上，俄罗斯介入叙利亚，一是促使了其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正常化，尤其是现在俄罗斯与沙特的关系要比此前两三年好很多;二是改变了叙利亚内战局势，促使局面朝着有利于叙利亚政府的方向发展。有意思的是，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反而使政治对话的可能性越来越大。2月22日，俄罗斯和美国就叙利亚冲突各方停火达成协议。这可以说是自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与美国第一次在协商、平等基础上达成了一项协议。

俄罗斯为什么要军事介入叙利亚？一是打击恐怖主义，二是支持合法政权，进而巩固和提高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地位。那么，俄罗斯为何从叙利亚撤军呢？原因之一是，俄罗斯不想重蹈在阿富汗的覆辙，而且普京也想通过撤军行动巩固已经达成的停火协议，督促相关方回到谈判桌上。否则，如果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常态化，不仅会恶化俄罗斯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会恶化俄罗斯与叙利亚民众的关系。可以认为，俄罗斯撤军不是战略性的，而是战术性的。俄罗斯显然会在叙利亚继续保持存在，只是军力开始减少。俄罗斯撤军将对叙利亚局势产生何种影响，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正面效应，也可能会有负面后果。

2015年3月21日，叙利亚库尔德民众在大马士革庆祝纳吾肉孜节。

2月22日俄美达成协议，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一致通过决议核可这项协议。应该说，这是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首次真的想通过对话解决叙利亚问题。这种共识给了我们些许希望，这也是五年来我们第一次看到希望。

但是解决叙利亚问题面临很多挑战。第一个就是叙利亚内部对解决问题的途径有非常大的分歧。叙利亚政府认为第一步应是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然后再解决其他问题;反对派则认为首先应彻底改变叙利亚现在的领导层，然后进入一个过渡期，组建过渡政府。第二个是确定到底哪些力量属于恐怖主义。联合国安理会目前只确认了“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是恐怖组织。而叙利亚政府则认为还有不少武装力量也属于恐怖组织。第三个是地区国家、域外国家的干涉，尤其是土耳其、伊朗、沙特等国在叙利亚都有各自支持的武装力量，因此，如果国际社会、包括一些地区国家对叙利亚人之间的谈判结果不满意，它们完全可能将其推翻。第四个是“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控制了叙利亚超过50%的面积，对时局有较大影响力，但他们基本没有参与谈判。

2016年3月6日，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儿童在黎巴嫩贝鲁特街头跳街舞。

其三，叙利亚危机导致了沙特和美国关系紧张化。沙特与美国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一是因为奥巴马拒绝用军事手段介入叙利亚，沙特认为美国此举违背了其对沙特的承诺;二是因为美国不允许沙特等国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一些能够改变局面的武器，比如地空导弹;三是因为沙特认为美国站在伊朗的角度和立场来看待中东问题，比如美国与伊朗的核谈判就是在沙特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

奥巴马曾在接受美国《大西洋月刊》采访时非常直接地批评、甚至攻击沙特。这可能是沙特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公开对沙特采取如此激烈的言论。奥巴马说，沙特不但出口石油，还出口恐怖主义。沙特是中东地区乱局的主要制造者，理由是沙特不愿意与伊朗协商解决中东问题。奥巴马还批评沙特对其内部反对力量采取强硬措施、剥夺女性的权益等。此外，奥巴马还表示，在过去几十年沙特一直是美国的战略性盟友，而现在他怀疑这是个错误。更让沙特生气的是，奥巴马说伊朗和恐怖主义没什么关系，因为伊朗没有给西方世界输出过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而就在今年初沙特宣布断绝与伊朗外交关系时，沙特宣称伊朗支持了恐怖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认为美国正在支持沙特的敌人，并开始采取实际行动远离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为什么沙特坚持把石油价格保持在低迷状态？沙特不单单是为了打压俄罗斯，也想借机打击美国的石油企业，以此惩罚美国。虽然俄罗斯对沙特支持的叙利亚武装力量采取了空袭行动，但是，沙特并没有对俄罗斯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反而一直在巩固与俄罗斯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沙特正在转而发展和加强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今年初沙特高规格接待***主席访问，不仅派出F15战机为习主席的专机护航，而且萨勒曼国王还派其子（副王储兼国防大臣）到机场迎接，这些举动足以说明沙特很关注与中国的关系。虽然沙特与伊朗关系非常紧张，但是沙特方面并没有批评习主席随后对伊朗的访问。

