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深求真：民国词学研究摭谈*

杨传庆

新世纪以来，词学界贵远贱近的观念迅速转变，民国词学研究渐趋火热，并取得长足进展。民国词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已经获得较大突破①相关成果有朱惠国、吴平主编《民国名家词集选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年），曹辛华主编《民国词集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年），曹辛华主编《全民国词》（第一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年），徐燕婷、吴平编《民国闺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南江涛选编《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曹辛华、钟振振选编《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年），孙克强、和希林主编《民国词学史著集成》（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 年），朱崇才编纂《词话丛编续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屈兴国编《词话丛编二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年），杨传庆、和希林编《辑校民国词话三十种》（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 年），孙克强、杨传庆、和希林编《民国词话丛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杨传庆编《词学书札萃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 年）等。，文献建设之外，学界对民国词史、词学史、词学学术史的研究同步展开，并取得不俗成绩②关于民国词史研究成果如马大勇《晚清民国词史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曹辛华《民国词史考论》（人民出版社，2017 年）；词学史及词学学术史成果有曾大兴《词学的星空：二十世纪词学名家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 年）、《20 世纪词学名家研究》（中华书局，2011 年），傅宇斌《现代词学的建立：〈词学季刊〉与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词学》（商务印书馆，2013 年），施议对《民国四大词人》（中华书局，2016 年），陈水云《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等。另外，还有颇多论著及博硕士学位论文选择民国词学方向，涉及词人、词学家的个案研究以及民国词社、词选研究等。。当然，就方兴未艾的民国词学研究而言，目前的不足也显而易见：词人研究仍多是独立的点，尚未构成系统的线、面，民国词史的面貌尚未完全展现；词学研究成果集中在词学家及词学学术史梳理上，对民国时期具有创造性的词学理论的提炼阐发不够；在研究过程中描述较多，问题意识少，对民国词学特质的探索仍然薄弱。在未来的研究中，民国词学文献会更加丰富，随着地方文献集成的出版，报刊资料等进一步电子化，海量的词学信息会呈现在我们面前。不过资料获取的便捷，并不代表研究过程的简单。接下来必须要做的工作就是披沙拣金，发掘属于民国词学特质的史料，实现从文献建设向理论建构的转变。我们要立足于词学文献，求深求真，在展示词史新境、开掘词学新意、发覆词人心态等方面不断努力，以期展现更为全面、真实、独特的民国词学景象。

一 展示词史新境

就民国词史而言，首先要展示民国词在内容及情感上的新境。尽管历时短暂，但民国时期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文化、思想变化最激烈、最动荡的时期之一。张宏生曾指出，诗界革命，词体是“缺席”的。①张宏生：《诗界革命：词体的“缺席”》，《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2 期。与白话文、白话新诗相比，民国词仍是“旧”的，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旧”词体在民国文坛仍然充满生命力，并没有因“旧”而被弃若敝履。不仅是传统的文人，政府官员、教师、报人、军人、商贾、学生等都用它进行创作，将他们对广阔现实的感受写入词中。可见词作为一种“旧”的文体样式，在民国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下，仍可为写心之用。作为研究者，要努力揭示民国词书写时代、社会、人生的新境，进而对其词史意义做出衡估。

王蕴章在《秋平云室词话》中强调“诗有诗史，词亦有词史”，他说：

况晚近以还，世变纷乘，开千古未有之局，历五洲未有之奇。倘能本此史笔，为作新词，不必侈谈“文学革命”，其价值自等于照乘之珠，连城之璧，网里珊瑚，正不必更向海外求耳。②王蕴章：《秋平云室词话》，《云外朱楼集·正编》，上海中孚书局，1934 年，第151、156 页。

王蕴章主张以词写政治时局这样的重大题材，期待词可以与白话新文学并肩。实际上，民国词并没有缺席对政治、时事的书写，如蔡突灵所作《啼红词稿》③《啼红词稿》见于霜蝉《红叶山房词话》（又名《啼红词稿评注》），刊于《民觉》1920 年第一卷第一期。据熊公福《变风遗操叙》知蔡突灵尚有《霜蝉诗稿》《苦竹词》，可推“霜蝉”或为蔡氏笔名，则《红叶山房词话》乃是其自评己作。就是写其所历护法运动的“词史”之作。蔡突灵（1982—1949）为同盟会元老，江西同盟会盟主。与孙中山一道进行反清革命，曾被委任为赣军副都督，又任瑞州革命军政府都督兼革命军司令。民国建立，任江西都督府教育次长、首届国会参议员。1913 年“二次革命”讨袁失败，亡命日本。1917 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国会议员。《啼红词稿》正是其亲身经历护法运动而作，《高阳台》（感事）一阕云：

