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献礼剧《觉醒年代》取得成功的原因分析

刘红

摘 要： 近年来，随着一部部主旋律题材影视作品的涌现，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建党百年献礼剧《觉醒年代》更是以其优质的剧本、精良的制作和演员精湛的演技等从众多主旋律电视剧中脱颖而出。论文主要从文本结构、视听语言和精神价值三个方面分析《觉醒年代》取得成功的原因。

关键词：《觉醒年代》；主旋律；家国情怀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一部部主旋律题材影视作品相继涌现。作为向建党百年献礼的电视剧，《觉醒年代》更是以其优质的剧本、精良的制作和演员精湛的演技等从众多主旋律电视剧中脱颖而出，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这部电视剧将镜头对准1915年到1921年间那群以救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再现了他们为追求真理、为改变中国命运而奋斗的澎湃岁月，为我们呈现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建党历史。本文从文本层面、视听层面和精神层面三个方面对《觉醒年代》取得成功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文本层面：化繁为简巧构历史蓝图

自“主旋律”的概念不断被倡导以来，主旋律题材影视渐渐成为影视作品主流。“主旋律”是对符合时代需求，满足社会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定政教意义、关照人民、服务生活的艺术作品风格的定义。主旋律电视剧是具有主旋律色彩的、能够反映特定时代、展现时代精神和人民美好风貌的电视剧作品。[1]27-30“主旋律”作品的优势明显，因为它紧贴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契合社会教育方向，这种借势时代主流的做法可以提高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教育价值，增强传播效果。近年来不少主旋律电视剧一改以往的“说教式”“高大全”的刻板影响，以更贴近人民的艺术呈现方式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觉醒年代》正是其中的翘楚之作。中国视听大数据网站2021年3月的数据显示，《觉醒年代》以收视率1.241%位居榜首。[2]剧本是影视作品的核心，它决定了影片的题材定位、主旨思想、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发展方向等等。《觉醒年代》以瑰丽之姿独居主旋律历史题材电视剧鳌头，这和它优质的剧本是密不可分的。

（一）精简架构

《觉醒年代》的编剧龙平平是一名党史研究员，本身拥有丰富的党史知识储备和明晰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正是丰富的史料储备使得他对历史大事件、小事件以及人物塑造、剧情发展方向把握精确，拿捏自如。编剧以“高、精、尖”的专业性，保证了《觉醒年代》剧本的严谨真实，充分发挥了艺术的高度概括能力，张弛有度地把握艺术真实、生活真实、历史真实三者的尺度，为影视叙事提供了优质的叙事文本。编剧以“lessismore”的现代审美思维构架主旋律电视剧的新叙事模式，“lessismore”译为“少即是多”是由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所提出的设计哲学理念，他反对装饰，提倡纯凈、简洁的艺术表现。[3]43-45这个理念虽诞生于建筑设计领域，但也适用于当下诸多艺术门类，在《觉醒年代》中也有体现。在对文本背景蓝图的选择上，编剧和导演敏锐抓住当代审美“短、平、快”的特点，一改以往主旋律电视剧宏大时间背景概念，将故事背景设定在1915到1921年，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时段。缩小叙事时间，旨在丰满人物形象，深化作品主题。在剧本长度的架构上，控制在43集的长度，细节铺陈缜密，每场都有戏剧冲突，“保皇派和革命派的校内斗争”“胡与李、陈分道扬镳”，一段一段激发观众观看的欲望，每集都有看点，每段都有高潮，让观众者直呼过瘾的同时，也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和思考。

