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审美经济语境的国潮文创传播机制研究

魏旭燕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与科技实力的不断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审美红利”开始成为各大商家竞相追逐的新领地，“Z 世代”们更是在消费活动中视“颜价比”为圭臬，无论商家还是消费者，都越来越重视消费过程中的审美体验。“国潮”的勃兴与走红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之下顺理成章的产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国潮文创作为国家文化产业最具活力的一支生力军，也面临着高质量发展与内涵式探索的紧迫任务，并承担着华夏文明国际传播的历史使命。“国”代表传统、华夏文化，是内涵层面； “潮”代表前沿潮流、科技，是呈现的视觉方式与技术手段。可以说，国潮既是回首历史的文化寻根，又是面向未来的代际传承，更是助力中华文明漂洋过海走向世界的靓丽名片。从2018年至今，我国的“国潮”经济已走过五年的发展历程。在“Z 世代”狂欢式的拥趸之下，国潮经历了炫酷出场时的热血沸腾，走过了褒贬不一时的冷静反思。从初始时期对传统元素的大杂烩式视觉呈现，到科技助力跨界联名后的内容深耕，如今的国潮已然成为振兴民族经济、弘扬民族文化的中坚力量，并在民族文化传统的生活化、创意化、时尚化传承方面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考察时曾强调，“要发挥美术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美术成果更好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要求”。良好的政策导向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都呼吁着审美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并赋予“国潮”文创继续在设计、文化、科技上全面升级的发展契机。

一、审美经济的内涵及其内在动因

（一）审美经济的内涵

“审美经济”是以美学和经济学为基础，力图实现二者的跨界融合，从而更好地协调人类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平衡发展，旨在提升国民在经济生活中整体幸福指数的一种经济形态。“审美经济（aestheticeconomy）”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由张品良在《审美经济学引论》一文中提出，[1]但当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作为正式学术概念的“审美经济”的提出，可追溯至德国学者格尔诺特·伯梅（Gernot Böhme）于2001年发表的《审美经济批判》一文。伯梅认为“审美经济”是一种“引入了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商品二重性之外的第三种价值——‘审美价值’（也被译为‘升级价值’）”[2]52的新经济形态，是继农业经济形态、工业经济形态之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大经济形态。[3]经济的审美化问题，其实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时期就曾被诸如阿多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等思想巨匠广泛关注和讨论过，只不过当时的概念是以“文化工业”“技术可复制的艺术”等称谓加以表述。20世纪后期，弗里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和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等又提出“商品美学”的概念，并就“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剖析。[4]29这些学说都在一定程度上为伯梅“审美经济”的提出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研究基础。

伯梅在综合分析文化工业批判、消费社会理论以及商品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审美价值”的概念，认为审美价值的出现正是由于消费社会中社会生产的目标已经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转向了对人的欲望的挖掘。[5]在审美经济时代，“商家卖出的不仅是物质产品，更是一种情调或氛围，一种具有梦想性质的东西”[6]。而且，这种审美价值常常具有虚拟性、体验式等特征，是对使用价值的延伸与扩充。

（二）审美经济形成的内在动因

1.经济学的人性回归

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的“劳动价值论”，到萨伊（Jean Baptiste Say）和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生产成本价值论”；从门格尔（Carl Menger）和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的“主观效用价值论”，到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供求均衡价值论”，不难看出，西方现代经济学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将“价值”“效用”作为核心研究问题。此后，大量的主流经济学家更是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泛化与夸大，并将“理性”的概念曲解为一种“数学计算”，过分强调数学分析在经济研究中的作用，如美国凯恩斯主义学派，从而筑起了现代唯理性主义方法的窠臼。[7]76-87这种“效用至上”的传统经济学的形成应该说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一面，但对于工业化刚刚起步时期的经济发展亦有其应有的贡献。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这种忽视人的情感诉求的工具理性主义便因其“人性化”的欠缺而开始暴露出种种不足。

曾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提出了“体验效用”的概念，认为消费者在经济活动中快乐、幸福的体验也应被纳入到经济效用的考量指标；主张回到快乐源头来研究经济，把实现人的幸福体验作为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指出审美经济的价值基础，即人们对快乐和幸福体验的追求，是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宗旨。[8]134可以说，追求快乐与幸福，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客观要求与历史必然，显示出当代经济学已经从传统经济学时期对“物”的关注转向了对“人”的关注， 从对物质需求的重视转向了对精神需求的重视。这种转向被认为是经济学两百多年来最大的一次价值转向，可谓经济学向人性的回归。

