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文化学文献搜集的覆盖范围与文化属性

宁稼雨

内容提要：本文在梳理和论证叙事文化学文献搜集工作学术理路和价值意义的基础上，分别从经史子部、集部、通俗文学及实物材料四个方面论述其文献搜集覆盖范围，并从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市民文化三个方面对应解读分析经史子部文献、集部文献、通俗文学文献的文化属性，借以明确叙事文化学研究文献搜集工作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意义。

一种新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草创到成熟，需要经过漫长的实践摸索和理论总结。中国叙事文化学（以下简称“叙事文化学”）作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一种新方法，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思考摸索，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实践和理论摸索，已经基本形成一种有完整理论体系和具体操作程序的研究方法，并且在学界产生一定积极影响。即便如此，无论是操作实践还是理论探索，都还有进一步挖掘深化的空间和必要。这里主要就叙事文化学研究文献搜集工作的覆盖范围和文化属性做些思考探研，期待学界对此进一步予以关注并批评指正。

一 文献搜集在叙事文化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作用

提出采用叙事文化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是基于这样的事实：20 世纪以来受西方学术范式影响成为中国叙事文学研究主流方法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合榫的问题。其不合榫的主要问题在于，作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主要形态的故事类型，本身往往跨越诸多文体和作家作品，但因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方法限制而遭到割裂。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主要初衷就是从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画地为牢式的研究中解放出来，回到包括诸多文体和作家作品的故事类型研究中来，从而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困境寻找新路。

叙事文化学研究包括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两个部分，综合研究包括故事类型索引编制和基础理论建设两个部分，而个案研究的任务则是对个案故事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研究，主要环节包括：确定个案故事类型，对该个案故事类型进行系统文献挖掘，在梳理相关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该故事类型的发展演变状况进行文化意蕴分析。其中，对个案故事类型进行系统文献挖掘是该方法下研究工作的重要和关键环节，也是该方法研究整个进程中的基础工作。

从科学研究探索事物规律、发现真理的路径程序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需要以对研究对象的大量调查研究、掌握充分材料数据为基础。这是科学研究工作的认识论基础。但各个学科领域，乃至学科领域内不同的研究方向视角，在材料搜集掌握的角度和程度约定上仍然具有差异性。区别辨析这些差异，既有助于各研究方向视角研究工作的自身定位，同时也对学科领域同类工作的整体认知观照具有宏观意义。

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受到了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是将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移用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尝试之一。目前中国学术界采用西方主题学方法进行中国文学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向：一是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继续采用主题学研究方法进行民间故事研究；二是把主题学方法应用于包括诗文和叙事文学作品在内的意象主题研究；三是在中国叙事文学领域中用主题学方法进行故事类型主题研究，即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

以上三个方向研究视角不同，对研究对象原始文献资源的获取方式和程度要求也有明显区别。

采用主题学方法进行个案民间故事研究的文献材料搜集，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文字记录的民间故事材料，二是正在民间流传的口头传说故事。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认为：

文字的记录，是当时情况真实的写照，一经成书，便既不能添，也不能减，但口头传诵则永远地不管什么时候都表现出成长变化的状态。文册，虽有被撕扯、虫蛀、日益难以辨认等不可抗御的缺点，但除了这个却很少受到后来的影响。传说则不然，它像草木一样，根子在古代，却繁茂滋长，有时枝丫枯竭，或又扭偏了。又像海滩渚水，既有沉沙，又有潮涨潮落。仔细地观察时，从这当中可以窥见时间的进展给予人类社会巨大变革的某些痕迹。

柳田说的两个方面，正是民间故事的书面记载和口头流传这两个方面。从他的介绍和其他关于民间故事文献搜集的论著中，均未发现对民间故事文献搜集掌握程度有量化要求的内容。不过有一点作者没有谈到：从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的存在状态来看，所谓书面记载和口头流传也有动态转化的可能性。很多古代民间故事的文字记录，正是源于记录者当时的口头传承。干宝《搜神记》、洪迈《夷坚志》、蒲松龄《聊斋志异》中都有部分根据口述者陈述进行文字记录的内容。这有可能是民间故事的材料搜集难以完全贯彻量化标准的原因之一。