奥巴马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对沙特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两次想访问沙特，但沙特都拒绝了，最后虽然同意了，但并不是单独访问沙特，而是去参加沙特将于4月21日举行的海湾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峰会。沙特就是想让奥巴马来向沙特以及海湾国家做个解释。到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奥巴马是否能缓解与沙特的紧张关系。

其四，叙利亚危机还促使了带有宗教色彩的极端组织势力的增长，比如“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等。

宗教极端势力为何会在中东愈演愈烈？第一个因素是美国的支持。美国想利用宗教极端组织来完成其对中东政策。第二个因素是传统的世俗的组织失败了，未能实现阿拉伯人民在很多方面的愿望。第三个因素是阿拉伯国家政府没有对那些宗教极端组织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允许它们继续发展。第四个因素是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府迟迟不落实承诺过的改革措施，从而引起老百姓的愤怒，而这种愤怒又被极端组织所利用。最后一个因素是沙特与伊朗这两个宗教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导致教派矛盾进一步激化，并在多个地方引发了代理人战争。形形色色的宗教极端组织对中东局势的演变影响颇大，其中一个就是，极端势力不相信政治对话，就是要推翻政府。

瓦迪大使在发言中还谈到，中东乱局也对中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第一，中东局势实际上已经开始影响到中国的对外政策，甚至是中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一方面，中国的海外利益包括从中东进口石油显然受到了一些影响。另一方面，中东乱局促使了宗教极端势力的壮大，中国境内的宗教极端力量也会受到影响。

第二，美国降低在中东地区的存在、重返亚太，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不但在中国周边国家巩固和增加军事力量，还鼓励周边国家给中国增添各种各样的麻烦、制造冲突。

第三，中东乱局会直接影响中国的“一带一路”局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很多国家就位于中东地区。现在在地中海地区，一些“一带一路”相关的项目就处于停滞状态。

瓦迪大使认为，现在沙特其实已经“绑架”了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对外政策，而这将直接影响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历史地看，中阿合作的基础不仅仅只是经济利益，还有中阿千百年来的友好关系，以及长期以来互相协助、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良好互动。但现在，沙特带领下的阿拉伯国家对中国关系，其实是将中阿关系压缩到了单一的经济层面。瓦迪大使表示，希望中国在发展与沙特关系的同时，不要忘记其他阿拉伯国家，也不要忽视了中阿关系的历史基础。

不必过度解读俄罗斯撤军举动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李绍先发言认为，俄罗斯突然从叙利亚撤军，虽然震惊世界，但不应该对此过分解读。俄罗斯此举是见好就收，所谓“见好”就是说俄罗斯出兵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就收”则比较符合普京的行事风格，普京本身就是一个战术高手，突然出兵，突然撤军，无不反映他的这个特点。

李绍先认为俄罗斯出兵叙利亚的目的就是三个，非常简单，而且都是战术性的，现在基本已经实现了。第一是维护并加固自己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现在俄罗斯在塔尔图斯港的基地稳若磐石，在拉塔基亚又新建了基地，不管未来叙利亚局势如何变化，俄罗斯都能在叙利亚立住脚。第二是争夺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发言权。这次叙利亚的停火协议以及和谈的恢复，就是俄罗斯争回了部分发言权的体现。第三是通过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谋求美俄关系的转圜。借由出兵、撤兵等行动，俄罗斯与美国之间高层接触频繁，这是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美关系的一个突破。