（二）塑像叙史

在剧情推动上，编剧并没有选择以“叙事”为主，或者“为了叙事而叙事”地简单拼贴多个“大事件”来陈述这段历史，而是选择“塑人描像”，通过强化“蔡元培三顾茅庐陈独秀”“鲁迅写书《狂人日记》”等主要人物的探索和斗争过程，通过“人血馒头”“少女嫁公鸡”“剪辫子”等民众群像的深描，来映射那个“吃人”的时代本质，深化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一主旨。同时，《觉醒年代》的主题和建党百年这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年份形成呼应，符合人民大众审美期待，能唤起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从而借势时代浪潮，增强了作品的影响力。剧中鲁迅的一句“没有形象思维的作品是根本触及不到人们的灵魂”道及剧本塑造形象的核心，即以形象思维塑造性格饱满的圆型人物。如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的塑造，既有教育孩子“吃肉好坏论”的充满烟火气的普通父亲之姿态，也有站台上高喊“庶民的胜利”的伟岸英雄之姿态；北大教授辜鸿铭的角色塑造，既有保皇守旧的腐朽思想，也有颂扬“中国人的精神”的士人风骨。剧本篇幅虽小，却力求立体地塑造每个人物，增加人物本身的可信度和真实感，也达到了一种“对比反差”的戏剧效果。“白话文普及”“封建礼教吃人”这些充满概念性的、冷冰冰的“大道理”，因为这些“圆型人物”的塑造变得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

（三）台词多意

剧本台词也是该剧一大亮点。剧本台词高度凝练，信息量极大，很多史实都是通过人物之口道出。陈独秀乘船从日本回国一节，在船舱上他和易白沙的一段对白，从林则徐虎门销烟到袁世凯割让青岛75年的庞杂历史，寥寥数语，悉数道之，语言用词准确又无教条之感；对白以老朋友之间谈话的方式，淡化了传统民族英雄的“神”性，塑造起生动饱满、充满“人”性的人物，增强了故事代入感，同时也进一步引发了当下受众的思考，做到以情感人、寓教于乐、思想性和艺术性兼顾，给观众上了一场生动的党史教育课。剧本对白还采用大量隐喻设计，陈独秀和易白沙在回国船上的聊天充满了这种隐喻，如当易百沙说“仲甫，都几点了。你还坐那干嘛啊。外面黑漆麻乎的什么也看不见……”时，陈独秀在几秒的沉默之后，看着外面漆黑的海，从容且坚定地说了一句“看得见”。“黑漆麻乎”隐喻的就是当时中国黑暗的社会，以及人民漫长探索却始终找不到出路的绝望；“看得见”，语轻却坚定，将中国思想启蒙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的责任感和坚定的信念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品文本还立足于民族精神，强化文化自信，如以工人葛树贵的硬气话“穷人不是跪着的命”凸显民族风骨、借辜鸿铭的讲座《中国人的精神》颂扬民族气度，以历史视野定格伟岸瞬间，让今人为之动容，让今人知道是中华民族之精神支撑着华夏血脉，熔铸着士人风骨。

总之，作品文本以少总多，无论结构安排、情节叙事、形象塑造，还是台词剧本都以高度凝练、高度简洁的形式，将爱国爱党爱人民的思想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直触观者灵魂，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层次，具有蕴籍含蓄的艺术效果，诚非大手笔而不能为。

二、视听层面：独运匠心剪影革命先驱

导演张永新是《虎啸龙吟》《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等著名电视剧的导演。当他接到制片人邀请他担任《觉醒年代》这部历史大剧的导演时，他开始是有所顾忌的。首先，他认为这个题材太过重大，其次担心影片所需要的历史质感和人物精神层面的彰显无法得到很好的呈现。导演犹豫再三，还是决定迎接这个新挑战，最终在整个剧组的努力之下，这部剧不负众望，成为难得的叫好又叫座的主旋律电视剧。其在视听方面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镜头

《觉醒年代》以精雕细琢的画面独具匠心地诠释角色。整部剧真实搭建了100多个历史场景，服饰、道具，甚至剧中的漫天黄沙都经过了剧组的精心考究，正是这种匠心保证了画面的质感，还原了历史的真实。《觉醒年代》描绘的是那个时代的有志爱国青年的群像，剧中的历史人物在以往的历史题材和主旋律电视剧中并不少见，受众心中也早已形成审美心理定势。因此，在不脱离受众的审美期待基础上，于人物设计和塑造上推陈出新，成为导演乃至整个剧组的一大挑战。不止是人物塑造的难题，这段历史讲述的国民思想启蒙之路同样难以刻画，这段寻路过程中充斥着演讲、辩论和争吵，少有传奇的戏剧性，想要真实还原又不失其艺术性，想要保持革命人物严肃庄重又不是失其幽默感、生活真实感，这就要求镜头语言必须极为考究又不失创意。

