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要能相互换位思考”

安刚

葛小伟（PETER HAYS GRIES）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国际关系与地域研究系教授，在政治心理学研究和意识形态对对外政策的影响方面颇有造诣，代表作《美国外交的政治：意识形态怎样分化自由和保守主义者的外交观》（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ow Ideology Divides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over Foreign Affairs）、《中国的新民族主义：骄傲、政治和外交》（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Politics and Diplomacy）。他认为，美国人的对华态度与中国人的对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价值观;随着美中两国人民之间交流的日益深入，必将有越来越多的两国民众对彼此产生更多的了解，这一变化将强化还是弱化文化差异对美中外交政策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3月中旬，葛小伟来华讲学，本刊记者见到了他，就当前中美关系的热点问题进行了专访。

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世界知识》：美国国内的对华政策辩论进行得已有时日，你如何评价这次辩论，认为在强硬和理性两种声音当中，哪一种正在占据上风？

葛小伟：在美国战略学界，把中国看作“阴谋家”和现实威胁的声音确实在增多，五角大楼顾问白邦瑞的《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一书很具代表性，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相信国际体系的本质是竞争，认为国与国之间就是按“零和”思维出牌的。他们相信美国拥有充当“国际警察”的天赋使命，非常轻视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制的作用。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就是个“等级世界”，各国都缺乏自制力，权力转移最有可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

我注意到米尔斯海默在中国高层、学术圈和媒体圈里都极具知名度，美国学术界也饶有兴趣地注意到了他和中国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之间的辩论。米尔斯海默在中国的“火爆”颇具讽刺意味，因为他给一些中国人带来了复杂的感受：一方面，他的学说能够满足中国那些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的心理需求，使他们以为中国在世界上是令人畏惧的;另一方面，他把中国比作国际关系中的“修正主义者”，令一些中国人感到愤怒。我不同意米尔斯海默的历史宿命论。在国际关系领域，没有什么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担心，米尔斯海默与中国学者的论战正在增加他们口中描述的美中“冲突”风险成为现实的可能性。

我尤为关切的是，中美关系的复杂因素的确在增多，两国互信正在受到损害。导致这种趋势的，与其说是实物层面的利害冲突，不如说是心理因素的不断叠加。正是对中国崛起后可能导致美中冲突的假设性讨论太过密集了，使得双方陷入到某种恐惧情绪的负面循环当中——美方是恐惧中国挑战其地位，中方是恐惧美国改变其制度、把中国拽回到“百年国耻”的年代。我想强调的是，没有什么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如果美中对对方的看法被相互恐惧的情绪所主导，那么两国最终滑向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大增。

2015年11月16日，美国海军“斯特蒂姆”号驱逐舰驶抵上海吴淞某军港，开始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如何打破负面心理循环，跳出中国在美国眼中是个“共产主义国家”、美国在中国眼中是个“霸权主义国家”的思维定式，赋予美中合作更多“合法性”;同时在双方有分歧的问题上坦率沟通，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而不是继续把对方视为为了反对自己而存在的国家。我们不仅要寻求美中关系的表面稳定，更要确立美中互信的基础，防止分歧和疑虑性的议题压倒合作性的议题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要方面，避免美中互为敌人的预言“自我实现”，这才是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

《世界知识》：如果请你在“实物层面”上为两国高层着眼于稳定发展中美关系必须处理好的紧迫议题做一个优先排序，将会是怎样的？

葛小伟：首先是日本问题，其次是台湾问题，第三是朝鲜半岛局势，第四是南海问题。

日本问题深深牵动中国的情绪和利益。日本是中国“百年国耻”的罪魁，其历史罪责不容否认。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人审视日本问题难以摆脱历史形成的“天下”观的影响。现实中，安倍政权推行的右倾路线令中国不安，而日本国内知华、亲华的声音在弱化。中日之间以钓鱼岛为中心的东海争议仍然紧张，一旦发生意外，北京、东京都面临强硬回击的压力，没有多少回旋空间。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作为日本的盟国，不可避免要卷入。

2015年10月16?17日，由中国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美中问题研究所合作主办的第八届中美青年外交官对话在贵阳举行。