李绍先说，需要认真观察和分析俄罗斯撤军的影响。从俄罗斯撤军前后的动作看，它是经过了与有关方面协调的。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撤军有助于未来叙利亚局势向分区而立或者事实上的分区而治的方向发展。现在叙利亚事实上就已经分区了——极端组织占领了半壁江山，中央政府能够控制的面积恐怕不到20%，其他都被反政府武装、库尔德人等力量所控制。在巴沙尔政权地位得以稳固的情况下，俄罗斯撤军可能会加速叙利亚事实上的分区，或者加速国际社会承认叙利亚的分区。

此外，俄罗斯撤军有助于俄美关系的转圜。俄罗斯撤军符合美国的利益需求，而且两国之间肯定有过事先沟通，因此俄撤军将推动两国关系改善的进程。美国国务卿克里马上将如约访问莫斯科并与普京会面（克里已于3月23日访问莫斯科——编者注），这将是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美两国最实质性的高层接触。这两年普京和奥巴马数次在多边场合见面，但从未会谈。可以预见，俄美关系将进入逐步修复改善的轨道。

李绍先表示自己对叙利亚停火比较乐观。原因很简单：各方都打累了，谁都不能打倒谁，那就只能停火。但是和谈不一定能谈出什么结果。在谈不出结果、又无心无力接着打的情况下，那就只能维持停火，固化现有的势力分布，也就是事实上的分区而立。李绍先说，我认为有关各方应该能接受这种结局。

很多人都对谈判不乐观

前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中东学会名誉会长杨福昌指出，关于巴沙尔政权究竟控制了多少面积，现在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百分之十几，也有人认为是40%左右，这两组数字差距比较大。另一方面，虽然叙利亚国内逊尼派人数确实超过什叶派，但真正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反对派力量究竟有多大？从2011年到2013年，我们确实经常能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但后来好像就无声无息了。现在政府军主要是在和“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等极端组织作战。可以说，叙利亚当局与反对派之间的力量对比，直接影响到未来的解决方案。

杨福昌接着说，我同意李绍先院长讲的“大家都打累了”，当局无法用武力打垮反对派，反对派也不可能用武力把当局推翻。在谁也打不败谁的情况下坚持打了五年，消耗确实很大，所以双方都同意进行谈判。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就是外界的干预，叙内战双方都有外国支持，打了五年，这些国家消耗大不用说，难民问题、恐怖主义也给他们带来许多麻烦，他们也想为这场战争找一个出路，内外因素促成了这次谈判。那这个谈判的目的是什么？是真想解决问题，还是养精蓄锐后接着对抗？我们虽然都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但是都听过一句话——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那么，现在处于弱势的一方，也就是反对派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增强实力，使自己在战场上又有一些新的作为，进而在谈判桌上和当局谈条件？现在很多人都对谈判不乐观，因为难题太多。

叙利亚的未来会是联邦制吗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殷罡认为，叙利亚这次的乱是世纪级别的乱，持续时间甚至超过了前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叙利亚地区的乱，因此解决叙利亚问题需要各方开动脑筋，不能局限于恢复原有秩序。从大的思路看，叙利亚问题并不是通过搞一次选举、组建一个过渡政府或团结政府就能解决的，基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从历史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结束，法国对包括现在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在内的这一地区实行委任统治，叙利亚就是法国人把当地的费萨尔国王赶走后生搬硬造出来的国家。一开始法国人并没有想过要把叙利亚地区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当时法国人把叙利亚分成了六个部分——亚历山大勒塔特区、阿勒颇国、大马士革国、德鲁兹国、大黎巴嫩和阿拉维国。当然，这里说的“国”指的是“state”，也可以是“邦”的意思。显然，根据法国人当初的规划，叙利亚应该是联邦制，甚至是更松散的邦联制。由于黎巴嫩的特殊性，法国人首先安排了黎巴嫩国，完成了其解决叙利亚问题的第一步。1939年夏天，法国人又将亚历山大勒塔割让给土耳其，以换取土耳其在二战时期的中立。到此时，实际上法国人已经解决了叙利亚地区的两个部分问题。二战结束后，中东出现了一个重塑或者说调整地区格局的机会，但是美国人性子急躁，没有等法国人做出进一步的安排，就在1946年逼着法国人让叙利亚独立，成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