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刘魁立先生提出：

一篇作品的每一种异文都会给我们提供许多可贵的材料。我们记录的异文越多，我们就越容易抓住作品的真精神。

刘魁立先生提出的主张，正是民间文学从口头形态转入书面形态的操作要求。这个要求应该是民间文学工作中需要奉为圭臬的原则，但也正是这个缘故，造成了民间文学动态与静态的不确定性，因而也就容易造成民间文学整体材料搜集难以确定量化指标的困难。从“AT 分类法”到依据它编撰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内容看，其所谓“故事类型”的最小单元实际上是“上天入地”“生死之交”“旅客变驴”这类故事类型群。这些群的下面具体含有多少具体个案故事，还是未知数，所以也就无法预测和确定材料搜集的量化指标。

采用主题学方法进行中国书面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是中国文学的意象主题研究。

从柳田国男到刘魁立，尽管难以实现标准的材料量化，但他们对于民间故事背景下主题学研究的共同要求还是力求材料丰厚。21 世纪70 年代开始，主题学研究在中国产生较大影响，并发生研究方向和方法的重要转折。其主要表现是：在研究对象上，由以往的纯民间文学研究，扩展到书面形态的诗文和叙事文学的意象主题研究。随着这个转变，在文献搜集工作上也出现淡化模糊和难以操作掌控的情况。这个转变的重要标志，是学者陈鹏翔主编的《主题学研究论文集》。从该论文集所收文章篇目和编者的编纂主旨来看，主题学研究发生的明显变化有：其一，除了传统主题学的民间故事研究之外，又增加了用主题学方法研究古代诗歌作品的案例；其二，从论文集编者的宗旨陈述中明显看出，新派主题学研究要把传统主题学在搜集神话传说故事材料基础上的神话主题研究变异为在以往神话传说材料基础上增补抒情诗的材料，并将其融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中；其三，编者还认为，主题学研究不是一个封闭和固定的研究模式，而应该具有开放性和延展性，是有待发展完善的动态系统。随着这些研究视角的转移，主题学研究在文献搜集方面的力度和操控范围也受到一些影响而产生变异。因为，对于某个意象的抒情诗来说，要把同一意象中所有作品材料完全搜集穷尽，不但难以实现，也并非完全必要。

叙事文化学的问世应该是陈鹏翔先生提出主题学研究具有潜在延展空间的一次尝试实践。它主要把主题学研究用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它与前面两种采用主题学方法研究民间故事和中国文学抒情诗意象主题在研究对象上的最大不同，是研究层级的变化。民间故事类型中的“生死之交”“上天入地”，意象主题研究中的“复仇主题”“黄昏主题”，都不是以一个具体个案故事为研究单位的，而是关注具体个案故事的上一层级的主题群和意象群。而叙事文化学则把研究对象的层级延伸至下一个层级的具体个案故事，如“孟姜女故事”“王昭君故事”等。如果说“吴保安弃家赎友”故事是一个具体个案故事类型的话，那么民间故事类型中的“生死之交”则是若干同类个案故事类型的集合；同样，如果“眉间尺”故事是一个具体个案故事类型的话，那么意象研究主题中的“复仇主题”则是若干不同复仇故事的集合。

既然故事类型研究与民间故事和意象研究体量规模上存在差别，那么由于这种差别在文献搜集方面则应采取不同策略。根据这个原则，叙事文化学在文献材料搜集方面提出的目标和理念是“竭泽而渔”和“一网打尽”。

提出“竭泽而渔”和“一网打尽”的理念，是基于以下几方面学理因素：

第一，与民间故事主题和抒情诗意象主题研究对象文献材料的量化标准模糊相比，叙事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故事类型文献具有相对明确的量化范围，即某个故事类型本身。故事类型文献量化标准相对明确的主要标志为明确的故事主人公姓名和故事情节结构。这两点为故事类型研究文献搜集工作的“竭泽而渔”和“一网打尽”目标奠定了客观的逻辑基础。

第二，“竭泽而渔”和“一网打尽”理念是乾嘉考据学派和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刚性条件。在详尽占有充足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是乾嘉考据学派和西方实证主义研究的共同圭臬。梁启超在总结乾嘉考据学派对史料的重视程度时说：

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在特别强调史料重要性之后，梁氏又特别强调全面充分掌握史料的重要性：