2.商品消费的精神性转向

经济发展的审美化倾向往往与经济的发达程度成正比。现代大工业的机械化、批量化生产使得消费与生产逐渐分离，尤其是福特制、泰勒制等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推广，更是大幅度提升了生产效率，社会的物质财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程度，人们淹没在各类精美商品的海洋里，进入了物质极度丰裕的大众消费社会。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1970）中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在消费社会中开始被“符号价值”所取代，人们消费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将商品的符号象征意义作为消费对象，不断追求被商家制造出来的种种欲望的满足。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也曾说，“我们正由‘肚皮’的经济转变为‘心里’的经济”，[9]128感性诉求在消费中的比重日益增长，“概念”“情怀”“体验”等开始跻身于商业活动中成为贩卖的对象，并呈现出嘉年华式的“狂欢式”“欲望型”消费美学的风格特征。此外，高科技浪潮的席卷以及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类面临着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矛盾冲突、感性与理性的失衡等问题，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的满足。可以说，审美与经济的联姻，是大众消费社会与高科技信息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深刻反映了18世纪以来社会经济的重大变化——文化的审美化与商品化。

3.实用主义美学的兴起

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的繁荣勃兴催生出无处不在的商业美学，艺术逐渐走向世俗化，并出现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象。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2000）一书中认为“艺术不再是单独的、孤立的现实，而是进入了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因此生活中的一切凡庸日常都可以艺术之名而成为审美对象”[10]99，至此，艺术开始走下神坛，甚至“艺术的终结”论调一度甚嚣尘上，高雅艺术走向衰落，大众文化悄然勃兴，并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成为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独特的文化生活景观，其突出特点是日常生活品开始成为艺术审视、表现的对象，艺术品与商品的界限变得模糊，生活场景泛审美化。在摄影、印刷、广播影视等复制传播技术的加持之下，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壮大，成为一种能够与精英文化分庭抗礼的社会文化形态。艺术开始参与到大众消费时代的商业活动中来，并催生出审美与经济联姻的“审美经济”。较之传统的经济形态而言，审美经济更加突出经济活动中的审美因素[7]142，更加重视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的体验、感受等精神要素，推崇“实用与审美、产品与体验、物品与人品、现实与虚拟、生活与艺术、物质性价值与精神性价值、商品的多样化与个性化以及一切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审美互动和人格生成等方面的有机融合与统一”[11]108。

二、国潮文创的审美化探索

“国潮文创”是文化自信战略下，艺术设计介入文化创意产业，从而加速传统文化年轻化、时尚化、国际化传播的一种当代商业艺术实践。审美经济作为商品社会不断繁荣、传媒技术日益进步的产物，体现出艺术审美与商业、科技之间天然的共生关系，并催生出世界范围内文化创意产业的极大繁荣，更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来国民经济增长最大的突破口。通过和文化产业的紧密结合，国潮艺术得到了更好的推广，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也带动了文化的复兴。

纵观华夏美学几千年的演变发展史，国潮风格的崛起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便预言“21世纪，中国文化将引领世界”。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人们目睹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强势崛起，并成为世界各国竞相追捧的审美新风尚时，不由为这位智者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和前瞻性深深折服。近代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华夏审美也伴随着国力的衰颓走向式微。国人开启了向西方学习、借鉴的漫漫求索路，也带来了华夏审美现代主义转型的开端。“五四”新文化时期鲁迅先生对书籍装帧的革新，正是与同时期苏联的构成主义、荷兰的风格派、德国的包豪斯风格等现代主义艺术流派的遥相呼应。乃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术，亦是与同时代风行欧美世界的波普主义同频共振的产物，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与平民化特征，其粗砺、质朴、厚重的审美风格第一次将无产阶级贫民作为审美主体，一改几千年来以精美雅致的宫廷艺术和文人艺术为主导的华夏审美风尚。由此可见，审美是社会文化的显现，是对时代思潮最为敏感的表达载体，审美流行风尚更是关乎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和国际政治地位最直接的风向标，审美经济时代艺术与政治、经济、科技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随着我国的国力日渐强大，加之世界范围内对华夏文明的好感和认同倍增，中国元素成为商业流行的密码，并于2018年初诞生了引爆纽约时装周的“国潮风格”。“国潮”一经面世，便以高颜值和独特的形式美感吸引了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关注与喜爱，并呈现出民族性、商业性、流行性、反叛性、解构性、视觉性等审美风格特征。[12]18-20经过五年的沉淀发展，国潮风格从形式到内容都实现着精益求精的蜕变。关于国潮，至今都很难找到一个公认的精确定义，只因它依然在动态、多元地蓬勃生长，是那样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笼统而言，国潮就是借助商业平台，通过高品位的审美呈现，来更好地展示、推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与时俱进成为国潮美学最为突出的特点，通过与艺术、商业、科技各个领域不断深入地融合跨界，国潮美学的风格越来越多元而丰富，审美对象和类型也越来越多样化。

