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之下，废墟之上

邱彦琦

相比于奥尔罕·帕慕克的众多小说，带有自传性质的非虚构作品《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但正如梁文道所说，“每座伟大的城市都需要一个伟大的作家写出它的灵魂和故事”，于是都柏林滋养了乔伊斯，布拉格收获了卡夫卡，布宜诺斯艾利斯拥有了博尔赫斯，而伊斯坦布尔也终于等来了帕慕克。《伊斯坦布尔》既是一首唱给灿烂文明的情歌，也是献给帝国遗迹的哀歌。帕慕克唱给记忆中的童年，唱给伊斯坦布尔——然后把她带到世界面前。

全书以回忆的方式，通过作者童年与少年的眼睛描绘了一个忧伤而落寞的伊斯坦布尔。传统与现代将这座城市一分为二，东西方的撕裂与消长在这片土地上绵延。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三个名字都指向这座伟大的城市，和她身后帝国斜阳下的忧伤。

一座城市将如何被书写？跟随着帕穆克的歌声，伊斯坦布尔在迷雾中渐渐浮现。在始自于憧憬与好奇的旅行尽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背负繁华历史又在现代化浪潮中艰难转身的世界。

一、废墟书写——家城同构

伊斯坦布尔的地位不仅取决于横跨欧亚的特殊地理位置，还因她作为宗教圣城和帝国首都的恢宏历史。在彼时世界繁华的顶峰，坐拥伊斯坦布尔的梦想，注定了这座城市起伏波荡的命运。

和大多数伊斯坦布尔人一样，儿时的帕穆克对象征帝国荣光的“拜占庭”没什么兴趣。这词儿只能让他联想起留胡子、穿黑袍的东正教神父、水道桥以及老教堂的红砖墙。游牧草原骑士的后代，也曾占据文明的古都：大教堂转变为清真寺，钟铃、祭坛、圣幛、祭典器皿被全部移去，基督教镶嵌画被灰泥覆盖。但对于帕慕克这代人而言，奥斯曼的历史似乎也已十分遥远，被土耳其建国后的“新文明”所取代。从伊斯坦布尔到安卡拉，是传统的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多民族的奥斯曼帝国到世俗的单一民族的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伊斯坦布尔不再拥有作为国家首都的荣光，昔日的辉煌被废墟掩盖，这才是帕慕克生活的城市。

福楼拜曾造访伊斯坦布尔，帕慕克在他的信中读到他的预言，认为伊斯坦布尔将在一个世纪内成为世界之都。而事实却相反，帕穆克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与孤立。长大后的帕穆克逐渐明白，昔日帝国虽已远去，但在废墟之上，这座城市特有的愁绪，早已渗入每个伊斯坦布尔人的身体和灵魂之中。

在回忆录中，帕慕克记述了儿时居住过的公寓，那里曾是某貴族的府邸花园——屋内陈列珍宝，前来聚会的名流络绎不绝，仆人、厨师和随从更是不计其数。但这华贵的一切，都随着父亲和伯父轻率投资导致的失败而告终。在他的少年记忆中，祖母总是一遍遍翻阅着旧照片，依然以过去的生活为荣耀，而帕慕克却渐感厌倦。成长在家庭由富渐贫，分崩离析的背景下，帕穆克进一步发现：虽然姗姗来迟，虽然迂回而至，帝国的瓦解给伊斯坦布尔蒙上的那层失落阴影终于也席卷了每个家庭。

许多和帕穆克同时代成长的伊斯坦布尔人，都认为自己不幸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与衰老的城市，湮没在帝国遗迹的余烬里。“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回忆录中展现了属于这一代伊斯坦布尔的浮世绘：太阳早早下山的傍晚，父亲们走在后街街灯下提着塑料袋回家;隆冬停泊在废弃渡口的博斯普鲁斯老渡船，船员擦洗着甲板;经济危机过后，理发师在抱怨男人理发次数的减少;国内足球赛后抽烟的人群，这些球赛始终以悲惨的失败告终……

但当帕慕克谈及伊斯坦布尔作为“废墟的忧伤”时，和本雅明对现代文明的忧虑不同，这不是现代文化寓言的废墟，而是一种真切可感的痛苦。如果要以一个土耳其词语来形容战后混乱、朦胧的状态，帕慕克认为是“呼愁”（hüzün）。这是一个无法翻译的词汇，有忧伤之意，但又不止于此。不仅是个人的忧伤，也是城市失去“本我”后的落寞。“呼愁”充满着对繁华往昔的追忆，源自失去一切的痛苦，表达出众人心灵深处的失落感。正如美国批评家杰姆逊对第三世界文本的解读，那些看似只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实际上包含着该社会的大众文化受到冲击的民族寓言。帕慕克家族的衰败与伊斯坦布尔的落寞也形成了同构。帕穆克所感知的“呼愁”，是童年独自在家中透过冬日里茶壶蒸汽凝结的水珠，看窗外废墟一般的城市所感受到的情绪，但此后他逐渐明白，这是数百万伊斯坦布尔人共有的心理结构与生命方式。

二、欧洲消失的目光——“他者”之城

经历了世纪的颠簸与流浪，失败与灾难过后，伊斯坦布尔人引以为傲的故事和身份都已被剥夺。在开篇帕慕克就提出了“分身”之说：他想象着在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地方，有一栋和他们家相似的房子，里面住着另一个也叫奥尔罕的男孩。帕慕克试图通过这个想象中的视角，通过一个相对于自我的“他者”的目光来描绘伊斯坦布尔。