炉烟沉香，镜鸾销玉，帘栊不耐春阴。薄明归鸿，流丹却认斜曛。画梁鹦鹉言犹在，向何人诉与殷勤。掷黄金。懒倩图工，慢赋长门。 仙缘历尽闲愁苦，又花残月缺，酒冷灯昏。一枕高唐，觉来云雨无痕。从今休忆江南乐，任天涯絮果兰因。敛芳魂。愿化东风，莫化纤尘。

这首词作于1919 年。历时近一年的护法运动失败，词人创作此词回顾这次维护共和的运动。据霜蝉评注，此词开篇即写国家危乱、气象愁惨之状。“薄明”二句，注云：“春阴叵耐，渴望晴天而不可得，以见彼近黄昏之斜阳为幸，讵非斜阳，乃流霞之余焰耳。痴想之极，曲尽其致，以喻吾人希望武人护法，不知其实假名遂欲。”“渴望晴天”指孙中山等希望寻求支持护法的力量，“晴天”不可得，得“斜阳”也为有幸，可惜只是“流霞余焰”。这一句是对护法运动失败原因的总结。“假名遂欲”，指桂系军阀陆荣廷、滇系军阀唐继尧等各怀私心，借护法之名保存底盘、扩充势力。他们在护法战争中勾结直系，罢兵议和，窃取护法运动的成果，不顾孙中山及蔡突灵等中华革命党议员反对，强行改组军政府，孙中山不得已通电辞职。作者对“武人护法”图谋私利的批评，正如孙中山在辞职电文中愤然所言“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掷黄金”二句注云：“夤缘求媚于虏廷，以图私利者实每有徒，而君严绝之。”批评护法运动中国会中政学会分子被段祺瑞政府拉拢收买。“仙缘”数句注云：“换头追叙艰难缔造之苦”，悲慨辛亥以来的为共和付出的辛苦。“一枕”句注云：“数载共和，付与槐安一梦。”见出作者对所追求的共和充满幻灭之感。“从今”句注云：“当时纷纷主张南京制宪，君持反对，虽至解散，亦所弗恤。”“南京制宪”应该指1912 年3 月8 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南京临时政府解散，由北京临时政府继承，袁世凯在北京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从注解看，词人对通过临时约法、解散南京临时政府深致不满。末二句注云：“固定精神，决不同流合污，枉己徇人。”词人表明志向——即便共和失败，也不同流合污。这首词运用寄托之法，记录革命失败的心声，在传统风格中寄寓了新境界，堪称书写民国历史的“词史”之作。

我们可以发现，蔡突灵使用的仍是传统语码，在面貌上与之前的历代词差别不大，若只是作内容、艺术上的简单概括，并不能真正推动研究走向深入。这也提醒我们，关于民国词研究的大量功夫还要下在“冰山”的八分之七上，即通过史料的尽力搜集，考证背景，对创作时空准确认知，下功夫将传统语码中包裹的新词境揭示而出，如此才能增加研究的深度。如邵瑞彭《曲玉管》（金陵）词：

蒋阜青山，秦淮碧水，游人苦忆江南好。一片垂杨城郭，频打寒潮。且停桡。井底脂沉，台前灯尽，月明满地啼鸦老。霸气无存，荡子长夜吹箫。梦迢迢。 故垒苍茫，忍终古、伤心东望，可怜虎踞龙蟠，翻令社燕辞巢。酒痕消。黯凭阑，挥麈荏苒，黄花秋涨，白门春雨，举目兴亡，不见新朝。

