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性的抹除——凯尔泰斯《无命运的人生》的奥斯维辛书写

郑艺玮

内容提要：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的代表作《无命运的人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原型，通过主人公犹太男孩柯韦什的遭遇，描写了纳粹集中营中犹太人丧失姓名、现实时间感、个体语言能力的非人化境遇，揭示了奥斯维辛体制对被囚禁者个体性的抹除。

集中营经历是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生存的奠基性经验，他由此形成了一种“奥斯维辛情结”，即“只要我想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总会想到奥斯维辛”，奥斯维辛及其所代表的极权制度成为凯尔泰斯思考的逻辑起点。在凯尔泰斯看来，奥斯维辛的残酷“并不是因为六百万人惨遭屠杀，而是因为，六百万人在当时能够被屠杀”，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被屠杀，是由于个体遭受了从肉体到精神的彻底非人化，最终沦为“死亡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这一个体性抹除过程最集中地体现在凯尔泰斯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无命运的人生》中。

一

凯尔泰斯指出，“‘雷同’恰恰是极权的实质”。奥斯维辛体制构想了人类的极端同质化，通过有步骤的行动，剥夺集中营囚犯的姓名和个体身份，进而实现对其个体性的全面抹除。凯尔泰斯的自传体小说《无命运的人生》，借由主人公——犹太男孩柯韦什的叙述，从集中营生活内部揭示出奥斯维辛的毁灭逻辑。

在集中营里，对囚犯个体身份的毁灭是从取消他的名字开始的。初入集中营，囚犯会经历一些“邪恶的仪式”，这些伪装成军事仪典的公共仪式用相同的公共身份替代了囚犯的私人身份，目的在于剥夺他们的个体性认知和私人角色感。在这些仪式中，除了没收个人财物、剃光毛发、强制性裸体、穿着统一服装以及军事化的日常管理之外，一个重要的暴力手段，就是剥夺囚犯的姓名，按照集中营统一规则分配编号。“囚犯被剥夺了姓名，即被剥夺了人格。”剥夺姓名意味着将他从生活的环境中连根拔起，切断了他与整个文化的情感联系，原本由名字所代表的、具有法律效益和政治认同的个体身份就此失效了。在小说《无命运的人生》中，凯尔泰斯记述了主人公失去“柯韦什·哲尔吉”这一名字的始末，以此展现了奥斯维辛的同质化过程。

在第一章中，主人公的家人以昵称“久尔考”称呼他。在第二章开头，柯韦什被童子军征用，他的姓名以征用通知的形式呈现，至此，读者才间接地获知主人公的全名。以上他人提及主人公姓名的两处，均发生在柯韦什被捕前。在柯韦什先后被送进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和蔡茨集中营之后，他的名字被“64921 号”正式取代。被困集中营期间，柯韦什前后也有两次提及自己的“名字”。小说里，柯韦什唯一一次谈论自己真正的名字，是在朋友“柠檬邦迪”自我介绍之后，他说：“于是，我也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彼时柯韦什初入集中营，还保留着较为完整的自我意识。通过与另一个独立个体的交往（“柠檬邦迪”向他介绍自己），在他者的承认中，柯韦什短暂地恢复了对自我身份的体认。

小说里，柯韦什在集中营生活数月后染病，生命垂危，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面对护理员的提问，他第二次报出了自己的“姓名”。凯尔泰斯这样写道：

然后，他手拿一张卡片和一支铅笔在你的床边坐下来，询问你的名字。我对他说：“Vier-und-sechzig，neun，ein-und-zwanzig。（德语，意为六十四，九，二十一）”他写了下来，却仍一再追问，直到过了一段时间你终于明白，他还想知道你的名字，“Name”，又过了一段时间——比如，我当时的情况也是这样的——你在自己的记忆中搜索了一番之后终于想了起来。