三、国潮文创的审美类型

审美对象的宽泛化和多元化不断丰富着当下国潮文创的审美类型与边界，从情怀到娱乐，从科技到文化，无不成为国潮审美的新领域。

（一）怀旧审美化

从国潮伊始李宁服装的爆火，到百雀羚、回力、大白兔、健力宝等一系列国货老品牌借助国潮的复兴与重生；从解放鞋、蓝白条纹衫、东北大花布的悄然流行，到庙会、社火表演、节日民俗活动的隆重回温；以及近年来乡村旅游热的走俏，还有各类怀旧主题餐厅不知何时遍布了国内各大城市的角落……“情怀消费”“乡愁经济”一度成为国潮文创的年度热词。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富裕社会的未来》一书中，将“复古热”“怀旧热”称为“大众文化的储存化”，认为优质的大众文化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积淀为一种文化资源，即使没有新的东西产生，旧的东西也足以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且认知度和好感度较高的旧品牌，往往比新产品更容易获得大众的青睐。[13]83-84

哈佛大学教授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其著作《怀旧的未来》（Future of nostalgia，2001）一书中，提出了怀旧的两种类型：修复型怀旧和反思型怀旧。前者强调“旧”，后者则着重在“怀”。修复型怀旧强调以“回家”为目的，试图重建失去的家园；反思型怀旧则侧重回去的“过程”，更关注精神上对故乡、过去或传统的遥望、依恋与致敬。[14]46-63年长者在怀旧审美中忆苦思甜、重拾初心，获得心灵的慰藉；青少年则通过消费体验怀旧审美，获得了对父辈和历史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某种程度而言，国潮文创中的怀旧审美还起到了消解代际之间沟通障碍的作用，其营造的感性氛围，让冷漠功利的商业活动也变得温暖起来。

（二）科技审美化

科技的发展使得艺术与科学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新媒体艺术的崛起更是改写了艺术生产与呈现的媒介与方式。国潮文创和科技的跨界融合，让传统焕发出新的活力，变得更加年轻时尚、亲切有趣。2019年大连博涛文化科技创始人肖迪开创了中国巨型仿生机械艺术装置新品类。他从《山海经》及中国其他神话传说中提炼文化符号，融合巨型仿生机械艺术装置和蒸汽朋克、赛博朋克时尚风格，先后推出“中华巨马”“黄金巨马”“金陵辟邪”“麒麟金璃”“擎天牛21 号”“动能虎·白寅君”等一系列机械巨兽作品，所到之处屡屡引爆全城，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话题。其宏大的叙事尺度、酷炫的艺术呈现方式引来观众阵阵尖叫欢呼，由此催生出“尖叫美学”的理论。

科学和技术作为审美对象的历史其实并不长，甚至还十分短暂，这与艺术和科技长期分离的历史不无关系。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机械、科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日益紧密，技术美学、工业美学的问题逐渐凸显，科学家们也开始对美学问题关注起来。20世纪50年代，捷克设计师佩特尔·图奇内（Patel Turcine）首次提出“技术美学”的概念。直至1957年，瑞士成立了国际技术美学协会，才从真正意义上确立了技术美学的地位。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钱学森、李政道等科学家都大力呼吁对技术美学问题的关注。[15]55随着国潮文创中科技审美元素的持续升温，如备受年轻人追捧的各类沉浸艺术体验馆，借助交互技术、虚拟现实体验、3D 视觉效果等前沿科技手段，吸引了更多的青少年和男性受众加入国潮消费的大军。

（三）娱乐审美化

审美经济时代，人们娱乐休闲活动中的审美因素也越来越凸显，并因其强大的交互性、参与性而备受大众追捧。从被称为 “第九艺术”的游戏产业的井喷式发展，到剧本杀、体验馆、解压馆的风靡，从短视频对传统媒体的致命冲击，到文旅休闲产业的持续走红，无不显示出我们确实被一个“泛娱乐”的时代所包围。英国作家阿尔多司·赫胥黎 (Aldous Huxley）曾在其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1）一书中，警示人们信息时代的文化将沦为充斥着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人们终将在无尽的享乐中失去自由。[16]2而当今充满争议的“泛娱乐化”现象似乎正在默默回应着赫胥黎的预言。许多人对这种令人沉迷的游戏、娱乐充满担忧，学者们也大力呼吁对娱乐产业的监管和治理力度。由此，各大网络娱乐平台都推出了内容审核机制，并开启了青少年模式设置。然而，网络之外的线下体验馆等新兴娱乐门类，仍然处于监管治理的边缘地带，还需相关部门进一步思考出台监管治理的规范与策略。