邵瑞彭曾为同盟会浙江支部秘书，民国元年当选国会议员。1921 年应孙中山号召，南下广州参加国会非常会议。1923 年，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之丑行。1924 年，被段祺瑞政府聘为善后会议议员和参政院参政。1925 年，曾奉命至沈阳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等谈判，无果，当局拟任命为教育总长，辞不就，决计弃政从教。①参李海珉：《南社书坛点将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471～473 页。这首《曲玉管》词，《扬荷集》中题作“金陵”，并没有太多信息。但此词手稿见于《赵凤昌藏札》，并且不止一稿。手稿中保留的此词小序云：“金陵怀古，乙丑仲冬在京师作。”②《赵凤昌藏札》第六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年，第162 页。通过《赵凤昌藏札》还可得知，包括这首词在内的一批词作都创作于作者绝望于北洋政府、准备弃政从教之时。通过手稿可知，这首词作于1925 年11 月，创作地点并不在南京。词人在北京想到南京，以南京为怀古对象，缘何如此？南京是孙中山建立民国的地方，词人别有用意。“可怜”二句，词札作“可怜燕子无家，都随紫盖辞巢”，南京曾是民国肇造时的首都，如今已然无人在此为共和呐喊奔走，昔日同志战友追随“紫盖”而去，词人无家可归。“举目”句，词札作“举目新亭，莫问前朝”，“新亭”悲伤恢复不易，“不见新朝”则更为沉痛。辛亥革命以来，民主共和未能实现，军阀混战，南北分裂，争权夺利，北洋政府罔顾国计民生，徒有“民国”虚名。1925 年春，邵瑞彭追随的孙中山病逝，这首词“怀古”是为伤今，革命未能成功的绝望溢于言表。这首词展现的是北洋政府时期曾经追求共和的革命者、官员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词与时代、政治之间的互动，不是苍白的记录，而是心灵的感受，具有高于史实的生命力量。这正是体现民国词新境之处，也是其词史意义之所在。

二 开掘词学新意

民国时期，传统词学与现代词学交织，清季词学的影响绝非流风余绪，而是重要组成，对于二者，不能有所轩轾。传统词学家的主张多有指导作词的追求，如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夏敬观、吴庠等；现代词学家则多以词为研究对象，反对作词，如胡云翼、郑振铎等；另外还有汲取了现代词学主张又有创作追求的学人，如曾今可、龙榆生、叶公绰、陈柱等。可谓歧趋多向，却又有章可循，这是研究民国词学不可忽略处。尽管时间短暂，民国学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词学理论又有新的探索，新意迭见，例如陈洵的“贵留”、吴庠的“清气”、赵尊岳的“神味”、顾随的“高致”、夏承焘的“不破词体，不诬词体”、唐圭璋的“雅婉厚亮”，另有胡适的“白话词”、陈柱的“自由词”、曾今可的“词的解放”，等等。这些理论主张可能并没有成功的创作实践与之匹配，但是对新意的开掘是将民国时期独有的词学批评理论展现于世的必由之路。兹以曾今可倡导的“词的解放运动”为例略做探讨。

曾今可发起的“词的解放运动”因引起与鲁迅等人的“骂战”为现代文学研究所熟知①巫小黎：《鲁迅与曾今可及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 年第3 期。，但是从民国词学演进的视角审视，“词的解放运动”的词学史意义并未得以明确。曾今可记及“词的解放运动”缘起于柳亚子、林庚白、曾仲鸣、章依萍、徐蔚南、黄天鹏、华林、徐仲年等四五十人参加“文艺茶话会”的“词会”，可见“运动”的发起并非他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文艺界的一方尝试，要把“新的生命灌进旧的——死的——‘词’里去”。“词的解放运动”专号②“词的解放运动”专号，《新时代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33 年2 月）。刊出了柳亚子《词的我见》、曾今可《词的解放运动》、张凤《词的反正》、郁达夫《唱出自己的情绪》、余慕陶《让它过去罢》、董每戡《与曾今可论词书》、张凤《关于“活体诗”的话》、曾今可《为词的解放运动答张凤问》、褚问鹃《保存与改革》、张双红《谱的解放》、柳亚子和曾今可《关于平仄及其他》、章石承《谈词的解放运动》等。“词的解放运动”引起了不小反响，如张资平《“词的解放”之我见》、李词佣《论“词的解放运动”》、萧友梅《为提倡词的解放者进一言》、柳风《论词的解放运动》、白蕉《词与新诗》等。另外，阳秋（茅盾）《读〈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后恭感》、鲁迅《曲的解放》、曹聚仁《词的解放》、钱歌川《解放与保守》、郑振铎《“词”的存在问题》等也都基于“词的解放运动”发表对于“词”的看法。

