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东乡

徐美云

生于斯，长于斯，东乡给我太多的回忆，如同我的东乡音。

我很庆幸没有受过饥饿，不晓得三年自然灾害的艰难;也庆幸没有受到文革的冲击，十年动乱时我还小;更庆幸没有饱受学习之苦，那时上学的要求很低。

因为我们是六〇后。现在想想我们的童年还是快乐的！

那时的书很薄，也很少。回家没有什么家庭作业，大多数孩子回家要割猪草。大人很忙，要上早工中工晚工，除了睡觉就是上工，所以没有人来管我们。那时玩伴很多，一家都有两三个孩子，一个村上同龄人就有十来个，永远不会寂寞的。

小时候，当然没有电视，好像是1973年才通电，才安装了电灯。那个时候为我们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生活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所有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会做家务，小伙伴们都是在一起玩的。

春天到了，遍地的油菜花开了。蜜蜂嗡嗡地闹着。我们找一个玻璃瓶，掐一段金黄的油菜花放在瓶子里，把瓶子口对准墙缝的小洞，右手用一根小棒在洞里不停地戳，蜜蜂受不了了，向外冲，最后冲进了小瓶子。大家都在比赛：你几个了？我几个了！

到了夏天，就是孩子们的天下了。暑假的早晨，我们都起得早，拎一只小篮子，到河边的树上找知了壳。每天找到一些，积存起来，到镇上去卖，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后来镇上办了柳器厂，到处收柳枝，于是家家户户的孩子开始分工合作，男孩子去河边割柳条，女孩子在家门口抽柳条：在板凳的一端钉上一双筷子，将带有柳叶的柳条夹在两根筷子之间，用力拉，白白的柳条绿绿的皮就分了家。在阳光下曝晒、捆好，到镇上去卖，能卖多少钱都记不得，只记得抽柳条的情景了。夏天的傍晚，也是孩子们的天下，男孩子一个个往水里跳，比谁的猛子扎得深，谁的姿势美，有的还从桥上往下跳。女孩子们坐在石阶上，脚拍打着水，有的干脆拿盆來，扶着盆摸螺丝河蚌，也有用脚踩的，每次摸到一个大的，都会兴奋地大声告诉旁边的人。

夏天的晚上，男孩子有时会去捉黄鳝。一般用一根小棍扣一根塑料线，线的一端扎一个小钩，钩上吊一个田鸡，把小棍插在河边，第二天一大早去收钩，一般都会有，偶尔还会钓上蛇。还有年龄大的男孩子，用竹夹到稻田里夹黄鳝，大多数都是卖的，很少吃。

感谢东乡网状的河流，让孩子们有一个集中玩乐的中心，还给大家带来丰富的物产。村前的一条东西方向的小河，长满了菱盘。年轻的姑娘们坐在像船一样的盆里，一头一个人。我也跟着姑娘们跳下去，大盆摇摇晃晃，很快安定下来。大家开始翻菱盘，一个两个，然后就是一小堆。偶尔靠近岸边，还有茭瓜，看到鼓鼓的，就动手掰，有时还会有黑的，不能吃的。菱一剥就可以吃，茭瓜剥了也可以吃，至今都记得那些味道。

那个时代物资匮乏，但也难不倒爱玩的孩子们，他们会就地取材，照样玩得开心。扔割草的镰刀，猜男女;用螺丝串起来踢格格;将小瓦片磨成五个麻将大小的块，来抓播子……

很庆幸我有一个特别的生长环境。一个村上的人住在一个大宅子里，下雨天串门是不要穿雨衣打伞的，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躲猫猫，五进数十上百间的房子，只要躲起来，想找一个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记得有一次，我的几个小伙伴到隔壁村上的桑园里偷吃桑果，被人追到家，那个男人进了我们的大宅子，怎么也找不到他要找的人，往前往后都搞不清，嘴里嘀咕：“这是什么房子啊？跟迷宫一样啊！”

感觉那个时代自然而然地区分了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游戏。男生滚铁环、打掼炮、扇香烟盒，女生就是跳皮筋、踢毽子、踮格格，还有播子。女孩子们经常比谁的毽子做得好，谁的鸡毛漂亮，为此好多的公鸡也就遭殃了。踮格格的游戏流程已经不能完全还原了，大致有十格，左右各五，从右往前再左拐，站住，踢，每个格都有名称，大家乐此不疲。工具简单的是方瓦片，讲究一点的是空螺蛳串起来的。播子一般五个，最初也是方瓦片，后来是带竹片的麻将，用计分的办法来竞赛，这些游戏往往也会让孩子们忘了回家做事，最后的结果是被父母打。

印象最深的是冬天，个个孩子也没有什么过分保暖的衣服。下了课，大家就奔向操场，斗公鸡的，跳皮筋的，最热闹的就是挤嘎嘎油，几十个人齐齐地站在墙根，开始挤，两边往中间挤，被挤出来的人是要被人笑的，一直挤热了身子，才依依不舍地往教室走。

物资匮乏的年代，也激发孩子们游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个年代家家都养猪养羊，每一个孩子都出去寻（xin阳平音）猪草和羊草。没人说“割草”，因为那些草是要找的。哪些是猪草，哪些是羊草，我们是很清楚的。也认识了好多的草，能叫出它们的名字，比如破布纳、锅巴草、涩猪子草、四甲头等等。哪个地方有草，哪些地方过多少时间才可以重来，心里也都清楚。三三两两，边找草边玩。用手里的镰刀作工具，扔，镰刀的正反被称为男的或女的，不记得有没有输赢了。

时过境迁，四五十年过去了，那片承载少年记忆的土地也变了模样，但我们只要想起东乡，有的不只是感激，还有眷念，那充满动感的欢声笑语的场面仍一一珍藏在记忆里，只要触及，心里是愉悦的，嘴角是上扬的，即使再难的生活，也觉得幸福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