历史上，法国人曾在叙利亚地区组建新式军队、开办现代军校，但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对参军和报考军校不感兴趣，而处于社会底层的阿拉维派和德鲁兹人青年则成为军队和军校学生主体。匆忙建立的叙利亚在冷战时期反复发生政变，掌权者自然基本是阿拉维派或德鲁兹军人，逊尼派阿拉伯人自废武功，自我淘汰，虽是主体但一直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这种局面导致了逊尼派的叙利亚穆兄会不满，对“阿拉维异教徒”的造反情绪逐渐高涨。1982年2月2日，叙利亚穆兄会麾下的“圣战”武装在哈马省省会哈马发动叛乱，攻占省政府大楼、警察局、复兴党和情报机构地方总部，杀死包括省长在内的250名复兴党干部。十天后，叙利亚总统老阿萨德下令实施毁灭性报复，穆兄会军事骨干被一网打尽，倒在血泊里的还有数以万计的哈马市民，他们被认为是穆兄会的亲属和支持者。2012年，叙利亚反对派公布了据说是缴获的政府文件，说在哈马遇害的人数是26000人。“哈马血案”后，约80万逊尼派人士逃离叙利亚。所谓哈马大屠杀实际上就是叙利亚中央政府对穆兄会的一次坚决镇压。现在沙特等国所支持的形形色色的叙利亚反对派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为哈马大屠杀复仇，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这一点。

殷罡接着说，现在在叙利亚，逊尼派不掌握中央政权，但人数众多;什叶派掌握着中央政权，但人数较少;库尔德人事实上已经自治，但是不会也不想独立。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要想解决叙利亚问题，最忌讳的就是搞伊拉克那样的单一选区比例代表制选举。如此看来，未来的叙利亚体制很可能就是联邦制。

前不久有媒体爆出，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宣称，若联邦制模式在叙利亚有效，叙利亚可成为联邦制国家。叙利亚内外各方就此争论不断。对此，殷罡表示，不管叙利亚未来是中央集权制，还是联邦制抑或邦联制，大家都应该拿出智慧和勇气进行充分、耐心的讨论，而不要一提及改变叙利亚的体制，就觉得要乱套了。

叙利亚分治现实吗

不过，针对一些学者提出的“分解”叙利亚的观点，叙利亚青年学者肖克博士有不同的看法。肖克在华学习和工作多年，研究方向就是国际关系，不久前刚刚用中文出版了关于黎巴嫩真主党的学术著作。他说，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叙利亚的历史阶段。在英法签订瓜分奥斯曼帝国亚洲部分的秘密协定《赛克斯—皮科协定》之前，大叙利亚地区包括了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等地。法国人当时提出把叙利亚分解成五国，但是叙利亚人民完全拒绝了这样的分治，并且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抗议和抵抗运动，一直到1946年法国人撤出。

肖克说，按照宗教、民族对叙利亚进行分治是不可能的。因为叙利亚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人口60%是逊尼派，大马士革是拥有阿拉维人最多的地方，而在所谓库尔德人要控制的地方，库尔德人可能连百分之三四十都不到。而且库尔德人不是集中的，而是分散在很多地方，连大马士革都有两个区全是库尔德人居住。如果依照民族或宗教进行分治，那就意味着叙利亚会继续乱下去，中东地区也会继续乱下去。

肖克接着说，令人遗憾的是有不少人提出了叙利亚分治、实行联邦制的观点。在叙利亚，谈论宗教派别是一件没礼貌的事情，叙利亚人一般不说自己是什么派别。叙利亚所有的宗教派别在境外都有延伸，比如阿拉维派在土耳其就有将近1000万，也有1000多万库尔德人在土耳其，而分布在各国的逊尼派更是多达几个亿。而且，叙利亚每个派别的立场并不一致，比如阿拉维派中也有很多人反对政府，库尔德人有40多个党，宣布要独立和分治的只有一个。现在除了这个党以外，叙利亚所有的反对派都公开反对联邦化。叙利亚政府也已经宣布反对一切所谓的分治和联邦。肖克说，客观地讲，分治解决不了叙利亚问题。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希望实行联邦制或者依靠教派进行分治。