“词的解放运动”引起了较多争论，赞美者称曾今可比胡适“彻底”，“词的解放运动”是“文艺史上不朽的一页”③陈希孟：《词也可脱离音乐而独立》，《吗噤呐哩呀（Marginalia）——陈希孟随笔集》，上海新时代书局，1933 年，第148～154 页。；批评者则站在“现代文学进化的立场”，认为词毫无解放的必要，“词的时代已经死去了”，“词的解放运动”是“反动运动”“堕落运动”，在时代、大众面前高喊“词的解放”是“无耻文人想出臭风头的勾当”，是“开倒车”“荒谬绝伦”“逃避现实”的“蠢材运动”。④柳风：《论词的解放运动》，《新垒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33 年）。抛开不太理性的评论，约而言之，参与“词的解放运动”的学人关于词体的看法有三类：一是柳亚子、曾今可、章石承等主张保留词谱平仄的半解放，一是张资平、张凤、萧友梅等希望另起炉灶的创新歌词，一是曹聚仁、郑振铎认为词已死亡，无须作词。

在“词的解放运动”中，新文学作家对词体命运前途的思考与认识，值得我们重视。如李词傭指出，与古文解放为白话文、旧诗解放为白话诗不同，“白话文、白话诗都可以受西洋文学的影响，而词却是我们中国所独有的一种文学”，“词的解放前途，却还埋伏着许多暗礁”。①李词傭：《论词的解放运动》，《新时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1933 年）。白蕉也肯定词的抒情功能，主张“新词运动”极应注意“陈言务去”，强调词的“时代性”，他说黄遵宪被称为“近代革命大诗人”的缘故就是他不被古人笼罩，抓住时代，运用“新的物语”。②白蕉：《词与新诗》，《新时代月刊》第七卷第三期（1937 年）。这些理论思考与主张都极具意义，而实际创作又如何呢？

曾今可《落花词》被视为“不靠典故，不掉书袋”，和章依萍的词“在目下的词坛上开着一条新的出路”。③褚问鹃：《保存与改革》，《新时代月刊》第四卷第一期（1933 年）。兹先录曾今可所作词二首：

一年开始日初长，客来慰我凄凉。偶然消遣本无妨，打打麻将。且喝干杯酒，国家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但不能狂！（《画堂春》）

东北正严寒，不比江南暖；伪国居然见太平，何似“中原”乱？ “全会”亦曾开，救国成悬案；出席诸公尽得官，国难无人管。（《卜算子》）

这是曾今可《新年词抄》四首中的两首。曾今可正是因为《画堂春》词，引起茅盾、鲁迅、柳风等“痛打”，曾今可被批评为沽名钓誉的无行文人、文坛的臭虫蟊贼，最终落荒而逃，退出文坛。曾今可曾辩解《画堂春》乃是讽刺。从《卜算子》一阕以及“九一八事变”后曾今可作《沈阳的炮声》一文痛斥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来看，他的行为似乎不应如痛打者描述的那般丑恶；而从其退出文坛，从军抗日，直至担任湘鄂赣边区总司令少将高级参谋观之，当亦不是毫无气节之人。此是题外，单就诸人创作的“解放”之词来看，其被批评也是自有原因。

在救国救亡面前，不严肃的嬉笑游戏令人生厌，而从“词的解放运动”专号附录的曾仲鸣、林庚白、柳亚子、刘大杰、王礼锡、章衣萍、曾今可的词作看，它们更是毫无现实质感。如：