在集中营的生存规则中，囚犯需要迅速而准确地用德语向纳粹军官报出自己的编号。在长期的规训之下，柯韦什成功地适应了奥斯维辛赋予他的新身份，建立起了对编号“64921”的条件反射，并逐渐丧失了对个体身份的记忆，以至于对自己原本的姓名感到陌生。

同样，编号“64921”也是凯尔泰斯本人在集中营里的“姓名”。关于这名囚犯，在1945 年2 月18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日报单“减少”一栏中是这样记载的：“编号64921——凯尔泰斯·伊姆雷，工厂工人，生于1927 年。”在这一档案记录中，无论是出生日期还是死亡日期，甚至是职业，都是错误的，而这与纳粹统治清除个体经历的同质化逻辑一脉相承，即个体差异本身在奥斯维辛无足轻重。凯尔泰斯在日记中写道，当维特根斯坦探讨“我”与“维特根斯坦”的不同意谓之时（“你是知道，还是只是相信自己叫做路德威格·维特根斯坦呢”），一个集中营里的脆弱个体既不知道、也不相信自己叫“凯尔泰斯”，而只是简单地顺从。因为对凯尔泰斯而言，就像《无命运的人生》中的主人公一样，在集中营的运作机制中，姓名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无论是“柯韦什”还是“凯尔泰斯”，都可以被一串简单的数字所替代，它与其他六百万个编号一样，见证了纳粹大屠杀对个体性的清除。

对纳粹统治者而言，剥夺姓名是摧毁囚犯犹太个体身份的重要手段，它通过纹身的形式获得强化。在部分集中营里，替代姓名的编号有时会被刺在囚犯身上，成为一个无法被抹掉的标志，类似于奴隶的烙印。与用没收来的犹太人祈祷用的褡裢制作裹脚布和内裤一样，给犹太人纹身是对犹太人不可纹身教义（《利未记》19:28）的刻意践踏，纹身行为本身传递了“一个言语之外的信息，从而让无辜者感到他的判决烙刻在他的肉体之上”。赫伯特·C.凯尔曼认为，摧毁道德对暴力的防御机制的方式之一，便是使受害者被意识形态的洗脑和灌输非人化。集中营内诸如编号等手段最根本的目的是使囚犯非人化，使犹太人复杂的社会性身份转换为一种简单的生物性事实，进而宣判他们的“罪名”：他们本来就不应该出生。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向纳粹集中营提问：“毒气室的目的是什么？”它会反问：“你出生的目的是什么？”通过抹除姓名并刺上编码，纳粹将囚犯完全物化，以此瓦解道德防线，为大屠杀暴力行为建立合法性。

二

奥斯维辛体制对个体性的抹除，还体现为受害者现实感的退场和时间感的丧失。集中营里的伪军事仪典具有表演的性质，每个囚犯都被剥夺了个体身份，成为参与演出的、没有面孔的“演员”。在集中营的恐怖生活中，囚犯通过摒弃对现实的感知能力，换取最低限度的自我保存。现实感的重要衡量标准就是时间，而现实感的缺失带来了时间的停滞，凯尔泰斯的作品从人物形象和叙事手法两方面表现了这一特点。

在《无命运的人生》中，凯尔泰斯写道：“感觉自己仿佛冷不丁掉进了一幕荒诞剧中，我并不大清楚自己在其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因此，小说主人公只能接受被囚禁的现状，遵循集中营里的生存规则，竭力扮演一个“好囚犯”。集中营里的荒谬仪式和角色扮演，具有陌生化的效果，它导致了“现实感的丧失”，这种丧失构成了囚犯的自我保护机制。德累斯顿指出，当“人发现自己身处不容置疑的恐怖世界时，同时会觉得，那不是真实的。难以忍受的现实仿佛是一台戏，人被迫参与演出时，个人的感觉是：他自己仿佛是不真实的。这台戏是荒诞的巅峰，或者说是荒诞的深渊，同时它又是野蛮、恐怖和毁灭人的集中营”。“丧失现实感”的现象构成了心理麻木过程的一个方面，罗伯特·利夫顿认为，对纳粹医生而言，“心理麻木”的关键功能是在参与屠杀时逃避罪恶感，实现由“人”向“工具”的角色转换。同样，对于集中营囚犯而言，通过自我非人格化，他们将血肉丰满的个体转变为千篇一律的角色，从而使痛苦的现实变得可以承受。