然此种史料散在各处，非用精密明敏的方法以搜集之，则不能得。……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此如治庭园者孤植草花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炫目矣。

而“竭泽而渔”与“一网打尽”则正是“集千万本，莳以成畦”的文献材料汇集工作。

第三，“竭泽而渔”与“一网打尽”是故事类型文化分析的必要前提。主题学研究的核心灵魂就是对研究对象不同时间和空间范围中诸多形态变化做出历史文化动因解读分析。这一主旨工作在民间故事研究和抒情诗意象主题研究中因其各自属性而无法从根本上落实。但故事类型研究则具备了这个条件，所以它的文化分析工作就要求先期的文献搜集尽可能锱铢无遗，从而为文化分析奠定坚实充分的文献材料基础。

二 故事类型研究文献“集千万本”的覆盖范围与价值分析

作为叙事文学同题材故事的跨体裁研究，并非始于叙事文化学的故事类型研究。基于中国古代以小说戏曲为主体的叙事文学自身基本同步发展的事实，20 世纪以来迅猛发展的通俗小说戏曲研究的重要实绩就是小说与戏曲同源关系的研究。其中既包括大量个案戏曲小说故事同源关系的研究，也包括很多这类同源关系研究的汇集成果，如钱静方《小说丛考》、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蒋瑞藻《小说考证》、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以及朱一玄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系列资料汇编等。这些成果为叙事文化学的故事类型研究尤其是文献搜集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奠定了重要基础，但距离梁启超提出的“集千万本”的完美程度还有相当距离。这些距离给叙事文化学故事类型研究的文献搜集工作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范围。从以下故事类型文献搜集“集千万本”的覆盖范围与以往戏曲小说同源关系文献搜集工作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二者差别和前者价值所在。

故事类型文献搜集分两个部分：一是总体故事类型数字摸底统计，二是具体个案故事类型的地毯式文献搜集。

1.数字摸底统计

所谓摸底就是明确研究对象文献搜集工作的总体目标范围。这里的“研究对象”是指上文所述具备独有明确主人公和故事情节的个案故事单元，如“西厢记故事”“王昭君故事”“柳毅传书故事”等。从这个层级定位来看，以往的相关研究有一定基础，但相对比较零散，不够完整和系统。像钱静方《小说丛考》和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所涉作品和故事各约60 篇，《三言两拍资料》只涉及近200篇故事作品，涉及故事作品稍多者为蒋瑞藻《小说考证》，共约470 种作品故事作品。以上诸书所收或有交叉，但去其重复，总体相加也不会超过1000 种。这些研究成果的共同局限就是所收故事类型文献材料缺乏统一的入选标准和通盘策划，而只是根据研究者的喜好和机会，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因而这个数字无法反映出中国古代故事类型的总数量。

目前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的总数尚未有具体统计数量，但可以推测出大体数字。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编撰《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收文言小说2192 种，白话小说1389 种，共计3581 种。但这个数字单位是书名，每部书下面还有相当数量的个案故事类型。像《三言二拍》共5 种书，每部书下含约40 篇个案故事。一些长篇章回小说中含有的个案故事类型也数量可观。如《三国演义》中含有“曹操故事”“关羽故事”“张飞故事”等诸多个案故事，《水浒传》中含有“武松故事”“林冲故事”“鲁智深故事”等诸多个案故事。而文言小说一部书中所含有的个案故事目前也难以尽数。根据这个情况，按保守推测，如果一部书中含有10 个个案故事类型的话，那么与小说有关的个案故事类型至少在30000 种以上。加上戏曲、史传、民间故事等其他方面文献与小说文献相加，去其重复，保守数字也应该不少于50000 种。

根据这个情况，叙事文化学的故事类型研究在文献搜集方面与前人的不同，首先就在于从全局着眼，搜集统计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作品中个案故事类型的总数，做到对于研究对象的全局全貌胸中有数。