台湾问题正在重返中美关系议程的中心位置。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中国大陆对其采取冷静、谨慎的观望态度，这是好的。今后几年，随着民进党再度执政期间各项政策的铺展，如果大陆方面评估蔡英文的民进党与陈水扁的民进党没有实质区别，海峡两岸关系会否进入一种“冷战”式的状态？原有对话中止、交流萎缩，仍是令人担忧的。台湾的民意同半个世纪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统独议题的重要性已经让位于民生议题，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判断也不再是“好”、“坏”、“统”、“独”那么黑白分明。在台湾民众当中，大多数人倾向于维持现状，“急统派”只占约5%，而他们不分党派朝野都希望台湾能在世界上得到“尊重”。两岸关系的核心不是战略问题，而是如何处理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问题，考验着大陆方面的智慧和耐心，也是今后一个时期美中关系无法回避的话题。

朝鲜半岛局势进入了又一个危险循环。由于美中长期存在的某种战略不互信，两国是极易因朝核问题而卷入冲突的。半个多世纪前，美中已经在朝鲜半岛上进行了一次战争。双方应当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加强双边沟通与互信。

在南海问题上，政治心理同样是导致局势复杂化的重要原因。越南、菲律宾等小国对庞大中国以武力解决岛礁争议的现实恐惧和历史上形成的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守土有责”的传统文化基因和若隐若现的“反遏制”、“反介入”战略意志，一些美国人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而对中国在南海行为产生的“军事化”解读，大家共同制造了一个“安全困境”，即，当事各方都从“自卫”立场出发采取行动，并把对方的行为当作“扩张主义”，形成相互误读、恶性循环的“怪圈”。打破它，各方都需要进行换位思考。美方与中方需要进行真正的对话，诚恳了解对方的动机和意图，这对缓解紧张局势将是很有帮助的。捍卫领土主权完整对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是可以理解的，但其他国家无法对中国的“百年国耻”和“反霸”情结感同身受，难以接受中国在南海的所作所为纯属“自卫”的观点。

意识形态因素从未走开

《世界知识》：你刚才提到台湾问题正在“重返”中美关系议程的中心位置，那么是否认为意识形态因素也在“重返”中美关系议程的中心位置？

葛小伟：也许我不能同意“重返”的提法，因为意识形态因素在中美关系当中从未“走开”，它一直很重要，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很强大，只不过现在显得重新表面化了。在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下，如果不同国家的人面对同一件事物，看到的是不同方面，缩小分歧便十分困难。就拿日本问题来说，大多数美国人信任日本，不认为日本是“威胁”，而大多数中国人不信赖日本，认为日本是“威胁”，双方需要沟通。

对美方而言，意识形态其实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种理念、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政治的集合体，相关因素越来越相互交叠，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持续产生影响。共和党是保守主义的政党，审视中国往往带着对共产主义的天生恐惧，对发展对华关系持怀疑态度。然而上世纪90年代共和党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一部分商业精英出于对中国市场的憧憬，转而支持与中国建立密切关系，并与共和党内的极右翼和民粹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观点交锋，最终“中和”了该党的对华政策。在民主党内也有这样的交锋，但民主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对中国总体较为温和、包容。

随着中国崛起势头的不断增强，美国各界认为中国对外行为方式受到国内民意的更多影响，变得“自信”、“强势”。奥巴马政府第一个任期前半段，感觉在经贸、气候变化等问题上被中方“怠慢”，放弃了“重启”对华接触的打算。而一直以来作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重要支持力量的美国商界则觉得在华投资环境有“恶化”趋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愿再为中国游说，同时也不愿公开反对共和党内极端保守的涉华言论。与此同时，共和党内的保守分子重新开始把中国的颜色视作“红色”，认为中国正在“重塑意识形态”，党内对华强硬的声音抬头。这在2016年大选当中已能观察到——共和党竞选人特朗普在涉华问题上发表的诸多论调事实上比希拉里·克林顿强硬，而且根本不具政策系统性。