“现实感的丧失”在时间问题上得到了具体体现。小说中柯韦什如此描述了集中营里的时间体验：

在蔡茨我才发现，囚禁也有日常生活，甚至可以说，真正的囚禁其实全是乏味的日常生活。我似乎已大约经历过这种境况了，那是有一次在火车上，在去奥斯维辛的路上。在那里也是一切取决于时间，以及人们各自之所能。只是在蔡茨——还是用我的例子来说吧——我感觉到：火车停下来了。而在另一方面——这也是事实——它却如此迅疾地呼啸奔驰着，以至于我已跟不上我面前、我周遭，甚至我自身的许多变化了。

火车作为时间的隐喻，在主人公身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一方面，客观的物理时间保持着流逝，它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耗尽囚犯的生理储备，将他们推向死亡。另一方面，随着囚犯身体状况的恶化，主观时间最终停滞。对集中营囚犯而言，他们整合性的自我与人格在奥斯维辛分崩离析了，其肉体在不断损耗着自身，精神却陷入了混沌的状态，无法构建起一个有效的时间概念，他们“没有任何坐标和准则，在混乱的时空中漂移，承受着痛苦、劳累、寒冷、饥饿，却不占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角度来感知它们”。

凯尔泰斯写道：“只是我的小说主角在集中营中过的不是自己的时间，想来，他既不拥有自己的时间和语言，也不拥有自身的个体。他记不得什么，只是存在。”小说中，柯韦什曾经用“七天就是七年”的神话故事来概括两种时间尺度的差异。集中营抹平了个体生命的历史深度，使囚犯活在一种“永恒的现在时”中，“任何囚徒都生存在他彼时彼刻的身体之中，他都希望这样维持原状”。现实时间感的丧失是一个渐进的、加速的过程，它在囚犯的濒死阶段达到极值，这一阶段即所谓的“穆斯林人”（Muzulmán）阶段。凯尔泰斯根据自身的极限体验，在小说中塑造了“穆斯林人”的形象，借以表现了集中营囚犯独特的时间观。

柯韦什在入营不久就第一次见到了“穆斯林人”，他将这些“穆斯林人”形容为“移动的问号”，因为“他们的样子也总能够让人联想起永远瑟瑟发抖的冬日寒鸦。他们所迈出的每一个僵硬、阻滞的步子仿佛都在问着这样一个问题：费这个劲儿换来这份疲惫劳顿到底值不值得”。这些身心耗竭、濒临死亡的囚犯丧失了求生的意志，也失去了对时间和现实的感知。研究者指出，发展到“穆斯林人”阶段的囚犯逐渐对周围无动于衷，他们失去了记忆力和注意力，对打骂毫不反抗，对世界与自身都变得冷漠。在毁灭前的最后时刻，他们不再感到肉体的饥饿和痛苦，也不再进食和说话。主人公柯韦什最后也变成了一名“穆斯林人”，他躺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广场上，等待死亡的降临：

看来，我像这样躺了很久，安然、宁静、温顺地躺着，丝毫不感到好奇，充满了耐心，就躺在他们把我放下来的这个地方。寒冷、疼痛我全都感觉不到……过了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是一个小时、一天，还是一年，我终于感觉到了说话声、窸窸窣窣的声音、工作和劳碌的嘈杂声。