为卿始识愁滋味，从此多愁愁未已。思卿欲白头，试问卿知否？ 漫说寻春早，如今春又老。何时践我约，携手花园角？（曾今可《菩萨蛮》（无题））

鬓角眉心几点愁，乱蝉阴里绿如油，湖滨曾共系兰舟。雪夜记同摩托卡，晚春看打乒乓球，不堪往事数从头。（林庚白《浣溪沙》（忆旧））

这些写作“解放”的词的作家毫无传统词学背景，也多从事新文学创作。从他们的词来看，作品多采用小令形式，写个人生活如情爱等纤小题材，缺乏厚重内容与书写社会重大现实的能力，未能将“解放”的词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特别是所“解放”之“词”格调不高，与日寇占领国土之局面下战乱危亡的时代人心背道而驰，这也是曾今可被“围剿”之时代原因。正如宣雨苍所言：“至于今日天崩地坼，生民未有，诚为空前绝后大著作之时代也。而犹光景流连，尊俎酬唱，意本帖括，词尚饾饤，不唯负此著作，亦大负此时代矣。”①宣雨苍：《词谰》，《国闻周报》第三卷第八期（1926 年3 月7 日）。

事实证明，曾今可等人所作的“解放”的词是失败的。“词的解放运动”体现了现代词学群体内部对词体出路的尝试与探索，其实质是胡适“文学改良”的延续。批评“词的解放”之人也同样是新文学作家，受传统词学影响的学人缺席了这场论争。从新文学思潮角度审视，这是现代文学作家的“词学运动”，可以说是“词学平民化”尝试，与民国传统精英词学毫无关联，它体现了现代文学作家对“词”的前途的思考。

三 发覆词人心态

对民国词的研究，不能只关注审美、情感层面的价值，还应充分认识到它在历史、文化、精神层面之价值。由此观之，民国词社中的词人唱酬及特定地域的词人群体创作值得关注，重点在于群体心态的发覆。民国时期剧烈动荡的政治社会，必然会产生复杂、特殊的文人心态，词这种文体恰好利于幽微心态的抒写。尽管这些词作的艺术开拓并不高，但由具体作品入手，密切联系时代人文，去发现属于特定时空的文人心态，正是民国词研究不能忽视之处。例如《雅言》这一刊物发表的诗词，特别是延秋词社的词作，就体现了北平沦陷后文人们的特别心态。

《雅言》由日伪操控，1940 年1 月创刊时的《叙例》称“北京余园诗社所辑”，社长是担任日本人控制的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的傅增湘。《雅言》的赞助者为王揖唐、安藤纪三郎和梁鸿志，王、梁是附逆的高官，安藤纪三郎是新民会的副会长。王、梁的作品常在《雅言》醒目位置发表，而日寇文人鼓吹反共和“中日亲善共荣”的诗作时有出现，如愚山（冈田元三郎）《新民健儿歌》有云“挺身涉险说反共，短簑冒危论寇讐”，“吾曹元是千年交，唇齿辅车护金瓯”，“希捐小异就大同，宣扬道义壮皇猷”。另外，还有迎合日伪所谓“和平共荣”宣传的词作，如耐充（陈能群）《满江红·岁末自寿用白石寿神姥体，起丁丑迄庚辰得词四首》（其二）：

笳鼓声喧，正梦醒，初日满城。霜华重、紫金山下，做弄新晴。骑月花期占腊尾，骄人酒价判春正。记年时、障扇奈尘污，沧海更。侍中弱，洗马清。还本色，只书生。抚旧家钟簴，应悔言兵。避乱人犹惊问世，受廛我亦愿为氓。幸相逢、笑语祝东风，欢太平。②《雅言》辛巳卷二，南江涛编《民国旧体诗词期刊三种》第六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第532 页。

这首词作于1938 年。日寇攻占南京，屠杀国人，惨绝人寰。但此词写南京，却不见任何惨痛现实。下片说“悔言兵”“愿为氓”“欢太平”，主张不抵抗，为敌寇杀戮开脱，宣扬臣服日寇，幻想“共荣”太平。此词典型地反映了沦陷区失节文人国格和操守的尽丧，而其作者可视为背叛民族之败类。值得注意的是，同样身处沦陷区，也同样发表在日伪刊物上，延秋词社的词作则可见高压之下文人于沉默中对气节的坚守。