接着，帕慕克花费大段篇幅引用了众多西方作家对伊斯坦布尔的描写。奈瓦尔的《东方之旅》刻画出充满异域情调的伊斯坦布尔——“（她）有着全世界最美丽的景致，就像剧院，从观众席观赏最美，避开了舞台侧面贫困肮脏的街区”。而戈蒂耶的《君士坦丁堡》则关注贫民区的生活，在脏乱之中发现了忧伤所具有的美感。长久以来，这座城市赐予的文学灵感多是西方作家用文字呈现，本土作家也沿袭西方的观念叙述对家乡的理解。甚至绘画也是如此：“假使我们眼中的城市是黑白影像，部分原因是，我们是从西方画家留下来的版画中了解它，本地人从没画过它昔日的灿烂色彩”。

书中一幅画面引起人无限的哀婉——人们站在两岸破败房屋的窗边，数着来往于港口的船只：罗马尼亚邮轮、苏维尔战舰、保加利亚客轮、意大利海轮……甚至是趁黑掩盖国旗国籍的货船。在电视机问世前，这是伊斯坦布尔少年打发时间的方式。但更深一层的原因，是他们眼见中东的财富溢出它们的城市，目睹从奥斯曼人败给苏联和西方以来的日渐衰落，城市陷入贫困、忧伤和败落，这里的人民也渐渐成为“向内看”的群体。

看着人群匆匆走在渐暗的冬日街道，内心深处便会升腾起一种甘苦与共之感，仿佛夜将此处的生活、街道、属于伊斯坦布尔的每件东西都笼罩在黑暗中。帕慕克写道，人们仿佛相信，一旦平平安安回到家，躺在卧室的床上，思考他们共同的命运，便能使他们与辉煌的过去靠得更近，便能回去做那失落的繁华梦。同样的，当看着暮色如诗般在苍白的街灯中降临，吞没城里的贫困地区时，帕穆克知道，至少在晚上，西方的眼光窥视不到他们，外乡人看不见城里可耻的贫困，这是件令人宽慰的事。

帝国衰落的深切痛感，来自于城市主体性的消散，伊斯坦布尔的形象长久地活在西方的凝视中，城市从本体成为了他者。她成为目光的容器，而缺少自我言说。进一步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连那长久凝视伊斯坦布尔的目光都在消失。贫困的生活把城市的灵魂交付给脆弱的黑夜之网，表明了帝国终结的忧伤，痛苦地面對欧洲逐渐消失的目光。

三、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文化身份——门外徘徊

“垂死文明的哀婉包围着我们。虽然现代化的欲望强烈，但最急切的愿望似乎是摆脱衰亡帝国的辛酸记忆” ，在东西方力量的撕扯下，昔日帝国的耀眼光环成为一道长长的阴影。为了使伊斯坦布尔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土耳其青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曲折前行，徘徊在西方的门外。

帕慕克回忆典型的现代土耳其青年，一部分表现得如同激进的西化分子，渴望着尽早全盘西化，而不必再被西欧国家称为亚洲国。而他们身上的另一部分，他们的血液和基因，却又促使着他们凭借习惯和回忆去爱上记忆中的这座城市。这种分裂，实际上是西化与土耳其性在同一个现代的中产阶级青年身上冲突的结果。这种徘徊于两种文明之间的身份危机，与游移不定的漂泊，便是西化的焦虑感和孤独感。

瑞典文学院在授予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时称赞他：“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伊斯坦布尔之殇也是大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在现代世界的版图中，帕慕克的“呼愁”突破了伊斯坦布尔这一特殊的范围，和“亚细亚的孤儿”一般，成为一种东方的，一种民族寓言式的忧伤，从而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但“呼愁”何解？帕慕克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从书中至少可以看到其“文化融合与文化自由”的观点。“欣赏伊斯坦布尔美景的最佳地点，既不在西岸，也不在东岸，而是连接东西岸的博斯普鲁斯大桥上。”被帕慕克喻为“伊斯坦布尔的力量之源”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它不仅勾连起黑海与马尔马拉海，还连接起亚洲与欧洲。这是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交汇点，是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也是这座城市时空变幻与文化隐喻的集合点。

搭上一艘老船，帕慕克描绘了在海面上看到的两岸风景：新建的公寓楼房和昔日的雅骊别墅并置，老妇人坐在阳台上品茶，登岸处的咖啡亭前常常有蹲在码头等待渔夫的猫。岸边生长着来自幽远过去的苔藓，各色人等在古老的街道上熙来攘往，不同文明之风在海峡两岸来回吹拂。大桥上垂钓者总是无数，他们将手中的鱼竿甩出，坐在马扎上沉默地等待着。我们分不清他们凝视的目光是落在鱼线浮标上，还是远处的清真寺抑或教堂上。

传统的衰落让伊斯坦布尔不可避免地卷入现代化的进程，但帕慕克对东西方的选择表现出更多的调解和包容。左手西方，右手东方，这座城市一如既往地折射着时代的缩影，因而也永远处于变幻莫测之中。

“所谓不快乐，就是讨厌自己和自己的城市。”帕慕克如是说。也许不一定要期待一个城市忘却心灵的伤痛，也许在命中注定的“呼愁”中也能继续前行。在繁华之下，废墟之上，是教堂、清真寺以及山丘、海峡、巷道的剪影。在古老的木造房屋与新城区的高楼之间，历史和废墟不见得已然和解，但它滋养起新的生命。这种气氛会从街头看不见的远方钻进来，你几乎嗅得到它——就像“老练的伊斯坦布尔人可以从秋日傍晚的海藻和海洋的柔和气味中，得知南风将带来一场暴风雨” 。

当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浪花涤荡尽封建王朝时代的繁华与近代战争带来的阴霾，欣赏着城市天际线的宣礼塔，以及在晨曦中浮现出的港湾海雾。帕穆克问道：“为什么人们不能离开此地？”

“那是因为，我无法想象，不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会是什么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