那么，叙利亚现在的停火能持续吗？还是休息一下接着打？肖克说，其实叙利亚各方原来就想谈判，但是国外力量对此没有兴趣。也就是说，美国、土耳其、沙特不想跟叙利亚人谈判。但现在情况变了，因为很多国家意识到，叙利亚问题已经开始影响世界的稳定和安全，而不单单是叙利亚和中东地区的安全。来自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到叙利亚作战，这些人回流后会在原来的国家制造问题。而且欧盟正面临难民危机，也开始愿意解决叙利亚问题。而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就是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叙利亚内部对解决问题的途径有很大分歧，主要是看外部力量会给叙利亚各方施加多大的压力，以促成一个谈判结果。如果叙利亚问题这次解决不了，以后会更加困难，因为外部力量、尤其是支持反对派的国家会为反对派提供其一直想要的武器，这会引发冲突进一步升级。

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动向值得关注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中东研究室主任唐志超提到，前段时间叙利亚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即叙利亚库尔德人宣布成立一个联邦自治区，在叙利亚国内外引起了激烈的反应。从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到土耳其、美国和俄罗斯，基本都是一片反对的声音。

叙利亚库尔德人为什么要在此刻宣布成立联邦区？唐志超说，据我了解，叙利亚库尔德人在2013年就宣布自治，但自治机构一直没有建成。现在叙利亚的库尔德地区面临很大的压力：一是难民问题，有100多万难民聚集在这个地方。二是机构问题，自中央政府撤出后，这里一直就处于行政真空状态。库尔德人虽然事实上控制了这个地区，但是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机构。在拖延了两年之后，叙利亚库尔德人宣布成立联邦区。三是安全问题，自库尔德人实际自治后土耳其政府一直威胁要出兵叙利亚，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土国内恐怖活动增多，土加大了对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分支机构的打击力度。

库尔德人宣布成立联邦自治区的时机选择耐人寻味。首先，叙利亚和谈正在日内瓦进行，但是没有库尔德代表参加。库尔德人认为，叙利亚反对派、土耳其和沙特都反对他们可以理解，而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也都不支持自己，因此感到很失望。其次，库尔德人认为自己被排除在叙利亚未来的政治安排之外，因此急切想造成一个既定的事实，即实现自治。第三，库尔德人现在面临着来自土耳其、沙特等方面的军事压力。土耳其最近恐怖事件不断，虽然埃尔多安频频指责是库尔德工人党所为，但包括库尔德人在内的很多人认为，土耳其的恐怖事件与其国内政治紧密相关，与库尔德工人党其实没多大关系。但是叙利亚库尔德人确实感受到了军事压力，因为现在沙特和土耳其越来越脱离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轨道，不能排除土耳其和沙特不顾美国反对在这个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

虽然事后叙利亚库尔德人发布声明解释说，他们要成立的是联盟（Union），而不是联邦（Federation），强调自己不是要独立，而是要自治，实际上是延续和巩固2013年以来的既成事实而已，希望外界不要大惊小怪。但是叙利亚库尔德人此举还是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一是，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叙利亚政府的关系有可能走向决裂。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叙利亚政府与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土耳其政府视之为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一个分支）之间基本上是合作关系，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叙利亚库尔德人渐渐对叙利亚政府的表现感到寒心，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叙利亚政府在军事上取得一些胜利，对库尔德人的态度也在改变。

二是，俄罗斯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去年出兵之前，俄罗斯与库尔德工人党、民主联盟党之间有一个秘密协议，即民主联盟党切断北部反对派的供应线，并为俄罗斯提供军事基地等。但是现在，叙利亚库尔德人感觉自己被俄罗斯抛弃了，危机意识日益增强，这种情况有可能对叙利亚战场以及和谈形势产生影响。比如，如果库尔德人放开北部反对派的供应线，那很可能改变战局。