如阿甘本所言，变成“穆斯林人”意味着“没有什么要说的，也没有指令或记忆要传递”。他们没有了过去和将来，永远处于浑浑噩噩的当下，直到生命的终结。

除了“穆斯林人”的形象外，凯尔泰斯还通过改变叙事间距，表现集中营囚徒时间体验的变化过程。很多幸存者都指出，囚禁之初的记忆比后来的记忆更加深刻。小说中，柯韦什谈到一本有关监狱生活的书：“当时我觉得这话很值得怀疑，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夸大其辞。而现在我认为，他写的是真实的东西：因为与后来的日子相比，如果我仔细想一想的话，我自己对于第一天的记忆果然也是最清楚的。”凯尔泰斯曾将加缪的《局外人》视为对自己早期创作影响巨大的作品之一，柯韦什对集中营的表述与默尔索初入监狱的体验相似。一开始默尔索苦于消磨时间，后来渐渐习惯了监狱的单调乏味，他说：“我过去在书里读到过，说人在监狱里久而久之，最后就会失去时间观念。”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的生活使默尔索的时间感混乱了，他将五个月的牢狱生活等同于一天。同样，柯韦什可以详细地回忆起最初的见闻，而对于在集中营长期生活的细节，他所能记住的为数不多。

凯尔泰斯以制造叙事空白的方式来表现囚犯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的错位。小说中，随着奥斯维辛对个体性的逐步清算，主人公越是丧失时间感，叙事中的省略就越多，叙事间距也越大。希利斯·米勒指出，小说采用了“限制叙事”的手法，叙述者仅从柯韦什的视角出发，对集中营经历进行陈述、阐释和评价。小说中没有提供其他视角，作者的声音始终缺席。凯尔泰斯采用单一的叙事视角和叙事声音，使叙事者的表述严格受限于其自身的经历，因此这些“证词”准确地体现了叙事主体时间意识的变化。进入集中营后，柯韦什的身份由“好囚犯”变为“穆斯林人”，最后又侥幸成为“被救治的病人”，他对现实的感知水平也经历了由高到低、再到恢复的过程。在小说第七章，柯韦什沦为“穆斯林人”，这一阶段最极端地体现了个体性的毁灭。而从篇幅上看，第七章是前一章的一半，后一章的三分之一。通过第七章在叙事上的省略和空白，作者暗示出，一旦个体性被消解，人的思维便完全停滞，相应地，他也失去了感知和表述的能力。

三

奥斯维辛对个体性的抹除还体现为对囚犯语言的剥夺。集中营生活强化了柯韦什从家庭和社会中习得的欺骗性的委婉语，它主要体现为一套“自然”解释话语，这种语言将反常矫饰为正常。

在《无命运的人生》中，主人公的口头禅“自然地”（természetesen）是一种重要的文本症候，据米勒统计，“自然地”一词一共出现了83 次，并且随着小说的展开，它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自然地”意味着，当柯韦什面对紧急的、非常态的事件时，他试图用旧的逻辑、秩序和语言去解释难以理解的现状，这一习语能为他带来一种幻觉，即集中营里的一切都具备合理性。奥斯维辛摧毁了个体性，因而柯韦什丧失了自己的语言，他的“自然”来自对合时宜的社会行为的模仿，而不是出于自身的感知。

柯韦什的“自然”一方面继承自家庭成员的日常语言。凯尔泰斯坦言，现实中“自然地”一词最直接的来源是他的继母，他“偷来”了这一说法以及各种委婉的表达，并将其应用于《无命运的人生》。1944 年，凯尔泰斯在上班的途中被捕，随后被送往了集中营，对于这一悲剧，继母在信中使用含蓄的语言掩饰现实的残酷：“我有一个不愉快的消息必须要告诉你……自然地，我立马去找了。”同样，小说中柯韦什也是从父辈身上学到这种表达方式的。柯韦什的父亲准备出发去服劳役，尽管亲友们对此行的危险性了然于心，但大家都表现得很克制，继母也对父亲说：“他们想和你告别。这是很自然的事！”关于时局，维利叔叔声称胜利在望，但人们仍需耐心等待，因为谈判的过程“自然”是艰苦的。洛约什叔叔则带领柯韦什为父亲祈祷，并将目前艰难的处境和犹太人的共同命运联系在一起，指出犹太人作为“上帝的选民”，生存在耶和华的庇佑之下，一切都是由神决定的，所以当下的痛苦都是“自然”的。

