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与“创新”的边界在哪里？

徐习军

2021年第4期《金山》刊发笔者的《名家“模仿”，要将微型小说带往何处去？》，本是一个不经意间由“现象”而阐发的一点感悟，却引起了读者、批评家的关注。据严主编在群里说，这篇文章“引发了震动”：“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微型小说圈众说纷纭，我稍感压力。有作家打我电话说：严主编啊！你可不要趟这浑水呀，天下文章一大抄，我所掌握的名家抄袭的名单就有一大把。你这样下去对《金山》杂志不利，众人的吐沫就会把你淹死！”为此，严主编还“大笑：来吧。倾听各位老师的意见建议。”文章引起热议，特别是袁龙、余清平等一众业界方家大咖积极参与讨论，应属于《金山》“相峙南徐”栏目所期待的，况且这些讨论既有较为理性的“学理分析”，又有感性的“现象评述”，更有朴素的对“创作传统”“从古至今”的解说，所有这些探讨意见我都感到十分兴奋，也十分珍惜道友们补充了我的思维，使我得到了学习，应予以点赞。

特别是学识渊博的袁龙文友提出“一分为二”看待这种情况，与愚不谋而合，他评说我的文章：“不用‘抄袭‘剽窃等词汇来批评，而是用‘模仿，足见他也意识到这种‘模仿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吧！”揣摩我说的“模仿”中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合我心意，知我者袁龙兄也！上文限于篇幅，沒有阐述“模仿”与“创新”的关系，还好，严总给我机会再次谈这个话题，为此就“模仿”与“创新”的边界做一个蠡测。

边界之一：“模仿”对于初学者、成长型初期的作者不仅是可以宽容的还是值得倡导的，对于成熟作家乃至名家是应该摒弃并值得批评的。

关于“模仿”，在创作学中是一个不得不谈的话题，且是一个“开口”很大、难以阐述穷尽的主题。为了不把问题引入大而无边的争议，我在《名家“模仿”，要将微型小说带往何处去？》一文中，作了一个限定性的“小开口”，这就是关键词——“名家模仿”。

借用技术上的术语，我们来探讨一下何为“模仿”？何为“模仿创新”？著名技术创新专家施培公博士在对国内外的技术创新（包括模仿创新）历史和个案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其专著《后发优势——模仿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中，认为模仿（主要指技术模仿）是“以率先创新者的创新思路和创新行为为榜样，并以其创新产品为示范，跟随率先者的足迹”，“模仿创新”则是“充分吸取率先者成功者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引进购买或反求破译等手段吸收和掌握率先创新的核心技术和技术秘密，并在此基础上对率先创新进行改进和完善”，并称这是“一种渐进型创新活动”。

回到我们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关于“名家模仿”的指斥已在上文说过了，这里不再赘述。这里只谈成长型初期作者的“模仿”，恰好本期作者扇子的《“跑鲜”，真正的好文章是汪曾祺的──与相裕亭先生商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扇子文章中以“汪曾祺《鉴赏家》中的叶三”和“相裕亭《跑鲜》中的汪福”作对比（文章见本期，因而不详细引文赘述），似乎隐约对相裕亭“模仿”汪曾祺有些心有戚戚然。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这正是相裕亭从初期成长型作者的“模仿”到“模仿创新”直至“成熟”“成名”作家成长之路的一个可作为“研究”的范式。

《跑鲜》在网上搜到，最早发在《短小说》2007年8期，之后又发在《广西文学》，《小小说选刊》选载。距今已过去14个年头。在创作《跑鲜》的那时，相裕亭是个地地道道的成长型初期作者，那时他的微型小说创作可谓刚刚起步，《盐河旧事》也没有今天这样形成气候。作为汪曾祺故乡江淮地区的后生，相裕亭熟读了汪曾祺的作品并且对汪先生作品近乎膜拜，地方的风土人情不可能不对相裕亭产生影响，受到“汪派”的影响，这也在情在理，更何况作家传承地方文化不受前辈影响是不可能的，前人创作中的优秀成果自觉不自觉地“信手捡来”写到自己的作品中，无论是可以“模仿”还是创作中的“撞车”，依然属于文化内核的应用问题，对于成长型和初学创作的作者而言，这是难能可贵的。

我的观点是“模仿”对于初学者、成长型初期的作者不仅是可以宽容的还是值得倡导的，甚至可以武断地说，如同书画家必须经过“临摹”一样，绝大多数作家都经历过“模仿”。如今，相裕亭笔下的《盐河旧事》已经形成了他自己柔韧、缠绵、有趣、独特的“这一个”，初期的“模仿”对他的成长功不可没。

边界之二：“创新”是一种超越，超越被“模仿”本体而实现“自我”成熟、自我完善。

大约在2006年前后，一部解析15世纪以来各个时期世界级大国崛起经历的12集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在中央电视台道隆重推出，让正致力于国家复兴和企业全球化的中国激动不已。但不容回避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国家的崛起，后发效应居功至伟，而为了后发效应的实现，模仿创新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美国和日本。美国科学基金会曾经调查过1953—1973年间全世界出现的500项主要技术创新，结果发现其中近90%都属于“改良型”，“改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模仿创新。这给文学创作界带来的启示在于：“模仿创新”正是实现真正“创新”不可或缺的一个手段。

还以汪曾祺的《鉴赏家》和相裕亭的《跑鲜》说事。扇子说：“汪曾祺的《鉴赏家》旨在讲述两个身份迥异的人，画家和果贩一段‘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生死情义。”《鉴赏家》中“卖果子”的叶三和大画家季匋民，地位悬殊，但季匋民却赠画给叶三并题签“红花莲子白花藕，果贩叶三是我师”，小说要表达的主旨在于：用本真的眼睛和心灵去体验和感悟生活中的美，用发自肺腑的语言去表达生活中的美，不涉任何功利色彩去追求美。

相裕亭在《跑鲜》中，描写汪福这个人物，似乎在一些表达上借鉴了汪先生的“叶三”这个人，但要表达的主题完全不同，汪先生《鉴赏家》的小说主题，虽然似乎比叙事更有升华、更有崇高美，但却是在小说叙事中直接能够反映出来的，读者通过文本阅读可以直接体悟出来。相裕亭《跑鲜》中的汪福，“伪装”成“跑鲜”的，给大盐商送青菜瓜果，感化、“诱骗”大盐商，叙事中反映出这是汪福的一种“生存之道”，如果仅仅从故事的字面上理解这种“生存之道”就稍显浅薄了，其实，在故事背后、字面之下，这种“揭谜式”的布局，昭示的是底层社会普通人的一种“生存智慧”。基于我们对诸如汪曾祺先生这样大家的膜拜式的思维，要说相裕亭敢“超越”被“模仿”的本体，连相裕亭自己都不敢承认，而事实上，汪福的描写揭示了那个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小人物的“生存智慧”，相裕亭实现了“自我”成熟是毋容置疑的。

成熟后以至成名后的相裕亭，已经不可能再去“模仿”先辈，而是被别的作者“模仿”了。如果一个名家再去“模仿”，那是不可饶恕的。如果一直在“模仿”甚至“重复”，而没有“创新”更是不可容忍的，会将文学带向平庸，甚至带进“沟里”去。因此，“模仿”不是坏事，反而是文学创作和作家个人发展的必由之路，关键在于“模仿”之后要有所“创新”！

至于如何定义初学创作者、成长型作家、成熟型作家、名家，似乎不需要我在此饶舌，业界自有公议，如果有哪位道友有兴趣继续探讨，这也算留下一个探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