我认为两国民众对美中关系的某些看法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固然有很多美国民众对现代中国不甚了解，但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某些负面看法并不说明他们是反华的。这是因为美国民众对包括自己政府在内的任何政府都有着天生的警惕，从不轻易相信任何政府。这是由美国“联邦主义”政治文化的传统决定了的，美国宪政体制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防止行政当局过于强势。同样的，很多中国民众习惯性地认为美国政府是“霸道”的，这可能是长期受到“反帝”爱国主义教育所形成的定式。但在中国，对美国人民和美国社会存在好感的人不在少数。这是多次民意调查印证了的。两国民众都应该认识到这一文化差异，减少彼此误解与偏见。

《世界知识》：你认为特朗普会在本次美国大选中继续创造“奇迹”吗？

葛小伟：特朗普在刚刚结束的共和党初选的两个“超级星期二”当中似乎“横扫一切”，但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非已经胜券在握，外界看到的可能是一种“假象”。

在美国的选民结构中，参加初选投票的选民只是民主、共和两党党员的少数。这次共和党初选的投票率同往届相比算是比较高的，那是因为很多人通过在这个阶段出来投票宣泄一下他们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估算起来，总共也只有不到15%的选民参加了共和党初选投票。帮助特朗普在很多州掀起“狂飙”的还是该党最保守、最极端的那部分人，只占选民总数的不到十分之一。特朗普靠激进、排外的言论迎合他们，这种初选策略到决选阶段是否仍能奏效存在疑问，因为届时会有更多更中立的选民，特别是独立选民，参与投票。

在我曾经居住过的俄亥俄州，特朗普惨败给约翰·卡西奇，一下子丢掉66张代表人票（俄州共和党初选实行“赢者通吃”）。他本人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前拿到过半代表人票的可能性仍然不大。美国大选越到后期，理性的声音越占上风。而11月决选阶段的投票率将会远远高于初选。我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也预计特朗普如果真的成为总统候选人，很可能会败给希拉里·克林顿。

美中应在经济上互为“啦啦队”

《世界知识》：奥巴马总统前不久接受《大西洋月刊》专访时表示，中国将在未来数十年内成为美国的最大挑战，然而“我们更应该惧怕一个衰落的、受威胁的中国，而非一个崛起的中国。”你认为这个谈话释放了什么信号？

葛小伟：尽管奥巴马总统几乎每天都被所谓中国可能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和挑战的言论、信息所包围，中国也有一些人怀疑他在推进针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但如果换位思考就会发现，他其实很关切中国经济的好坏，特别是要防止中国经济下行拖累美国经济复苏。

奥巴马总统执政两任，在促进美国经济复苏方面很有进展，同时需要在经济领域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美中两国经济是如此深度地相互依存，如果中国经济崩溃，美国将重新陷入衰退;如果美国经济崩溃，中国也将付出沉重的发展代价。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知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无论在成因还是后果方面都把美中两国卷入进来，不能把它解读为“美国经济模式的失败，中国发展模式的胜利”。我可以套用一个核安全领域的术语来形容美中经济关系，那就是美中在经济范畴拥有“确保相互摧毁的能力”。所以，美中要在经济上相互支持，互为“啦啦队”，而不是希望对方走向失败。我想这也许正是奥巴马总统在接受《大西洋月刊》访谈时所要传达的信息。

《世界知识》：你倡议发起了“中美青年外交官对话”，第八届对话去年10月在中国贵阳举行。你如何评价这个对话的效果，对它的前景有何期待？

葛小伟：举行这个对话，是我八年前最早提出的倡议。在那之前，我同当时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唐世平教授共同协调举办了“美中安全对话”，很高兴看到在两国关系中已经部分成为了现实。自2008年举行首次对话以来，“美中青年外交官对话”在我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吴心伯教授共同主持下能坚持至今，从学术轨道转入官方渠道，得到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的大力支持，令我感到骄傲。每年一次，双方各派出七、八名青年外交官，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互动，围绕两国关系当中重要、时新的话题交换意见，效果还是不错的。在最近的一次对话中，双方就朝鲜半岛局势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如果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便是双方参与人员有时换位思考的意识仍然欠缺，需要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