电影作为娱乐产业的主阵地，在人们的娱乐休闲活动中也发挥着价值引领的作用。近几年“国漫”和“国潮电影”强势崛起，传统内核的文本通过数字特效技术的加持，纵横古今、跨越中外，在以民族审美为核心的基础上，加入朋克等国际流行元素，融合中西美学风格，营造出一种又美又飒的视觉呈现，十分符合以“Z世代”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审美趣味，从而影片内容所传达的中国式普世价值观也得到更好地推广。

（四）文化审美化

广义的文化是指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等。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是文化创意产业重点开发的对象。如非遗活态化传承中的民俗活动复兴，便是通过让古老的传统民俗与当代生活发生关系，使那些即将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形态得以更好地参与到当代百姓的生活之中，从而更好地传承下去。相较于其他文化资源而言，非遗具有悠久的历史，且牵涉民族的世界观、道德观和审美观，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价值体系，有着强烈的民族特征和社会属性。[17]247如，今年端午走红网络的“杭州西湖卖花郎与卖花姑娘”的视频，两位身着唐宋服饰的主角宛如画中人般翩然走来，为路人赠荷花送祝福，在这个盛夏上演了一场清新唯美的中国式浪漫，再一次验证了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

当然，传统不仅是外在的装饰，更是基于文化认同之下民族基因的独特气质、格调、美学和底蕴。[18]56如近几年升温的红色文创，其中以借力建党百年火爆出圈的上海红色文创尤具代表性。其复古与潮流兼具的海派美学、富有朝气和梦想的满满正能量，深受“Z 世代”群体的喜爱。中共一大纪念馆的 “石库门”口罩系列、镌刻着鲁迅“语录”的黄铜书签、以新中国第一架轻型侦察机为灵感的红色小飞机蓝牙音箱……这些优秀的文创作品都以高超的颜值、诙谐的萌趣于方寸之间“燃”起青年一代的爱国情怀、青春朝气和奋进力量。当然，国潮文创的“文化”内涵绝不仅仅局限于文物、手工艺等物质层面的传统，更应加强诸如“勤劳”“俭朴”“诚信”“自强”等民族精神、价值观方面的开发与转化。[19]38

四、国潮文创的审美传播机制

国潮文创虽是经济活动，却肩负着繁荣经济和传播文化的双重任务，且具有教育功能、政治功能、娱乐功能等多重社会作用。近年来国潮的传播度和美誉度一再攀升，并涌现出诸如故宫文创、李子柒短视频、河南卫视文化类节目创新等国潮传播模式的现象级范本，迅速从之前的青年亚文化一跃而成为一种主流的审美趋势，且逐渐形成了融合艺术、科技、商业、媒介等领域的国潮产业生态布局。由于审美类型和传播载体的不断丰富多元，国潮文创的传播机制也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

（一）跨界思维下的内容细分

随着互联网“圈层文化”的发展壮大，人类消费活动也逐渐从大众向小众化发展，并催生出“分众”的诞生，即多元主义社会观念下对受众的精细化分类分组。国潮文创由此也开启了跨界联名的积极探索与尝试，通过“国潮+”模式发展出了时尚多元的美食潮、汉服潮、综艺潮、音乐潮、国漫潮等丰富多彩的内容与形式。如，遍地开花的国潮美食街，为富有地域特色的非遗小吃的复兴、传承提供了传播和展示的平台。除了使传统的地方特色小吃得到更好的推广之外，还涌现出诸如“桃禧”“泸溪河”“茶颜悦色”“英歌魂”“霸王茶姬”等新兴的国潮糕点、奶茶品牌，为各地的美食文化树立起一道道靓丽的名片。而说到国潮综艺，河南卫视势必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自2021年来，河南卫视出炉了一大批制作精良的综艺节目，为观众奉献了多场视觉呈现精美绝伦、文化内涵丰富深邃的视觉大餐，[20]105如，传统节目《奇妙游》系列，以及《舞千年》《唐宫夜宴》《门神》等舞蹈节目的出圈走红，使得河南卫视在新媒体、自媒体大行其道的时代圈粉无数，并成为国潮综艺备受关注的前沿阵地。此外，汉服节的推广以及各地以传统地方民俗为契机举办的庙会、灯笼节、龙舟节、风筝节、牡丹节等，都让国潮从衣食住行娱乐活动的方方面面与当代百姓的生活发生关系，并通过浓浓的烟火气召唤起大家共同的民族记忆。