影视是以镜头为单位构成的艺术。镜头不单纯是一种技术的彰显，它也是一种叙事的表达。影片运用了大量的升格镜头，升格镜头是一种通过慢动作拉长戏剧时间的镜头，这种镜头将受众的审美视角框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起到强调突出的作用，同时通过增加细节的颗粒度来增强受众的情绪和渲染氛围，增强戏剧性。影片中蔡元培“三顾茅庐”邀请陈独秀，三次都运用了升格镜头。“一顾茅庐”时，二人阔别重逢再次相见时相拥的场景，导演运用推镜头加升格镜头拍摄，通过拉长他们相拥的动作来强化久别重逢的欢喜之情，进一步让画面渲染的情绪递进，使受众可以强烈感受到他们的惺惺相惜；“二顾茅庐”对大雪中坐在门外等候陈独秀醒酒的心事重重的蔡元培和雪中打闹的孩子都运用了升格镜头进行对比，突出蔡元培的求贤不易，同时也侧面映衬了蔡元培无时不为国家前途命运忧虑的责任担当；“三顾茅庐”运用与第一次相同的镜头设计，再次对蔡先生和陈独秀正式的相见进行情感渲染，用简单的重复深化情感的递进，直触观者的内心。这种升格鏡头在剧中随处可见，如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三人一同走在胡同里的泥泞小路上时，凹凸不平的路面积满了水、坑坑洼洼的，陈独秀将砖块扔入水坑铺路……在这里，导演将砖块降落在水坑、激起水花的镜头设计为升格镜头，将这一个本应短短1秒内完成的动作拉长，强调寻找解救中国“药方”的道路坎坷不平，但纵使再坎坷，这些先驱们也会在充满泥泞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影片还大量运用隐喻性镜头来填补时代背景，映射种种。蚂蚁一直是剧中非常重要的隐喻存在，导演运用了大量的特写拍摄这个小生命。陈延年在喝水的碗中放生了一只蚂蚁，体现他对生命的尊重，也暗示着想要救国就必须回到芸芸众生之中；陈独秀在北大激烈演讲之时，导演也对蚂蚁进行大量特写，蚂蚁顺着话筒不断上爬，就像是正在为国家寻找出路而不断前进向上的爱国青年们，他们“生逢乱世，即使命运如蝼蚁，但仍有人心向阳光”。李大钊在南方深入考察时，偶遇迎亲队伍，12岁的小脚女孩竟与一只公鸡成婚。导演对公鸡和女孩的小脚进行特写，迎亲队伍喜笑颜开，只有骑在马背上的少女暗自垂泪，暗指了封建社会中女人悲惨的命运，如公鸡一般，任人宰割。毛泽东的出场设计一直是剧中为人称道的片段，短短的1分多钟，运用大量近景和特写的堆砌来展现细节，隐喻社会：骑马行进的军阀、倒在地上翻腾的鱼、被牵引着的牛、被售卖的孩子、被困在鱼缸里的金鱼等镜头与毛泽东脚部、手部的特写和头部的近景交叉呈现，所有人群都在向后走，隐喻着社会底层民智未启；手携《新青年》的毛润之逆人群而上，暗示着他在未来革命道路中的砥砺前行。导演通过毛泽东的视角来拍摄这段出场，表明他的眼里尽是芸芸众生，“他自风雨和苦难中而来，如光般耀眼”。