延秋词社主要成员有张伯驹、夏仁虎、陈宗藩、袁毓麐、郭则沄、黄公渚等，词社词课颇为狭窄，无外赏花、题画、上巳修禊及节日游赏等。作为文化名流，他们在现实中拒绝日伪拉拢利诱，以沉默的姿态站立，“微吟托比兴，借物寓讥贬”，“身在沦陷中，未受一尘染”③夏仁虎：《枝巢九十回忆篇》，王景山主编《国学家夏仁虎》，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年，第135 页。，力求不染尘污，道尽沦亡之悲。延秋词社第一集甲题地点为张伯驹丛碧山房，时间为1939 年秋，参加者有袁毓麐、夏仁虎、林彦京、杨秀先、郭则沄、陈宗藩、黄孝纾。丛碧山房素心兰开放，潘素画《素心兰》，张伯驹邀众人赏兰作词题画，限调《蕙兰芳引》。①《雅言》庚辰卷一，南江涛编《民国旧体诗词期刊三种》第六册，第262～266 页。张伯驹《蕙兰芳引》（咏斋中素心兰，依清真声韵）云：

魂断楚天，渺归梦、寄情飞鹜。似息妫无言，轻扫淡妆黛绿。艳桃媚李，笑任使、争娇金屋。想佩環薄袖，暮日还迷春竹。 换月丰姿，传芳情绪，共伴寒燠。更灯影闻香，遥咏翠娥怨曲。依依凝睇，顾波美目。偎画屏、长对卷帘人独。

此词写素心兰高洁芳香，甘于孤独，不与艳媚桃李沆瀣。这在其他词人的词作中有一致体现，赞美素心兰孤高纯净者如说素心兰“结交幽独”“坚冰情性，肯忘空谷”（袁毓麐），“看濯尽铅华，清伴筱寒蕉碧”（陈宗藩），“镇未改幽盟空谷”“犹绕小屏凉独”（林彦京），“貌亦如花冰洁”（杨秀先）等。另外，他们还同用屈原典事，歌诵忠贞品格，如“哀动楚骚讽读”（袁毓麐），“湘梦澧魂”（夏仁虎），“谁与左徒慰藉”（夏仁虎），“楚客骚心”（林彦京），“骚怨畹空”（杨秀先），“想畹边泽畔、证得骚人心迹”（陈宗藩），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张伯驹词中的“息妫无言”典故，夏仁虎在延秋词社第一集乙题《换巢鸾凤》（赋故宫五色鹦鹉）小序中也说“息妫不言，音尘自闭”。按，楚文王贪恋息妫貌美，灭掉息国，强纳其为夫人。息妫为楚王生子，却终不与楚王言，其因是：“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②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 年，第199 页。延秋词社词人以息妫自比，国破家亡，虽未赴死，但心有深痛，在压抑之下守住节操，以无言姿态表明幽愤心迹。此外，他们还以郑思肖画兰典故题咏素心兰，如袁毓麐词云“传妙神，应念所南高躅”；黄孝纾《偷声木兰花》（丛碧山房素心兰）云：

铅华洗尽尘缘淡，九畹秋心谁与占。旖旎都房，省识人间第一香。小园何似疑空谷，并影卷帘人是玉。打叠骚魂，写入生绡休露根。

此词末句“休露根”也暗用郑思肖画兰无根典故。按，《宋遗民录》记郑思肖画兰不画土，人询之则曰：“一片中国地，为番人所得，吾忍画耶？”③程敏政：《宋遗民录》卷十三，鲍廷博辑刻《知不足斋丛书》本。则此典故用意明显，书写丧失国土之悲及对故国忠贞无二之心。延秋词社运用典故咏物，隐蔽表达情感，他们借题咏素心兰寄托心志，写他们自己在日寇统治下的“素心”。延秋词人身在沦陷区，迫于日伪高压，选择沉默，但他们并不摇尾舐痔，而是以词表达隐衷，抒发坚守品节、眷怀故国之心，这也是抗战时期沦陷区葆有民族尊严的词人的共有心态。

作为词学研究新的增长点，众多学人正在民国词学这一土地上辛勤耕耘。我们需要明了民国词学的复杂性不逊于之前历代，战乱与民族危亡、西方文化及现代社会的影响、文学创作从精英向平民的转变、现代报刊的传播、词社与地域词学群体的繁多等，都直接影响着民国词坛。另外，还需要打破壁垒，不能把民国词孤立于“现代文学”之外，应将其融入民国时期文化、文学层面加以考察。由于研究对象的时间不足半个世纪，是沿用文学史研究思路，追求历时性“史”的描述与勾勒？还是注重问题导向，努力解决共时性场域里存在的相貌各异的问题？前者的推进必须省思，而后者的实施似乎更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