这一工作的实践操作程序就是编制《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该索引计划分6 编（唐前、隋唐五代、宋代、金元、明代、清代）。其中第一编《唐前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已经完成出版，该编共收唐前叙事文学个案故事类型2499 个。从中国叙事文学产生发展历程看，唐前还只是处于起步和萌芽时期，唐代以后才逐渐进入繁荣和高潮时段。按照这样的认知，该索引唐代以后各编的总数，应该远远在唐前编之上。如果按平均每编5000 个故事类型计算，那么从唐前到清代的故事类型总数大约应该有30000 个。这30000 个故事类型应该是叙事文化学研究对象的全部家底，梁启超所谓“集千万本”的总数所在。这个数字尽管已经非常保守，但与前贤所统计出来的大约1000 种相比，已经有了巨大飞跃。

前贤在个案故事戏曲小说同源关系研究中所使用的文献材料主要是以戏曲小说为主的叙事文学故事文本，而中国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地毯式文献搜集将其扩大为四个部分——经史子部文献、集部文献、通俗文学文献、文物材料，力求达到“集千万本”的“竭泽而渔”目标。这大致是四种文献时间产生发展的顺序，但从构成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的条件看，通俗文学文献又是其主体部分。

2.通俗文学文献

通俗文学文献包括以叙述故事为主的戏曲、小说和各种讲唱文学形式。

中国叙事文学形式的成熟和繁荣晚于西方，大约从魏晋南北朝时开始萌发，唐宋才进入成熟和繁荣时段。而且，其中各种体裁样式不断变更和繁衍，使文献搜集工作需要掌握充足的体裁发展演变知识。通俗文学文献中，戏曲文献文本包括南戏、诸宫调、杂剧、传奇，以及各种地方戏等；小说包括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部分。文言小说题材上大致包括志怪、传奇、志人三种，体裁上大致包括“世说体”和杂记体小说；白话小说大致包括长篇章回体小说和短篇话本体小说。讲唱文学形式主要包括弹词、宝卷、鼓词、影词、子弟书等。

因为叙事文学类型本身的缘故，以上提到的叙事文学各种文献文本形式中，通俗文学文献最为重要。一个故事类型何以能够确定成为个案研究对象，其关键要素在于其中叙事故事文本数量的多少。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多故事类型研究（尤其是源头较早的故事，如神话故事）往往忽略了后代新生的戏曲小说等故事文本，仅就唐前史传和神话故事文献来进行研究，从而使很多神话故事类型的文献整体出现断裂而难以把握其全貌。如关于大禹神话故事的研究，前人所用文献材料基本为唐代之前神话材料和史传相关文献，唐代以后戏曲小说中衍生的大禹故事基本没有涉及使用。通俗叙事故事文本的缺失，必然导致相关故事类型的整体认知和整体评估的空缺。如先贤关于女娲补天神话的研究，主要征引秦汉时期典籍文献，对唐代之前散见的女娲神话进行历史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型的考察分析，几乎完全忽略元明清时期戏曲小说文献的价值和作用。而我们通过爬梳搜索发现，明清时期戏曲小说作品中把女娲补天神话作为叙述典故使用者近20 处，而把女娲补天神话作为叙事故事文本的原型，或者直接作为整个作品的结构框架者竟然有5 部小说，其中《女娲石》和《红楼梦》更是直接把女娲补天神话作为结构全书的构思依据。这些叙事故事文本的缺失与否，很显然会直接影响到对整个女娲神话故事体系的全方位文献挖掘和意蕴分析。

3.经史子部文献

经史子部文献貌似距离叙事文学故事较远，但因为它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中坚载体，所以实际上是制约和影响包括集部文献和叙事文学故事文本在内的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产生发展的重要杠杆。它作为文本文献在叙事文学故事文本中通常是以故事渊源典故的形式出现。因为这个缘故，前贤相关研究对这方面文献也能给予足够的关注，但角度和力度与叙事文化学则不尽相同。

经部文献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具有特殊地位。从其内容本身看，如果说史部、子部、集部代表了文史哲三类基本文献的话，那么经部则属于从文史哲典籍中优选出来的经典和精粹。这种经典性使它在叙事文学文本中的地位属于终极的标准诠释和价值准绳。虽然它在叙事文学文本中出现的机会不多，但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史部文献与叙事文学关联甚为密切和直接。其史传文学部分本身就是叙事文学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叙事故事文本共同构成叙事文学文献的主体部分；其正史部分往往与后代叙事文学故事文本相互表里，或者成为后代叙事文学的故事题材渊薮，或者与很多以真实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叙事故事文本形成互文参照，成为后代叙事文学兴盛发展的强大推手；其野史杂史部分有很多生动形象的故事，往往与部分文言笔记小说相互杂糅，难分彼此。其陈述的委婉详尽和某些虚构因素成为很多正统史学家从史学角度诟病的对象，但却为历史文献向叙事文学的转变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潜力。以上史部三个部分中，前贤比较关注的是前两部分的人物传记部分，而对第三部分（野史和杂史）关注不够。