（二）剪辑

剪辑是影视艺术的基础，影片对蒙太奇剪辑的运用独到。众多场景都使用了蒙太奇的剪辑手法，蒙太奇剪辑就是将不同画面通过构思之后进行拼接组合，这种剪辑手法可以赋予镜头本身以外的意义，引导和规范受众的情绪和心理。鲁迅的出场是《药》中的情境再现，这里运用了对比蒙太奇的剪辑手法，将人群的“动”与坐在一旁的鲁迅的“静”进行对比剪辑。众人哄抢“人血馒头”，有人呼喊着“我儿子有救了”，有人讨论着“这刀远不如大清啊”“这刀也不如戊戌年间的快了”“那是没喷酒，黄酒配钢刀，砍头如切糕”。这种剪辑手法使得两类镜头相互冲突，画面更有张力，渲染了那个时代人民的愚昧和麻木，也强化了鲁迅作为思想觉醒者的冷静。陈延年和陈乔年在车站与父亲辞别的戏份运用了时空交错蒙太奇和情绪剪辑的手法，将不同时空的两件事组合在一起。29岁的陈延年和26岁的陈乔年风华正茂，鲜血淋漓的双脚却被铐上沉重的脚铐，一步步走向死亡。导演将他们与父亲分别时的背影、父亲的注视、他们即将赴死的背影，和赴死过程中坚毅的眼神、生命最后的微笑等画面交叉组合，渲染了“去时少年身，归来烈士魂”的悲壮情绪；同时，在他们与父亲拥抱分别的戏份中，导演运用了很多的情绪镜头，大儿子不舍地注视父亲，两个从背后拥抱父亲、三人相拥、父亲不舍地注视着两个孩子离去的背影等等，带有情感的镜头组接为受众呈现了中国式父爱的含蓄与深沉。影片中使用蒙太奇剪辑手法的部分还有很多，如陈独秀的出场、前文提及的毛泽东出场等等。以往对于蒙太奇的定义有多种，但当今的影视剪辑并不纯粹地局限于某一种，而是根据影片主旨按需而变，杂糅多种剪辑手法。

（三）声音

影视作品中声音的力量不容小觑，《觉醒年代》对声音的处理极其细致。妻子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在雨中等待归家的陈独秀，瓢泼大雨中伴随着“小热昏”（卖糖梨膏的）的吆喝：“梨膏糖呀嘛，甜津津，吃在嘴里美在心，唱的是珍珠塔里的小方卿，欢喜上了《白蛇传》里的小青青……”“小热昏”是江浙沪南方一带流行的谐谑曲艺形式。其说、唱结合，形式自由、简洁，常以单档或双档表演，表演者自操小锣、板等乐器伴奏，说唱内容以时事新闻和故事笑话为主，唱词通俗、诙谐，不时加以插科打诨，表演风趣、幽默，深受民众喜爱。[4]53-57剧中也展示了北方的“数来宝”，如袁世凯决定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时，数来宝艺人在街头叫：“看号外，看号外，今天的号外真叫怪。大总统，袁世凯，把祖宗的家业往外卖。这个败家子，卖卖卖，腰杆子不敢直起来。可国人百姓不答应，气都不打一处来。看这位婶儿，气得直把号外踩；看这位爷，气得戳折手中拐。”“数来宝”与“小热昏”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是表演者运用竹板或者牛髀骨进行打拍配合、即兴说唱的中国传统曲艺。“数来宝”所用语言通俗易懂，见景生情，口头即兴编词，他们看见什么就说什么，擅长随编随唱，宣传自己的见解，抒发内心感情。[5]259-260“小热昏”和“数来宝”以自身的地域性隐喻，暗示着“在上海”和“在北京”的空间变化，凸显了南北方的地域特色。同时，它们的说、唱台词在剧中也起着叙事的作用，这种活泼轻松的艺术形式打破了主旋律历史剧过于严肃的氛围，也淡化了主旋律历史剧浓厚的说教意味，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市井生活样貌。

《觉醒年代》的配乐也在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觉醒年代》 的配乐设计出自陈鲲之手，他是《舌尖上的中国》《流浪地球》《红高粱》等影视的配乐人，他有非常丰富的影视作曲经验。《觉醒年代》的配乐荡气回肠，每一次配乐的起落都成功地辅助剧情叙事，渲染情绪，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前文提及的蔡元培“三顾茅庐”请陈独秀的配乐，每一次都根据人物的不同情感精心设计。第一次蔡公与陈独秀相见的画面是唯美的，因此配乐也是唯美极致的；第二次蔡公“程门立雪”，配乐是柔和悲凉的；第三次二人再次相见，陈独秀答应蔡元培到北大任教，配乐与第一次见面相同，再次营造了唯美之感，但是，这次的唯美感更像是一种历史见证。还有，陈望道在给劳工们激情演讲时，配乐是激荡的；李大钊在给劳工们讲述“五一”劳动节的由来时，配乐也如他的讲述一般徐徐推进，随着他的演讲一点点变得激昂，配乐中的哼唱让其更具历史厚重感。总之，剧中的配乐都是根据人物的情绪和剧情的转换而相应设计的，这样的设计让受众的情绪也每一次为之感染波动。