柯韦什在家庭和社会中习得的“自然”话语在集中营里继续发挥着作用，他的语言和心理同外在环境的变化相一致。在进入集中营前，柯韦什对亲友的“自然”表现还有所质疑，而从被捕起，他对常态的认知便动摇了。到了集中营之后，柯韦什完全适应了那里的逻辑。随着集中营对个体性的逐渐毁灭，柯韦什渐渐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因此他对陈词滥调的应用也越发熟练，小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自然地”。当他第一次看到没有生活痕迹的奥斯维辛灭绝营营区时，他迅速给出了解释：“这可能是自然的，因为现在毕竟是居民们的工作时间。”后来柯韦什知道了灭绝营的真相，便在“自然”机制的作用下毫无困难地接受了灭绝营和劳动营的存在，他还将两者进行了比较，认为在劳动营生活比较容易，因为那里饮食和环境都优于自己目前所在的奥斯维辛，“这也是自然的，因为那里的目的毕竟也与此处不同”。

克莱普勒指出，纳粹的语言自相矛盾，因为“这个语言处处强调有机之物、自然生长之物，但同时它又被机械的表达所淹没”。由于柯韦什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他的语言来自集中营，相应也体现出一种悖谬性。小说里，“自然地”一词构成了独特的张力场域，表面上消解了恐怖与正常状况之间的对立，“以至于从惊恐状态到正常生活之间的过渡时期，人们根本就没有觉察出来”。它将一切都合法化、日常化，呈现出超过常量的重复，而这恰恰向读者暗示了它的“反自然性”。在米勒看来，“自然地”一词具有高度的反讽性，“为了防止读者没有注意到‘自然地’一词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凯尔泰斯还公开请读者注意这个词并理解它的双重反讽意义”。在小说结尾的对话中，凯尔泰斯这样写道：

“亲爱的小鬼，你为什么”——他叫了起来，看上去快要失去耐心了——“对一切都说‘自然’，而且总是对那些根本不是这样的事情说自然呢？！”我说在集中营里，这是自然的。“是的，是的”，他说，“在那里是的，但……”说道这里，他卡壳了，有些语塞，“但……但集中营本身就不是自然的！”

在奥斯维辛式的语言中，类似的委婉语都同时意味着它的本意和完全相反的意思。有论者进一步将这种情况称为双曲线反讽（Hyperbolic Irony），因为这些相互对立的解释，不是按照逻辑规定抵消对方，而是扩大了彼此的意义。比如小说中“倒霉的人”“幸运地”通过了筛选，免于被直接处死，或是柯韦什“幸运地”被选到了条件较好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这些“幸运”都是以进入集中营的“不幸”为前提的。

凯尔泰斯之所以让柯韦什使用集中营式的、单调乏味的语言，目的在于忠实地再现奥斯维辛对人类语言的摧残。他指出，集中营生活使人“仿佛不是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而是处于一种不可捉摸的境遇中，扮演着一种健全的人类理智所无法解释的角色，其间他们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从他们自己的视野角度来看似乎从未做过这些事，他们做出了一些决定，但与他们的个性印记无关”。柯韦什颠倒是非的语言不是自发的，而是由外在力量强加的。奥斯维辛最可怕的后果就在于，它使人们对此习焉不察并信以为真。正如弗洛姆所言，当人们的思想、情感、意愿的内容都来自外界，在一种集体催眠的情境中，人们感到这些伪行为是惯例，自发的本能反而是非自然的。所以在小说结尾，当柯韦什面对记者的质问时，他只能回答，集中营里的饥饿与暴力都是“自然”的。柯韦什的“自然”，反讽地揭示出奥斯维辛抹除人类个体性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