子部文献与叙事文学的关联也是错综复杂，千丝万缕，非常密切。前贤或有关注不够处。首先，文言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被历代公私书目中子部小说家类著录，本身就属于子部文献；其次，先秦两汉子部文献中的大量寓言故事不仅本身就是重要的叙事文学故事资源，而且是催生中国小说生成的重要推动力；第三，除了小说家之外，子部杂家、杂学、杂考等门类文献中也或有与叙事文学故事文本相关者；第四，子部类书文献也是包括叙事文学故事文献在内的历代很多典籍的重要辑佚和校勘资源。

对于以上四部分子部文献，前贤虽不无关注采用，但往往是从不同角度切断分别使用，未能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宏观进而汇集采用到一个既定对象当中。叙事文化学故事类型研究则将其汇总，综合搜集，贯通使用。

4.集部文献

集部文献主要是指与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相关的以诗歌、散文、词曲等抒情性文学作品为主的文献。对于这类文献应重点关注其中两种形式，一是对神话故事或历史人物和事件，以及叙事文学故事直接进行吟咏评价；二是以典故等形式对对叙事文学故事进行共鸣和回应。这两种形式除了自身的文学价值之外，它们也与以上所有与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相关的文献构成一个文献体系，成为叙事文学故事类型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文献与叙事文学故事文本情况相似，也是前贤对叙事文学故事进行源流研究时文献搜集中被忽略、近乎空白的一个盲区。如关于女娲、精卫、嫦娥、大禹、西王母等神话故事的集部诗文作品，每个神话故事类型中的诗文文献材料都至少在百条以上，但这些材料在前贤研究中几乎均未被采集使用。

以上三种纸质文献主要是就现存版本文献而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辑佚补缺。因为各种缘故，所有的纸本文献都存在亡佚的可能，而亡佚的文献一般又不可能完全消亡。那么，把这些残存文献钩沉辑佚，是保证叙事文学故事文本能够最大程度完整，实现“集千万本”目标的重要措施。

5.文物材料

文物材料与以上三种文献有所不同，但又有所关联。实物文献大约分两部分，一为纸质文献记载者，二为真实实物者。纸质文献记载实物中，史部（含方志）所记实物多为各地文物遗址，而子部史部各类笔记中所记实物则包罗万象，堪称取之不尽的实物文献渊薮。真实实物为现存历史文物，既包括建筑遗址，也包括各类器物。这些实物文物与叙事文学故事的关联主要在于，它们是很多叙事文学故事文本的重要参考佐证材料。如很多真实历史人物的庙宇、塔寺，居住或使用过的建筑器物等。这些实物文物本来是相关故事类型完整材料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前贤用来与叙事文学故事类型连接汇总、作为故事类型研究材料者却较少见到。

三 叙事文学故事文献的社会文化属性

就叙事文化学研究程序目标而言，文献搜集本身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它的最终目的是对采集文献进行考证梳理后，对其文献形态异同变化进行文化动因的解读分析。那么，在进行这项终极工作之前，对各类文献本身的文化价值属性进行探索评估，乃是应有之义。

叙事文学故事文本分为“经史子部文献”“集部文献”“叙事故事文献”“文物材料”四个部分，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具有内在社会历史文化动因，因而不同方面对其认知判断会产生某些共性。除了文物作为实物与其他三种纸本文献各有关联外，其他三种纸本文献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三种不同的社会文化阶层属性。这一点，与笔者提出的中国古代文化“三段说”恰好完全吻合。用此“三段说”解读叙事文学故事文献，堪称合榫。

从叙事文化学角度来看，其故事类型纸本文献的三种类型（经史子部、集部、叙事故事）的形成和分布，并非偶然形成，其内在制约和动力恰恰就是笔者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