三、精神层面：文人风骨与家国情怀

《觉醒年代》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离不开文本结构的简洁凝练、蕴藉含蓄，离不开影视叙事的匠心独运，更离不开中华民族深厚的精神文化支撑。在那个普通民众信仰几乎崩塌的时代，是陈独秀、李大钊、陈延年、鲁迅、毛泽东等知识分子将自己的整个人生投入到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不断试错、不断钻研，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我们现在之所以可以坦然地接受和坚信马克思主义，与前人的艰辛探索是分不开的。《觉醒年代》之所以能引起当今国人的共鸣，离不开其在精神层面所彰显的文人风骨与家国情怀。所谓的“家国情怀”，是主体对共同体的一种认同，并促使其发展的思想和理念，其基本内涵包括家国同构、共同体意识和仁爱之情。[6]60-66“家国一体”这个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虽然每个时代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表现，但从历朝历代发展到今天，家国情怀已沉淀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血脉里。《觉醒年代》中的家国情怀表现为爱国的、舍小家为大家的思想观念。“满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当陈独秀和李大钊在被迫出逃上海的路途中看到风餐露宿的灾民、奄奄一息的孩子、衣衫褴褛的老人、百姓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解决时，陈独秀痛心疾首、掩面而泣，他与李大钊二人立下誓言，决心建立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武装起来的、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并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而奋斗。他们以国为家、视人民为亲友、以民族崛起为己任，无时无刻不为人民利益考虑，代表着无数为解救民族苦难而奋斗的先进知识分子的风骨。这种风骨源自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发展和显现，是民族意识的觉醒。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同样继承了这种风骨，他将挽救祖国作为自己必生追求的事业，摒弃私欲，立下“六不准则”，即“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以公心要求自己，一心为社会、为人民奉献。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在其教育和影响下，虽身怀六甲，也全力支持他的革命事业；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虽身患肺痨依然坚持为丈夫守卫家庭，任劳任怨。她们同为妇人，但自始自终都默默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这也是她们家国情怀的体现。正是《觉醒年代》中随处可见的为国为苍生、舍家舍私利的侠之大者们，继承了民族血脉深处潜藏的家国担当之基因，撑起了民族的脊梁，唤醒了沉睡的中国。

结 语

弘扬主旋律一直是我们应该推崇的，其本质是指作家艺术家在创作的全过程中，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运用正确的历史观和美学观去反映历史和现实。[7]4-8恰逢建党百年，在这种现实语境之下，人民群众的爱国爱党的思想热情也更加高涨。在这种时刻，回望历史，唤醒记忆，是最容易移情，也是最容易引起共情的。这呼唤着更多弘扬主旋律的、符合时代需求、能揭示历史内核、符合人民期待视野、满足人民思想教育和审美需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具的文艺作品的出现。《觉醒年代》正是符合了这一需求，所以其取得巨大的成功是必然的。我們期待着未来有更多深入人心的、优秀的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出现。

参考文献：

[1]张智华，孙汶.论近年来我国主旋律电视剧的发展和变化[J].现代视听，2021（02）.

[2]中国视听大数据发布：黄金时段热播电视剧收视情况[2021年03月6日-03月12日][EB/OL].中国视听大数据.（2021-03-17）.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4408894621510134&wfr=spider&-for=pc.

[3]陈玉.西方“少即是多”与东方禅宗美学的关系探析[J].中国包装，2020（03）.

[4]刘廷新.江浙沪“小热昏”的缘起、传播及嬗变述略[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3（05）.

[5]朱明胜.话剧《茶馆》中“数来宝”的两译本对比分析[J].才智，2013（04）.

[6]杨清虎.“家国情怀”的内涵与现代价值[J].兵团党校学报，2016（03）.

[7]孙家正.关于电视剧创作的三个问题[J].中国电视，1995（01）.

（责任编辑：万书荣）