三是，土耳其政府一直非常关注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的动向，现在库尔德人公开宣布成立联邦区，有可能给土耳其提供更多军事介入的机会，特别是在俄罗斯撤军、土耳其国内恐怖主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

四是，叙利亚库尔德人内部、及其与地区库尔德人的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叙利亚库尔德人实际上分成两派，一个是民主联盟党，与库尔德工人党有很大关系，另一个是库尔德全国委员会，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有密切的关系。民主联盟党与后者的关系一直不合。在新的形势下，地区库尔德人力量对比有可能出现变化。

唐志超说，总体而言，叙利亚库尔德人独立的可能性比较小。伊拉克库尔德人拥有那么强的实力，但迟迟没有宣布独立，主要还是害怕土耳其等国的干涉。虽然叙利亚库尔德人现在要自治，希望搞联邦制，但是从各方反应来看，要在未来的政治安排中落实联邦制和库尔德人自治也非常困难。

中东存在四个非常明显的危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研究员田文林提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前中东形势的特点，他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回不到过去，也看不到未来”。通过对中东这五六年来形势演变的观察，可以发现中东至少存在四个非常明显的危机。

第一个是国家政体危机。中东为何会发生剧变，就是因为过去的威权政体已经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所以一些国家一股脑儿地抛弃了延续了几十年的威权政体，转向了所谓的民主政体。但五年的实践证明，这个民主政体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还产生了更多新问题，比如教俗矛盾、安全问题等。现在很多中东国家面临这样的困境：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威权政体（当然埃及是一个例外），同时又没能找到一条替代性的道路。

第二个是地区秩序危机。中东地区的秩序本身就非常脆弱，中东剧变发生以后，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相继陷入内战，地区权力格局严重失衡，沙特与伊朗的博弈日趋加剧，进而又导致“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的出现，也使得库尔德问题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而以色列在这个过程中则是受益的。中东地区秩序要想恢复一种比较平衡的状态，至少现在来说还不太可能。

第三个是体系危机。中东主权国家体系是英、法等国通过委任统治强加的，这个体系当然是不合理的，但是经过将近100年的维系，大家好不容易习惯了这个体系。但是现在中东出现了大动荡，比如“伊斯兰国”的兴起，对这个体系形成了较大威胁。

第四个是国际治理危机。自冷战结束以来，中东实际上一直是由美国在管，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东是美国治下的中东。但是经过20年来的实践证明，美国式或者西方式的中东治理模式问题非常多，最终不仅搞乱了中东，也搞坏了自己。但是现在，国际社会还没有找到新的合适的中东治理模式。今年1月21日，***主席在阿盟总部演讲时，明确提出“三不原则”，即“不寻求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各国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表明了中国与西方大国不同的行为方式。这或许可以为未来中东治理模式提供一些新的内涵。

第二个问题是中东局势向何处走。现在叙利亚各方已经开始和谈，也门双方也开始休战，这是否意味着中东危机已经开始触底反弹？田文林说，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悲观的。

第一，国际经济危机仍然在持续深化，中东国家还会遭遇第二轮涤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尤其是粮食价格上涨，使得埃及等国家难以承受，政权说垮就垮了。而现在经济危机还在进一步蔓延，比如埃及实行货币自由浮动汇率后，埃及镑大幅下跌，外汇收入进一步减少，一些投资者从埃及撤资，情况不容乐观。第二，在国际油价较高的时候，沙特等海湾国家顺利顶住了政权更替潮。但是现在油价暴跌，其用福利换稳定的政策难以维系。现在沙特的财政赤字将近1000亿美元，照此下去，它的外汇储备在几年内就会花完。所以说，只有在退潮时才能知道哪些人在裸泳。第三，美国从中东收缩造成了权力真空，地区国家正在重新分化组合，这将使地区形势更加动荡。第四，“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在短期内不可能被剿灭，将继续冲击地区局势。