1.“经史子部文献”与帝王文化精神

“经史子部文献”对应的是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国帝王文化。这个时期中国文化的主旋律就是帝王文化精神，而经史子部文献则是构建帝王文化精神的主体工程。帝王文化的基本内涵、基本规则、基本概念和范畴，在经史子部文献中得到全面的反映和陈述。就其与叙事文学故事关联的文化属性而言，几种类型文献分别从不同方面体现出帝王文化精神对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的制约。

经部文献是帝王文化精神的核心。从文体特征上看，经部文献似乎与叙事文学故事形式距离遥远，但在精神内涵上却是从整体上制约包括叙事文学故事在内的几乎所有文学形态的掣肘力量。帝王文化的系统构建应是得力于西周时期从社会制度到文化思想全面形成的以等级制度为基础、以宗法观念为理念、以天子为社会至尊的系统封建社会形态。在这个社会背景下，首先确立了明确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至尊观念。为了维护这种观念的长久，他们又从文化建设的高度，强调社会教化的重要意义：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西周时期开始人们就已经清楚认识到，了解、掌握社会规律的目的就是为了教化天下民众。这一理念到了汉代就更加明确和具体了。《诗经》原本通过采风以“讽谏”“刺上”的目的，到了汉代被补充修正为更加偏重天子对于民众的教化：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因为这个观念的强大影响力，包括叙事文学故事类型在内，整个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都深深烙上了“教化”的烙印。这是经部帝王文化精神对叙事文学故事制约影响的最强力度所在。

除此之外，经部文献还作为儒家经典的权威解读，成为包括叙事文学故事类型在内的大部分古代文化典籍涉及先秦时段各种知识词汇的权威标准。

史部文献作为经部文献的附庸，是按帝王文化的价值标准描述帝王文化背景下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标准叙述典范。早在经部文献中，《左传》《公羊》《谷梁》对于《春秋》从不同角度的解读和翻写，已经成为史部典籍的泛帝王观念的范例。到了汉代，纪传体史书的确立更是从制度上为帝王树碑立传铺平了道路。以帝王为中心的纪传体书写叙述模式不但成为史书的正宗，而且直接规定和影响了叙事文学故事的题材选择和叙事偏好。以帝王为主人公的历史题材在古代戏曲小说中占有很大比重，以此为基础，叙事文化学故事类型中形成一个帝王主题系列。在帝王系列故事类型中，史部文献起到了所有文献材料中的原典和坐标作用。即史部文献中的帝王记载是各帝王故事类型中的原始记录，其他文献材料需要以它为坐标进行梳理比较，分析帝王故事所发生的演变线索轨迹。因而，其成为帝王题材故事类型的聚焦核心。

子部文献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各陈其说，而百家争鸣的初衷则是殊途同归，均在为帝王建言献策，贡献自己认为最佳的“君人南面之术”。与之密切相关，为达此论说目的而附带的大量寓言故事也往往与帝王大业关联。因此，就子部文献对于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的影响来说，这种帝王文化中心观念作用下对国家政治问题的关注意识成为历代叙事文学故事类型传承过程中的重要制约力量。

因此，经部、史部、子部三种文献从不同角度向全社会灌输了非常强烈的帝王文化精神，这一精神在叙事文学故事文本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2.“集部文献”与士人文化精神

中国士人文化起自魏晋，经隋唐而至宋代。无独有偶，这个时段也正是中国集部文献从无到有、蔚为大观的过程。集部文献产生发展的过程，也是士人文化精神孕育、产生、成熟的过程，并且它也成为叙事文学故事类型传承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朝之前，中国尚未形成“文学自觉”和“文学独立”的局面，反映在目录学著作中，《汉书·艺文志》中列有“诗赋略”，尚未出现“集部”名称和类目。汉魏以降，随着门阀士族崛起，士族文人群体人格独立，文学从各种实用性文体中解放出来，出现更大数量的纯文学性质的诗赋作品。为了全面反映这一文学盛况，在王俭《七志》和荀勖《中经新簿》各种尝试的基础上，《隋书·经籍志》正式将《汉志》的“诗赋略”改造提升为“集部”，并成为历代公私书目用来全面记载著录文学类文献典籍的重要目录学分类类目。这个情况也是士人文化取代帝王文化，掀开中国士人文化舞台大幕的一个重要标志。

