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闸放水”后的思考

张励 卢光盛

2016年3月15日，中国应越南请求克服自身困难，通过云南景洪水电站对下游实施应急补水，这对缓解下游旱情起到了重要作用，彰显了与邻为善的风范。然而中国“开闸放水”的善意之举也引来多方关注，出现了一些猜疑与误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杂音，中国在未来是否还应“开闸放水”，不能不让我们认真思考。

善意之举引来负面言论

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此次“开闸放水”的经过。2015年底起，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湄公河（我国境内称澜沧江）流域降雨量大幅减少，沿岸国家旱情严重。地处最下游的越南更面临90年不遇的旱情，近13.9万公顷稻米耕种受损，57.5万人面临饮水之苦。在此情形下，越南本应向位于其上游的泰国、老挝等求助，但上述国家更加顾及自身渔业、农业利益，泰国甚至在未经湄公河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将湄公河干流的水源引入泰国领域，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越南的旱情与海水倒灌。在此情形下，越南不得不向中国请求开闸放水，中国的积极响应得到了越南和柬埔寨的热烈欢迎。

中国克服困难向湄公河下游实施应急补水。图为2016年3月20日云南西双版纳景洪段澜沧江水位已经上升。

但其实中国此次“开闸放水”的善举也有着自身说不出的痛，并为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首先，云南景洪水电站为缓解旱情开闸放水，由1000余立方米/秒增至2000余立方米/秒，短时间内的水量陡增导致水位大幅上涨，致使中国境内部分土地被淹，附近相关工作中断。其次，开闸放水打乱了中国正常的发电计划，给中国的供电与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影响。第三，中国还将面临克服流域来水偏枯、河道航运安全保障、电站机组检修等一系列困难。第四，中国实施澜沧江梯级水电站水量应急调度，需要大量的协商工作，给相应的部门带来压力与额外的工作量。

让人痛心的是，中国的善举竟然还引来了一些质疑。有外媒解读，中国自1994年建造漫湾大坝起，已经在湄公河上游建造了大量水坝从而影响了下游国家的水量，这是造成此次干旱的原因，所以理应由中国承担补水之责。另有外媒认为，中国在2010年与2014年分别有引起下湄公河国家干旱与洪水的历史并被批评，因此中国此次“开闸放水”的善意可能只是在弥补自己的过错。此外，也有媒体解读，中国对越南开闸放水别有用意。因为2015年3月14日越南河内爆发反华游行，示威者以纪念1988年中越“南沙海战”的名义，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进行了指责。中国想借助此次应急补水缓和同越南的关系。

如何避免掉入各种“水坑”

中国的善意之举为何会引来猜疑，中国是否还应在未来开闸放水，中国又如何避免掉入各种“水坑”，或者让他者“无坑可挖”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四个角度“有的放矢”：首先，中国应把水视为一个工具，善加利用，作为保护自己陷入“水坑”的自卫武器。中国地处河流上游，对水流具有一定的控制权和主动权。因此，中国应让下湄公河国家了解自身的责任与底线，对于下游国家合理的请求，中国理应挺身而出、积极援助。而对于下游国家的刻意刁难，或以外媒与域外国家之口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与责任推脱等，我们也要有办法应对。

同时，中国要不断完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下水资源的合作内容，以避免下湄公河国家的“误解水坑”。在2016年3月23日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上，已经提出在中国建立澜湄流域水资源合作中心，作为澜湄国家加强技术交流、能力建设、旱涝灾害管理、信息交流、联合研究等综合合作的平台。接下来中国可将湄公河水问题纳入到该平台进行处理，设计相应的水资源合作开发原则、水资源灾情应急机制、数据信息分享、技术支持等内容，按照水资源合作机制操作湄公河水资源合作项目与问题。

此外，中国还应拓展对外沟通渠道，提升信息透明性与明晰性，让外媒与域外国家“无坑可挖”。据笔者了解，外媒与域外国家出于两种原因“挖坑”。一是恶意挖坑，利用固有的“对立视角”对下湄公河国家的民众进行错误引导。中国地处湄公河最上游，而下湄公河国家处在相对“下”的位置。利用以中国为代表的“上”与“下湄公河国家”为代表的“下”的对立视角，来简单推导一切都是“上”的问题。例如，在此次干旱中，有舆论就忽视泰国擅自引入湄公河干流水源加重下游国家旱情的事实。同时也忽视了老挝不顾其他下湄公河国家反对建造大坝影响湄公河的问题。二是外界对中国努力知之甚少，加剧误读，造成“误解水坑”并影响他者。他们对中国在湄公河水资源合作中做出的努力并不清楚，也不了解中国具体举动与真正用意，甚至很多人员还不清楚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及其中的水资源合作内容。这就造成了对中国的误读，使中国背负了“莫须有的罪名”。因此，中国在实施湄公河水资源合作、灾情处理以及援助过程中，要明晰事情原委、行动内容，同时要明确中国责任与态度，让外媒与域外国家“无坑可挖”。

最后，中国可加强与水资源利益受益群体的对话，避免别有用心者进行误导及给中国埋下“舆论水雷”。中国在不断保持同下湄公河国家政府关系的同时，要加强同相关国家公司、社区、群众、非政府组织等群体的沟通，并设计这些群体所关心的生态保护与补偿，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医疗设备、学校等配套设施与服务等。让别有用心者无法挑拨这些群体，从而难以给中国造成“舆论水雷”。

（张励是云南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国际关系专业联合培养博士生;卢光盛是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