中国到了一个选择节点

博联社总裁、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马晓霖说，叙利亚重新回到大一统的局面是不现实的，但是分崩离析成若干个独立主权的邦国也不现实，叙利亚未来极有可能像黎巴嫩那样，或者像伊拉克那样，是一个高度内部自治的联邦制国家，以教权、宗派分权形成一种制衡。但不管怎么说，叙利亚的未来取决于内部各派力量的博弈，也取决于域内外大国的角力。

从中国角度来讲，不管中东多乱，中国都不会在“一带一路”战略上打退堂鼓。“一带一路”战略既是中国的发展战略，也符合沿线国家的需求。目前，“一带一路”战略在中东主要面临三个问题。首先，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复杂的大国博弈。我们可以看到，历经五年的演变，中东最终还是回到了美俄分割、控制的格局，当然这种格局是以美国为主、俄罗斯为辅的。第二个是直接影响到“一带一路”投资人员、项目安全的恐怖主义。第三个就是以沙特为首的国家与以伊朗为首的国家之间的教派冲突。

这三个问题解决不好，“一带一路”战略在中东的推进就会遇到阻碍。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首先要让叙利亚恢复和平和稳定。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铲除“伊斯兰国”的根据地。这是整个中东地区实现大治的前提。而消灭恐怖主义需要标本兼治。首先，阿拉伯国家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不管是恐怖主义泛滥，还是政局持续动荡，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不发展。其次，在中东实现一种合理、平等的国际关系。中东恐怖主义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反美主义、反西方主义，因此西方大国试图通过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方式来改造中东的行为必须得到纠正。

马晓霖认为，中国下一步要多做调解、斡旋工作。中国现在到了一个选择节点：可以加强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的功能，让原来只负责调节巴以冲突的特使更多地在沙特和伊朗之间做斡旋工作;也可以设立一个伊斯兰事务特使，专门负责跟伊斯兰国家打交道，一方面在打击恐怖主义、去极端化等事务上进行沟通，另一方面也消除一些伊斯兰国家对中国的误解;还可以设立一个“一带一路”特使，专门负责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担任牵线搭桥、破解问题的角色。

中国穆斯林能否从接受方转变为供给方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王宇洁教授的话题颇具新意：“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关系。她说，首先我们要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沿线国家的宗教特性。因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或者政治行为，还具有更深层次的文化意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很多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我们必须对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穆斯林的习俗及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对伊斯兰教文明予以充分的尊重。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影响。随着倡议的推进，我国西北地区作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成为连接边境地区和丝路沿线资源、产品流通的桥头堡，也会成为人员和思想交流频繁的地区。这将对改变西北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为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必须看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各个国家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必将极大拓展。随着双方交往步伐不断加快，外来宗教确实会影响到中国社会，更会对现有宗教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一些新思想的传入，对中国伊斯兰教内部原有教派关系格局的触动等。随着通讯、自媒体的发展，这种影响会越来越明显。如何看待这些新的影响和变化，都是当前的重要问题。

在此情况下，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即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过程中，中国穆斯林能够做什么。由于中东阿拉伯地区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因此中国穆斯林传统上习惯“向西看”，以后者为效仿的样板或者标准。但是近年来一些伊斯兰国家政治动荡、经济凋敝，国外政治力量的干预让其原本就脆弱的国家结构难以维系。中东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重要板块，地区政治秩序的崩溃，将带来进一步的系统性风险。严峻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不仅让众多的穆斯林民众流离失所，甚或是家破人亡，更滋生了酝酿极端和激进思想的土壤。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带来的风险并不仅仅局限在中东各穆斯林国家，而是已经外溢到周边其他地区。

王宇洁就此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议题：“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穆斯林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不仅仅是在经济和商贸领域，而是在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加深入的层面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在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中，中国穆斯林是像过去那样仅仅是单纯的接受方，还是有文化自信和历史担当转而成为供给方，将中国穆斯林的历史经验和在今天现代化过程中的成就传播出去？这是当下最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