（二）科技赋能下的多元呈现

国潮不仅是回首历史的文化寻根，更是面向未来的代际传承。科技赋能正是国潮面向未来的技术保证。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5G、云计算等尖端前沿技术的日臻成熟，国潮与科技也不断碰撞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火花。国潮文创的科技含量日益凸显，如瞳孔识别智能锁、扫地机器人等智能家居产品的普及，让人们在感受科技为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幸福感也大大提升。虚拟现实技术带来的沉浸体验催生出多姿多彩各类主题的线下VR 体验馆。如曾经火爆一时的北京“有间国潮馆”，以“潮向未来”为主题，通过VR 技术、交互技术为观众营造出极富科技感、时尚性、趣味性的沉浸式体验空间，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全方位的体验，使观众身临其境，近距离感受冰雪幻境、漫游太空以及非遗手工艺的乐趣。[21]66还有博物馆展示、剧场舞台美术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都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觉震撼与穿越体验。此外，中国制造也在科技赋能之下走向“中国智造”，并涌现出一系列优秀的国产品牌和产品。如，清洁个护类小家电的追觅科技的崛起，以及荣获2021 届GPHG 挑战奖并被瑞士博物馆永久收藏的玺佳U 系列蓝色星球腕表，都显示出国货制造技术的突飞猛进与精益求精。科技赋能下的国潮文创让人深刻感受到时代跳动的脉搏，并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无限想象。

（三）从产品美学迈向生活美学的推广

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其著作《第四消费时代》一书中，通过对日本以及欧美发达国家近代以来消费历程的回顾分析，提出了消费社会的四个阶段，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人们经历了从大众到小众的个性化消费浪潮之后，发现标榜自我的个性其实无形之中也在加剧着人类的孤独感，选择商品的过程也会消耗太多无谓的时间与精力，因而提倡本土、环保、共享的消费趋势逐渐流行开来。[13]99简单、纯粹、本真、质朴的人生哲学、价值观成为第四消费时代新的消费需求。以2022年秋冬季节曾火遍社交圈的“围炉煮茶”为例，虽然新闻一再曝光已导致多人一氧化碳中毒，却仍无法撼动其成为当下年轻人竞相追捧的新晋网红。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其围炉夜话、边煮茶边谈心的氛围感、仪式感深深切中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正如李子柒曾经的一夜暴红，都显示出当代人对悠闲、缓慢、回归自然的中式田园生活的无限向往。[22]62-64此外，像酷抠族、隐居族乃至搭子社交的兴起，都显示了审美经济时代更为多元化的生活方式的开启。

（四）虚拟与现实体验交织的双线联动

随着国潮文创与当代科技的不断融合，根据传播载体的不同，国潮文创也逐渐呈现出虚拟型、现实型和虚实结合型的传播类型细分。虚拟现实技术带来的沉浸体验，短视频、APP 等新兴传播平台的风靡，让国潮文创在虚拟世界中也获得蓬勃的生命力。此外，还涌现出虚实结合的国潮文创新品类，如依托于VR 技术的各类国潮体验馆，以及国内各大景区融合了现代舞美技术、地方历史民俗的大型实景演出等。

不可否认，网络虚拟空间为人类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但同时也加剧了人类的孤独感。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和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都曾预言，21世纪必将是一个高科技与高情感相平衡的时代。社会的科学技术越是发达，人类心理、情感、精神层面的需求也会提升到更高的层面，即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的满足。如何更好地平衡高科技浪潮冲击下，人类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冲突，以及更好地利用虚拟世界的平台载体，已成为当下国潮文创内涵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关注的热点。随着人们感性消费诉求的日渐高涨，以及东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和崛起，国潮文创也开始从物质层面的设计向精神层面的关怀过渡转型。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潮文创从诞生伊始便呈现出强烈的视觉审美特征，审美既是其出发点，也是最终的目的地，即把最具中国气质和内涵的物质与精神产品推向全世界。这一目标的实现正是当下国潮文创的相关从业者们共同努力的方向。总体而言，当下的国潮文创产业仍需在内容的挖掘和转化方面着力深耕。首先要加大对优质IP 的开发、衍生力度，并通过融合艺术、科技、商业、媒介等领域，做好前期的产业生态布局，在此基础上力求结合地方传统与特色，避免模式化照搬。通过这场基于文化自信和自省的国潮文创运动，期望中国能够早日实现文化的复兴和现代化转型，能够为世界缔造起一个充满活力、时尚年轻、科技发达且富有人文精神的美丽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