“集部文献”定名定类使士人文化的规模表述有了集中的园地和阵营，同时也成为士人文化参与叙事文学故事类型表述实践的重要渠道。集部文献作为士人文化参与叙事文学故事文本的渠道，主要形式表现为诗歌、词曲和散文。它们被用来参与叙事文学故事类型文本写作的主要形式又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进行诗词散文形式的叙事文学故事类型写作，如《长恨歌》《圆圆曲》等；二是大量把叙事文学故事原型作为诗词散文典故使用。这两种形式都是非常典型的以士人文化的视角，参与叙事文学故事书写的内涵与载体。第一种情况属于直接用抒情诗方式书写的叙事文学故事，只是与戏曲小说载体各异而已，其文献价值意义自不待言。第二种情况即用诗词散文方式把叙事文学故事作为典故使用，是否能够成为叙事文化学故事类型研究的文献材料来进行研究使用，学界有不同看法。我们从“集千万本”的原则出发，认为每条典故材料的使用有其不同的创作背景和文学意象所指，是故事类型文化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不可忽略。

除了以上集部文献所含诗词散文外，体现士人文化精神的文体形式还包括文言小说。文言小说虽然一般被收录在子部小说家类，但却是作为诸子文章中“不入流”的另类，一直受到贬抑。就其社会文化属性看，从作者到读者，再到其内容，堪称是三位一体的“士人文学”样式。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世说体”小说是其典范，唐传奇则更是萌生于知识分子用来展示自己在科举考试过程中文学才华的“文备众体”的文体样式。文言小说与诗词散文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叙事与抒情）表现出士人文化对于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的参与和影响，同时文言小说又与通俗小说戏曲形成叙事文学形式关联，成为士人文学连接市民文学的纽带。

3.通俗文学文献与市民文化精神

从宋代开始，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繁荣而出现的市民文化需求，以迅猛的态势高速发展，到元明清时期取代士人文化成为中国社会文化舞台的主角。以通俗小说戏曲为代表的大量俗文学作品，成为体现市民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重视。面对如同山洪爆发一样倾泻而出的通俗文学迅猛发展态势，无论对它持何种态度，元明清时期全社会的人都从不同角度给予极大关注。帝王阶层对于通俗文学中有碍其专制统治的部分要大加禁毁，但同时也无法抗拒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诱惑，自己也偷偷阅读起来。有识之士却慧眼看出通俗文学的历史文化价值，给予高度肯定：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在李贽看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元明清以来主流文学形式就是通俗戏曲小说。这个看法代表了明代以来思想界对于通俗文学作为市民文化精神主流代表的肯定。

其二，以商品形式进入社会消费层面，更加扩大其影响力。此前的经史子部文献和集部文献，要么是官方刻印，要么是私人自费刻印，基本不属于流通的商品。通俗文学则完全改变了这一传统，明代开始出现大量书坊和出版家，其出版的印刷物中有大量通俗文学作品被作为商品进行营销。这一情况大大开拓了通俗文学的市场范围和读者层面，使通俗文学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其三，通俗文学文献是构成一个故事类型文献系统的核心和主体要件。从上文可知，从“集千万本”的标准来衡量要求，一个故事类型需要覆盖经史子部文献、集部文献，通俗文学文献、文物材料等四个方面。但在这四个方面中，代表市民文化精神的通俗文学文献又是重中之重，是核心和主体要件。因为叙事文学是一种时间艺术，以叙事时间进程为核心要旨。相比之下，从故事的完整系统程度来说，除史部文献中史传文学部分和集部文献中叙事诗部分外，其他经史子部文献的隐性影响和集部文献的典故使用均只涉及个案故事类型整体文献系统中的局部和个别部分。而以戏曲和小说为主的通俗文学文献（加上史部史传文学和集部叙事诗）才是构成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的文献核心。了解这一情况，不仅有助于把握通俗文学文献本身的文化属性，而且对于叙事文学故事类型文献各部分权重比的认知把握也至关重要。

从“集千万本”的求全理念出发，全面梳理叙事文学文献各个部分的性质和作用价值，进而从社会历史文化属性认知的角度审视观照各种类型叙事文学文献的文化价值，这是我们对叙事文化学故事类型研究文献搜集问题的最新认识，敬祈学界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